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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认为，美国文学的历史不长，资料完整，线条单一，故美国文学史的撰写应该相对容易。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甚至有些似是而非。就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历史与资料都不是问题，但至今“重写”的呼声不绝于耳。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些难点与困惑并不少见，尤其是有关文学史写作中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它研究的对象以及相应的主观把握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如今，这些问题已汇成了一个具有学术魅力的新课题。 作为世界文学中“年轻”的一脉，美国文学在短短的百余年间迅速崛起，先后出现了三次文学上的高潮[1]，涌现了大量世界一流的作家，形成了波澜叠出的文学流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数以万计的文学作品既是美国文学的骄傲，但也给文学史家出了难题：如何在篇幅有限的文学史中不失公允地遴选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以发扬光大这种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便是文学史家的主体因素。因为一切历史都不可能是不受主体影响的自在状态的历史本体，而只能是经过主体选择后的历史，文学史也一样。在这种大历史和文学史编写中，无疑会渗透了各种主体因素：个人的历史观、社会观、文学观、审美观等等，还与一定的知识结构、心理定势、意识形态、理论装备等密不可分，包括作者对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和理解，如什么是真正的（经典的）文学、文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等，这些问题并不是某些文学概论的教材中空悬的理论陈述能回答的，而往往是作者心灵深处对文学艺术的一种感受与体认。缺乏这种最根本的认识，既无法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进行优劣高低的评判和挑选，也难以写出一本具有学术魅力、广为接受的文学史著作。主体因素涉及方方面面。我认为，文学作品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矛盾与弊病以及人性的弱点等。而这些，又是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任何一本优秀的文学史，如勃兰兑斯的欧洲文学史或泰勒的法国文学史，都不会脱离一定的社会背景与政治来空谈文学。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一切事物都是社会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2]11问题是，在经历了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后，国人对文学史中的“政治”似乎特别敏感，一种想以审美研究来完全取代社会分析的倾向时有流露。因此，借助一些新的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新批评等等来论述文学作品中叙事语法和结构型态等等的文章日渐增多就是这种倾向的一种表现。当然，在文学研究日趋精深的今天，运用这些方法对一些文学作品作进一步的深层次的解读，自有其必要性，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帮助大家理解作品的意义和欣赏艺术上的特点。文学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派史或风格史，它需要梳理、归纳、概括文学发展的外部表现和内在规律，向读者介绍某一国家或民族在一定的阶段中文学的诸多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艺运动、文学形态、文学潮流乃至艺术手法等等。那些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观点的人实质是混淆了“功利政治”、“庸俗社会学”即力图把某些文学现象来服务于某种既定的文艺观或政治观、把文学当成是强权意志者任意拿捏的面团与人文政治间的界限，以所谓的政治立场取代文学本体。实质上，这两种政治观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不能因为伪政治而否认文学的政治意义。早在1910年，西方文学史专家朗宋便在他的《文学史方法》中明确地指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的反映。他把文学看成是对社会、政治、宗教意识等现象的形象化说明，故文学史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弄清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弄清作品中的问题，让读者认识历史、社会与文化[3]。这个观点一直是西方文学史家坚信不疑的。R·W·霍顿和H·W·爱德华兹在《美国文学思潮背景》（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ought）的序言中说：“只要简略地翻阅任何一本标准的美国文学选集，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文选都与特定的历史、政治、神学、社会学潮流有关。”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文学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内涵而不必忌讳政治意识。每一部文学史著作的背后都能看出作者游动的影子。美国文学史虽然新作不断，但如西方（欧洲）文学史一样，总的说来相对稳定，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始终秉承了文艺复兴兴起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尽管如今的人文精神在形式上已不能完全等同于18、19世纪的那样，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位文学史家都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文学作品，一般却不会偏离这个大方向。 文学史撰写中主体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作者的知识层次和理论装备、文化观念与研究方法等。它们是文学史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尺。传统文学史之所以受到当代性的挑战，就因为观念的滞后与研究方式的保守给人有材料罗列的缺憾。大多数传统的文学史在朴学、史学甚至美学等几个维度上颇具亮点，资料、分析与见解中规中矩；但这种权威性的著作常常为旧式框苑所囿，体例结构上多半是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加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征等，缺乏个性，大同小异。