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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洲老兵 阿玛杜•库鲁马，20世纪非洲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1927年出生在非洲的科特迪瓦北部省份布迪亚里。科特迪瓦南临非洲几内亚湾，过去曾被称做“象牙海岸”，是非洲古老的小王国。在她的南面，则是“奴隶海岸”（如今的贝宁与多哥境内）、“黄金海岸”（如今的加纳境内）。自15世纪之后，她接连遭到葡萄牙、荷兰和法国的殖民者入侵，于1893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二战”结束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逐渐退出非洲大陆，1960年8月成立了独立的科特迪瓦共和国。科特迪瓦有六十多个部族，主要的有阿肯、克鲁、曼迪等部族，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拜物教，法语为官方语言。这个国家植被丰富，大部为热带森林和草原所覆盖，盛产咖啡、香蕉、棕榈油和金刚石。 按照旧有的习俗，阿玛杜•库鲁马出生之后就被送到了舅舅家，由舅舅作为监护人抚养他长大成人。他的舅舅是一个部落猎人，也是一名土著医生，信奉伊斯兰教，还担任了本土拜物教的主祭司，因此，舅舅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带给了小库鲁马以丰富的文化滋养和想象力，也成为了他后来小说的一个人物原型。后来，阿玛杜•库鲁马在家乡念完了中学，舅舅就把他送到了科特迪瓦北部国家马里的首都巴马科，让他在那里的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在学校里，阿玛杜•库鲁马勤奋学习，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后来，学校里发生了一次学潮，阿玛杜•库鲁马被学校当作学潮领袖给开除了。这是阿玛杜•库鲁马第一次品尝到了独裁政府的威力。他无法回到家乡，不得不参加了马里政府的军队，成为一名士兵，不久，被派往马里东部，去那里镇压活动越来越频繁的“民族独立运动”游击队。但是，士兵阿玛杜•库鲁马从内心里反对镇压那些争取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觉悟者，因此，他逃离了马里政府军，四处游荡了一段时间，又参加了法国人在非洲组建的非洲军团，被派往印度支那，也就是亚洲的越南，到那里去镇压当地日益活跃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组织。 就这样，阿玛杜•库鲁马在越南一共呆了四年，在和争取独立的越南人的战斗中，阿玛杜•库鲁马感到了痛苦。正是青年时期的这段军旅生涯，给阿玛杜•库鲁马带来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好机会、尤其是他观察“二战”后土崩瓦解的旧殖民主义体系的最后时刻，看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的瓦解和苟延残喘，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浪潮的风起云涌。1954年，就在法国即将结束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前夕，阿玛杜•库鲁马拿到了一笔退伍费，他离开了越南，前往法国求学。这时，阿玛杜•库鲁马已经27岁了。一开始，他在一所技术学院学习电气工程学，不久，他又进入南特航空航海学校，学习工程技术。由于缺少奖学金，加之他意识到自己学习的科技专业在非洲今后没有用武之地，不会有前途，于是，他又来到里昂，在那里的一所学校改行学金融保险和统计学专业。在里昂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姑娘，两个人坠入爱河，后来，他和这个法国姑娘结了婚。 “独立的太阳”是晦暗的 1960年8月7日科特迪瓦独立之后，他带着结婚不久的妻子一起回到了祖国，在一家金融保险公司工作。当时，阿玛杜•库鲁马还是共产党员，科特迪瓦的独立使他看到了希望他回来也是想报效祖国，但是，他没有想到，独立之后的国家政权很快变了颜色。1963年，与科特迪瓦同在一个纬度线上的非洲国家多哥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一个军官推翻了多哥的首任总统，当上了大权独揽的军事独裁者。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因而受到了启发，他害怕被军人和其他力量赶下台，就抢先发动了一场旨在清除“潜在威胁”的运动，把所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全都关进监狱，自然，归国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金融保险分析师阿玛杜•库鲁马，也在被清除的名单里。不过，虽然阿玛杜•库鲁马的不少好朋友都被关进了监狱，有的还被暗杀了，但多亏阿玛杜•库鲁马有个法国老婆，他只是被警告，不许乱说乱动，他还有人身的自由。不久，形势严峻了起来，他丢掉了工作，被公司开除了。在这种被打击、监视和损害的情况下，阿玛杜•库鲁马毅然拿起了笔，开始写作了。