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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张新科 参加讨论
(一)

    传记文学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中国古代传记以发展,以唐代为枢纽,形成两个不同的重心。唐代以前的传记,以史书中的传记(即史传)为主流,代表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尤其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的出现,使史传文学呈现出勃勃生机。魏晋以后,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史学著作从总体上淡化了文学性,又由于统治者对修撰历史的重视与控制,使史学著作思想性也明显减弱,因此,史传文学逐渐衰微。而从西汉末年开始,由于受史传的影响,各种杂体传记逐渐兴盛,尤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有力维护了杂体传记的发展,使之成为唐代以后传记的重心。(1)
    中国古典小说,以唐代传奇为成熟的标志。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历史传记有密切的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尽管他所说的“小说”与现代小说概念相去甚远,但也反映了小说的最初状态,从他所列“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来看,大部分是以 历史命名。章太炎云:“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与近世杂史相类。”(2)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志怪、志人小说,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考证,其中不少名人轶事属可信事实。李剑国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一书中也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所以,志怪、志人小说上承史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起着桥梁作用,但不能把它作为唐传奇的渊源。唐代传奇以史传笔法为主,同时融进了志怪、志人小说的一些特色,成为中国小说成熟的标志。在它之后的小说如话本、讲史等,与史传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即使到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也未脱离传记的影响。
    再从人们的审美观点来看,一般人总是喜欢以“史”、“史传”的标准来衡量、评论小说。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认为:“中国的明清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小说本身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接受。……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作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3)由于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们评论小说动辄以“班、马史法”来相许,“盲左腐迁”也成为小说评论家常用的术语了。这样的审美观念,也正说明小说与史有一种密切的关系。马瑞临在《文献通考》中说:“传记之作……而通之于小说”,并把《越绝书》等杂史称为“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4)。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小说,正史之余也。”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里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史是基础,对小说及小说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把史传到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一简要归纳的话,可以说走过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历史重真实,史传则是在真实基础上加进了文的色彩,即以真为生命,以虚为衬托。到了传奇小说后(包括历史演义小说等),则是“三分事实七分虚构”,以虚带实。直到最后,成为纯粹的小说,即完全以虚构为手段描绘人物。把这个线索用图表示,即为:
    实(历史)――实·虚(史传)――虚·实(传奇及讲史、历史演义)――虚(纯小说)。
    从这个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水浒传》无疑与史传有密切的关系。
    (二)
    《水浒传》在内在精神方面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
    一是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古代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都倾向于现实主义,真实描绘历史发展中的人和事,以达到褒善贬恶的目的。尤其是史传作品,《左传》、《国语》、《战国策》乃至于“前四史”,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敢于批判邪恶,歌颂正义。象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敢于冲出为尊者讳的藩篱,把如椽之笔伸向统治阶级内部,揭露其丑恶行径,剔除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敢于把热情洋溢的笔墨付诸贱微的下层人物,对刺客、游侠等表示极大同情,并且赞扬他们的一些优良品德;敢于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作汤武孔子,如此等等。正由于《史记》敢于批判现实,所以统治者视之为“谤书”,这也从反面说明《史记》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水浒传》继承发展了史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这种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是史传精神的再现,正因此,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把《水浒传》也列为禁书。《史记》是“谤书”,《水浒传》是禁书,足见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反抗精神。由于专制制度的压迫,人的生命活力受到抑制。反抗强暴,乃是人的生命活力的释放,体现了生命的价值。传记文学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像《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张良狙击博浪沙,尤其是秦末农民起义中涌现出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等人,掀起了历史的巨浪,摧毁了暴虐的秦朝,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反抗精神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复仇因素,个人的、家族的、社会的等等,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精神却深深在感召后人。《水浒传》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也正是这种反抗精神的继续。开始是零星的个人复仇,逐渐地发展为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向封建社会挑战,不向官府低头,轰轰烈烈,写出了一部悲壮的史诗。“逼上梁山”,是由被压迫到反抗这条道路的形象化的高度概括。