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不少带有创新意识和掌握了新颖研究方法的作者开始了文学史撰写的转型与变革，主体因素进一步突出，多角度、多方位、多元思考与观察，使文学史更多地染上了作者的主体情怀并显示了缤纷的色彩，烙上了“当代性”的痕迹。 二 美国文学史与西方（欧洲）文学史一样，虽然相对稳定但仍受到了“当代性”的挑战。“当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计量，首先与现实语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一部好的文学史不是一劳永逸地静止存在，它始终处于完善、补充、淘汰、新增的过程中，以文学的发展、进化和开放的格局作为内在依据而不断推陈出新。当代意识，包括社会意识和现实理念都会融入其中，从而建构一个全新的文学史体系。以第一部权威的美国文学史《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为例，它出版于1917年，当时只是把美国文学看成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加以观照，内容与材料都相当单薄。与今天的8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洋洋数百万言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近一个世纪以来，《剑桥美国文学史》随着时代的变化、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了大量“当代性”的内容，从1590年一直写到20世纪末，几乎涵盖了美国文学的整个历史，超过了美国建国的历史。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它的每一次再版，不仅仅是量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对作家作品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后几卷，随着新的文论相继出现，各种理论旗帜下的文学评论家都以自己特定的视角对某一时期的作家作品作出了新的解读。而那些多人合作的文学史中，同一文本黄铁池：独语与喧哗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以往的文学史中难以想象的现象。这种多元并存的态势无疑是当代美国社会兼容并蓄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呼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史写作从独语走向喧哗的趋势。 美国文学史撰写的流变，是逐步演化的过程。在不断的“当代化”调整中，从理论到方法，从内容到范式，全方位地进入渐变向前的发展之中，涉及了文学史写作的各个方面。《诺登美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自1979年出版以来，大受欢迎，已成为美国大学文科的教材，销量独占鳌头，其权威性无可动摇。但尽管如此，这部选集仍在不断的修改之中。而这种修订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新的认识、新的评价之上。每一位经典作家都可能经受“当代性”的反思，在现实环境中显示出新的闪光点，但也有某些作家因时间的流逝和现实关系的变迁，其作品不再风光，哪怕它们有过声名显赫的历史，也一样会被调整甚至淘汰。由此可见，当代性的意义，就是要借今天的认识来判断过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通过现在理解过去。也因此，文学史对有些作家的评价可能会大起大落。杰克·伦敦即是典型一例。各个阶段不同的文学史对他的成就看法不一，争议与非议、赞赏有加或嗤之以鼻的都大有人在。这样一位曾经叱咤美国文坛的大家，在许多文学史中竟一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作者主体因素和现实环境的变化所造成的现象，他忽而被推到中心，忽而又被挤到边缘，其文学地位的沉浮表明了多元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相当巨大。杰克·伦敦的例子可能较为极端，但美国作家中很少有盖棺定论的，或许用一种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标尺来对作家丈量定位，并不符合“当代性”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性就是多元与矛盾的组合。另一本与《诺登美国文学选集》相似的著作《希斯美国文学选集》（The Heart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与前者一样，都是鸿篇巨制，既有作品选编，又有作品评析和作家生平介绍。半个多世纪以来二者平分秋色，但若撇开它们间的相似点如文本范式等而细细地比较一番，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因编者的主观因素而呈现的差异，特别是入选的作家作品不甚一致，《诺登》走的似乎是“高端路线”，尽量收集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家，而《希斯》则匀出部分篇幅描绘一些雅俗的作家。这倒并非在唱对台戏，实由编者审美意识和读者不同的欣赏视角所左右的。对于这样的分歧，美国读者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认为，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同样，每一部文学史的编写者也有权选择，文学史面目的多样性，显示了其撰写与阅读的另一种权利。不同的审美观与视角，不同的立场所带来的开阔视野有助于对文学事实的互补和较为全面的考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诺登》和《希斯》在某些方面的做法，还是相似的。因为篇幅所限，面对了美国文学新作迭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崭露头角成了世界文学中公认的大家，需要收编其中的现实，二者都采用了“推陈出新”、“厚今薄古”的做法，不断地压缩、调整原有的内容以保持选集的新鲜度和经典性。当然，这种变化，也不排除因主编更换而带来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美国文学史中另有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也始终处于当代性的挑战之中。史毕勒主编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Literatur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自1948年问世以来，几乎成了后来各种美国文学史编写的蓝本，其选目精当、评价稳妥、篇幅适中等优点备受赞扬，但几十年来恪守传统，缺少“当代性”元素，也使它受到了现代读者的质疑，其权威性在“开放性文学史”面前发生了动摇。 除了《剑桥美国文学史》之外，最典型的“开放性文学史”当数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哥仑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部著作由多人合作而成，其特点便是各抒己见。