    三是侠义精神。中国古代传记中有“尚侠”精神。侠客为了某种理想、信念,为了报答知已,往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司马迁在《史记》中正式为这类人立传,并予以高度称赞:“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心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虽时扦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的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5)《水浒传》中的英雄无不具有侠义精神,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们的议事厅取名“聚义厅”也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把《水浒传》作为一部表现侠义精神的作品来看,那么,它的源头就是古代传记,尤其是《史记》。从《史记》的《游侠列传》到《水浒传》,其内在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清晰可见的。
    四是英雄主义精神。古代传记,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从上古时代的黄帝开始,有数不清的英雄。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英雄,也有初出茅庐的少年英雄。他们在历史上、在某个方面有过辉煌,轰轰烈烈干出了一番事业。仅秦汉之际而言,秦始皇撗扫六国,一统天下;项羽叱咤风云,灭掉强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强暴;汉高祖起于贱微,终登帝位;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海;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将;还有那张良、萧何、陈平,还有那卫青、霍去病,等等,真是英雄辈出。而像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众多的英雄出现在传记之中,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传记因为有了这些英雄而显出勃勃生机同。司马迁曾说作七十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6)。传记作品记载的就是这些“倜傥非常之人”,是英雄者的颂歌,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水浒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是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传记作品中,许多英雄以悲剧结局,但其英雄主义精神却给人以鼓舞、以力量。项羽失败了,但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人间。同样,《水浒传》也以悲剧结束,但它留给后人的并不是哀伤,而是那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精神。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传记中还写了大量的忠奸斗争,写了不少命运坎坷的“奇人”,写了许多贤才之人受排斥打击的事实,等等。这些都对《水浒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水浒传》在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曾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7)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水浒传》写法上继承了传记的写人手法,二是说在艺术上又超过了传记。此话颇有见地。《史记》中有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动人故事,《水浒传》里也有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史记》中的李广,善于射箭,《水浒传》中有“小李广”花荣,是神射手。《水浒传》中的吴用,人称“智多星”,小说写吴用出场时有一首《临江仙》词赞吴用:“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这就是说,吴用就是《史记》中的陈平、《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宋江出场时,作者也称赞“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可见宋江身上具备了《史记》中萧何、孟尝君两人的特点。《水浒传》中大量的诗词取材于传记的事实。如第十一回写林冲逼上梁山后,受到王伦刁难:“闷似蛟龙离海岛,愁如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涟涟,江淹初去笔,项羽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伍相忧煎。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苏武陷居延。”这首《临江仙》词连用十人典故,基本都出于传记之中,尤其是《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史传作品。《水浒传》对传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个性化的人物。传记与小说,虽属不同的体裁,但都以刻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中国古典传记,从《左传》开始就已刻画个性化的人物,到《史记》显得更为突出:“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的廉颇面目,樊哙的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8)为了写出个性化的人物,传记作者都特别注意选择典型事件,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用人物自己的行动、语言来体现其个性。有时为了突出个性,还采用对比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传记的这些特点,也写出了极有个性的人物。金圣叹评《水浒传》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人,也只是一样。(9)”、“《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10)”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身份、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水浒传》也注意选择典型事件表现人物个性,如通过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表现了武松刚毅不阿的性格;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事件,表现了鲁智深嫉恶如仇、直爽粗犷的性格。《水浒传》也注意用人物自己的行动、语言表现其性格特征,如“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写道:“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擎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寥寥几笔,刻划了石秀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可以说,小说对传记文学的写法都有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戏剧化的场面。戏剧化的场面,是指作品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愈激烈,场面就愈宏大,作品的节奏也随之加快。传记文学中的场面描写是极为常见的,战场上、朝廷里、宴会上,矛盾无处不存在,无时不冲突。