除了坚持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立场之外，没有其他的一致口径，连文本的形式也不尽相同。这种文学史范式的出现，无疑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有密切的联系。当代的读者似乎不再钟情于一统天下的说法，而希望在不同的文本中体验到多元模式与新颖话语结构的魅力。这也是对文学作品可以有不同阐释取向的一种肯定。当然，“开放性文学史”也有它明显的不足———结构松散、前后衔接困难、顾此失彼、难于统揽全局，等等，与传统的文学史范式反差过大，有时给人有突兀的感觉。 美国文学史应对“当代性”的挑战，不仅仅限于以上那些权威性著作的范围。更重要的方面是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各种不同流派文论的诞生，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编写的热浪悄然涌现，它们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单一的独语式的文学史模式而重构了一个多声部的文学史体系。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再以大历史式的框架来通述文学发展的全景，而倡导一种个性化的、专题式深入研究的方式来突破被他们视为教条古板的局限。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这些不同面貌的文学史著作数量大增，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有马库斯·坎利夫的《美国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它把文学作品与作家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观照，颇中肯綮；也有侧重于分析美国思想或历史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的著作如珀林顿《美国思想主潮》（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1927-1930）等，它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思想支撑以及与现实的关系。这种新的切入点有别于作家作品罗列的传统手法，有利于读者从社会思想的高度来把握美国文学的主题内涵。而更多的著作常常截取一个时段或解码一种体裁加以研究，实质上是分类文学史的写作。较为惹眼的有马尔肯·布拉德伯里的《现代美国小说》（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R·卡尔的《美国小说1940-1980》（American Fitions1940-1980）等，它们分门别类地梳理了某一时期美国文学中的诸多流派如“战争小说”、“政治小说”、“女性小说”、“黑人小说”、“犹太小说”等等。而A·T·鲁滨斯坦所著的《美国文学源流》（American Literature Root and Flouer）和乔治·珀金斯、巴巴拉·珀金斯所著的《文学中的美国传统》（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常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中的姊妹篇，从美国文学的草创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相当敏锐地描述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环境与文学流派甚至经济发展对文学的总体影响等，启发读者作深层次的思考。除此之外，安·查特的《美国小说及其作家》（The Story and its Writers）和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所编的《牛津美国短篇小说集》（The Oxford Book of AmericanShort Stories）主要关注小说与作家的关系以及短篇小说的杰作，也很有特色。而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类文学史中甚至还出现了前瞻性的著作如《展望———美国文学新生代》（Next：Young American Writers）等，对一些最新闯入文坛的小字辈予以了关注和评价，以客观的态度和透彻的分析，指出作者的成就与不足，力图引导文学新青年不断走向成熟。 所有这些，表明了美国文学史的写作正向纵深发展，呼应了“当代性”的时代要求。这种以人文精神为立足点，以当代的眼光为基准，以不同文学形态为对象的研究方法，根本性地解构了以往独步天下的传统文学史格局而呈现出百家争鸣、众语喧哗的“复调”态势。 三 美国文学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独语”走向“喧哗”，经“当代性”反思而前行，形成了一种繁花似锦的多元文本模式互补、并存的趋向，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中相当突出。我们在对它的审视中也可以比对中国编写的美国文学史或西方文学史甚至中国文学史的特征或难点，看看有什么值得借鉴和启迪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中文撰写的美国文学史数量不少，其中董衡巽等主编的《美国文学简史》（下称《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刘海平、王守仁等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四卷本（下称《新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最具影响。《简史》初版于1978年，但酝酿已久，动笔于“文革”后期。这是第一部中国学者尝试编写的美国文学史，作者基本上都是社科院美国文学研究专家。但是，由于当时资料缺乏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要写出一本立论公允、材料翔实、评价恰当的美国文学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前辈专家甚至不主张匆忙上马（1），而客观形势的需要，特别是面对即将迎来高等院校重新招生，有关专业缺少教材的形势下，《简史》上册终于冲破障碍得以出版。这部文学史和国内撰写的大多数西方文学史一样，有原版的蓝本为参考，加入我们的观点或倾向。这些提法不少地方现在看来未免失之偏颇，束缚也多，但总的来看仍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美国文学发展的轨迹，给读者带来了美国作家作品的许多“新信息”，为美国文学全面进入中国读者的视域起了先导的作用。可喜的是，10年以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流毒的逐步清除，《简史》的修订本与下册同时问世，对原著中一些明显的“左倾”观点予以了修正。又一个10年，《简史》在新的形势下重新修订再版，这次变动更大，增加了当代的篇幅，有些观点与提法也补充了“当代性”元素。主编者还特意关注文学史的编写方式问题。在“重文”与“重史”之间采用了调和的态度，“既照顾文学史上各种流派和作家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又注意到对文学艺术特征的分析，注意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探讨它们如何构成史的发展”[4]2。故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好评。而《新编》的撰稿人不同于《简史》，大多为高校相关专业的学者。从篇幅上看，它与国外版的美国文学史已不相上下，系国家社科 “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该书对整个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做了全面的梳理，从印第安传统的文学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在充分分析和总结了各种美国文学史的长处和不足之后，针对中国读者的需要，用6年的时间编撰而成。正如本书的编者在序言中指出的，此书最大的特征是一个“新”字。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扩大，使获得和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成了可能，新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又大大地拓宽了视野。尽管这部著作形式仍沿用时间主轴、线形叙述的手法，但始终未忘与现实结合的当代性叙述，编者力图实践史毕勒的文学史观即“每一代应该至少写出一部美国文学史，因为每一代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过去”[5]7。可以说，《新编》代表了中文版美国文学史的最新成果。 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文版有关美国文学的著作在当代性的影响下，时有新作推出，而且也呈现出多元与开放的趋势。除了上述那种全面的、规模巨大的著作之外，还有不少专题型、阶段性或体裁性细化的文学史专著问世。如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史》、汪义群的《当代美国戏剧》、秦小孟的《当代美国文学———概述及作品选读》、虞建华的《20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张立新的《20世纪美国文学导读》、黄铁池的《当代美国小说研究》、毛信德的《美国小说发展史》、张子清的《20世纪美国诗歌史》、李公昭的《20世纪美国文学导读》、常耀信的《美国文学史》等等，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文学的细部加以观察探讨，这表明中国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为新一代美国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参考。 整体说来，无论是美国本土的文学史或他国编写的美国文学史皆各具特色，也能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尤其是中文版的文学史，倘若与国外版比较，明显的不足还是在于单一性和机械论，数量可观但面目相近，有的文本中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都是引述原版的文句而缺少对文学作品解读后的真正感悟，习惯于情性写作。另外，即使是多人合作的文学史，也很难看出编写者主体因素的影响，脱不了人云亦云的机械模式。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外读者对文本阅读的不同口味、接受习惯乃至中西文化中求同与求异的巨大差异。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差异性反而可以成为彼此取长补短的一种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写作虽然强调及时地汲取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但毕竟与文学研究有不同的特点。西方文论中一些时尚的流派或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论、现象学、母题说、元小说等等都是文学评论家常用常新的武器，用这类理论来论述某些文学作品常常会带来审美的新感受。但文学史更偏重于文学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脉络，过多过杂过玄的理论并不利于普通读者对文学史实的接受。而与此相关的文学史编写应考虑读者对象：不同的读者层次如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与专业的研究生、博士生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文学史读物以避免读者过重的阅读负担或低层次知识的反复。 国内编写的美国文学史，和其他一些西方文学史如杨周翰等人的《欧洲文学史》、朱维之的《外国文学史》以及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等一样，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这应该归因于选择了较好的蓝本和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再加上不少分类性的专著，总体呈良性发展的态势，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期盼有更多的视野开阔、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且各具个性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尤其是最后一点，即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阐释外国的文学作品，让中外学者、读者在同一平台上交流彼此的文学观念、审美经验，在众语喧哗中分享对现实和人生的感悟，这无疑是外国（美国）文学史撰写中的一种理想状态。 注释： （1）董衡巽先生曾与笔者谈起：《简史》编写之前，他曾走访一些先辈专家寻求指导，但有的专家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目前对美国作家作品研究尚不深入，遑论写史。其实，据笔者愚见，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外国文学史的编写，主要靠蓝本与原版材料的收集，再加上对一些重要作家的研究，不可能对所有的文学作品一一研究深透之后才撰写。实质上，专家担忧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不可能写出一本有学术质量的文学史。 [参考文献]： [1]黄铁池.美国小说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中华书局，1941. [4]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Robert Spiller.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Macmillan，1948. ［作者简介］黄铁池（1951-），男，浙江余姚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37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