如《史记》中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背水一战”、“东朝廷辩论”、“易水送别”、“荆轲刺秦王”等,都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也不乏场面描写。到了《水浒传》,更加注意场面描绘,调动各种手段,大肆渲染重要场面,使其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雅士之赏此书,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主枚举。而其最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宴张楚,高祖还乡,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其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水浒传》中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花荣大闹清风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梁山泊排座次”等,都对传记艺术进行了新的发展。《水浒传》中有些场面还可以从传记中找到原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水浒传》第34回写花荣、宋江设计擒拿秦明,用的也是这种招法:“先使小喽罗或在东,或在西,引诱的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上面却放下水来。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但《水浒传》决不是单纯地模仿传记,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第三,《水浒传》在叙述方法上,采用了传记的形式。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亦的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可以说,《水浒传》就是一百零八人的列传。纪传体例是由司马迁《史记》开创的,这种形式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以写人为中心,写故事先从主人公家世、来历写起,对人物的姓名是、籍贯以及外貌、性格等作简括介绍,然后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一直写到人物的死,乃至于写他的后代子孙;其二是写人物时不是纯记流水账,而是每篇有一个“主脑”,围绕人物的性格特征选择几件典型事例,有重点、有层次地叙写;其三是情节起伏多变,引人入胜,但又写得有头的尾;其四是结构独特,《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传著作中的人物传记,从总体上看属于史书的一个部分,但各篇之间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每篇传记都有作者的评论,以“太史公曰”、“赞曰”等形式出现,或在文后,或在文前,有时在叙事中直接评论,夹叙夹议。《水浒传》深受这种形式影响,每个主要人物出场,作者都要先介绍一番此人的姓名籍贯,绰号武艺,象晁盖、宋江出场时的介绍,都非常细致。小说中的故事极富生动性、曲折性,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变化多端,每个人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提起林冲,人们就会想起他“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火拼王伦”等故事;提起鲁智深、武松、杨志、李逵等等,人们都会想起他们极富个性的事件。《水浒传》在结构安排上,主要是单线发展,但又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每个人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壮阔画面。《水浒传》中也明显地带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人物进行评论,有时借他人之口评论,有时直接评论,有时在某个英雄事迹完全结束时,也有一个类似“太史公曰”的评论以韵文形式出现。如第44回写石秀出场时,借戴宗、杨林之口称赞:“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并有诗为证:“路见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那堪石秀真豪杰,慷慨相投入伙中。”又从杨雄眼中看石秀,果然好个壮士,并以《西江月》词单道石秀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
    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拚命三郞石秀。”这种正面、侧面评论人物的方式,无疑也是受到纪传体例的影响。
    第四是虚实结合的手法。由于刻画人物的需要,传记与小说都要进行拟言代言,合理想象。一般来说,传记所记述的是真人真事,真实是它的基础,这是一种“真”。还的一种“真”,即艺术的真实。传记作家根据历史事实,在符合生活逻辑、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对所写事件进行合理的艺术发挥,使历史的“真”显得更为形象、生动。为此,作者设身处地,替人物拟言代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1)”传记在刻划人物形象时往往采用以虚补实、以艺术之真补充历史之真的方法,这给古典小说虚实相生、寓实于虚的方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这一点上,传记与小说只是“相通”而不是“相同”。小说的特点,正如金圣叹所说是“因文生事”(12)。可以进行虚构,具有更大的想象自由,不像传记那样是“以文运事”(13),要受到历史事实的限制。虚实结合还体现在对那些奇人奇事的描绘。传记中的奇人奇事,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在某些方面总的超人之处。《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这比传记有更大的发展。作者把英雄们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并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虚实结合还表现在对人物行为的渲染和夸张上。传记中写人物,在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进行艺术夸张,如《史记》写项羽,多处用夸张手法,写巨鹿之战时,连用几个“无不”,渲染气氛;写到楚汉相争时,项羽:“瞋目而叱之”,使对方人马俱惊、倒退几里。《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传记的夸张手法,写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极富浪漫特征。
    注释:
    (1) 详参陈兰村、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一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2) 《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1906年21期。
    (3) 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 《文献通考》卷一五九。
    (5) 《史记·游侠列传》。
    (6) 《史记·太史公自序》。
    (7) 《读第五才子书法》。
    (8)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斋滕正谦语。
    (9) 《读第五才子书法》。
    (10)《水浒传序三》。
    (11)《管锥编》第一册16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读第五才子书法》。
    (13)《读第五才子书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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