可以说，阿玛杜•库鲁马写作的缘起，就是他亲眼看到了祖国独立后呈现的却是更加混乱的社会局面，亲身体验到了威权政府的滥权和腐化，有感而发、不吐不快，最终走向了文学之路。这说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4年，阿玛杜•库鲁马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独立的太阳》。这是一部用法语写成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小说逼真地描绘了某个刚刚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现代非洲国家里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带有自传性，因此，感情相当饱满。这个知识分子，其实就是阿玛杜•库鲁马的化身。他满怀抱负和理想，回到独立后的祖国，却遭到了怀疑、压制和威胁，在一场排斥异己、打击知识分子、进行社会禁锢的运动中失去了自由，同道们也一个个被暗杀和监禁。可以说，阿玛杜•库鲁马一开始写作，就是以笔为枪了。虽然他以文学的笔法塑造了知识分子和独裁者的形象，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矛头所指，是在抨击科特迪瓦的统治者博瓦尼总统。不过，当时的博瓦尼总统是法国在非洲寻找到的一根重要支柱——博瓦尼支持法国和欧洲对抗苏联的冷战，因此，任何对博瓦尼的攻击，是触犯了西方的根本利益的，尽管阿玛杜•库鲁马谴责的是独裁和暴政，也无济于事。西方所标榜的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概念，在自身的战略利益面前显得很苍白。所以，科特迪瓦没有人敢于出版《独立的太阳》，这部批判当局的作品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流传。不久，来自科特迪瓦当政者的威胁传到了他的耳朵里，阿玛杜•库鲁马不得不走上了流亡之路。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继续从事金融保险业的工作。 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在全球法语区征集法语小说进行评奖，他把《独立的太阳》的打印稿邮寄到那里，获得了评委会委员们很高的评价，小说不仅在报刊上发表，还获得了征文大奖。1970年，《独立的太阳》单行本由法国的瑟伊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后，获得了法国文学界的很高评价，《独立的太阳》还被非洲当地的法语学校定为中学生必读书，由此奠定了阿玛杜•库鲁马作为非洲新一代小说家的地位。 “我不再碍他们的事了” 1969年，科特迪瓦实施了“大赦”，阿玛杜•库鲁马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祖国，继续在一家金融保险公司工作，业余时间里勤奋创作。1974年，阿玛杜•库鲁马写了一个戏剧作品《说真话的人》，引起了轰动。 这是一出带有荒诞风格的娱乐剧，讽刺了非洲社会生活中那些表里不一的人是如何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获取到自己的利益的。由于这出戏剧的指向比较隐晦，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科特迪瓦的最高统治者博瓦尼，博瓦尼自己也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他敏锐的鼻子没有闻到这出戏剧的危险性。但是，法国驻科特迪瓦的大使告诉博瓦尼，这个剧本里面隐藏着非常危险的、会损害博瓦尼形象的因素——戏中对骗子的揭露，就是在指涉他。总统博瓦尼很生气，他要惩罚阿玛杜•库鲁马了，阿玛杜•库鲁马听到消息，就不得不继续流亡。这一次，他去了喀麦隆，在那里的一家国际保险公司工作，并且前后担任了10年的公司总经理一职。后来，他又到多哥的一家国际保险公司担任总经理，依靠自己的金融学和统计学专业混饭吃。他在多哥停留下来，是因为多哥的东边靠近尼日利亚，西边隔着加纳，几百公里之外就是自己的祖国科特迪瓦了，这使他感觉没有离祖国太远，可以随时观察祖国的情况。就这样，一直待到1994年，67岁的阿玛杜•库鲁马从多哥的国际保险公司退休之后，才再次回到了科特迪瓦。他说：“人家派人给我传话，说我不再碍他们的事了。” 1990年，阿玛杜•库鲁马出版了他的第二部法语小说《侮辱与反抗》，与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相隔达20年之久，可见写作对于他来说是多么艰难和谨慎的事情。《侮辱与反抗》是一部悲愤之作，它将批判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历史。阿玛杜•库鲁马将非洲的20世纪的历史，以画卷的形式逐步地呈现，缓慢地道来。小说很有形式感，每个篇章都很短小，有的篇章作为插入的章节，引用的是非洲的巫师和乐师的唱词，使小说带有仪式感和独特的地域文化性。 阿玛杜•库鲁马信仰伊斯兰教，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因此，他并不相信当拜物教祭司的舅舅在他小时候传授给他的那些非洲古老的部族巫术。在小说中，他激烈地批判了非洲人信仰超自然能力的巫术和拜物教所带来的愚昧，因为，巫术根本就是麻醉自我灵魂的骗人把戏，巫术只有利于外国殖民主义者和本国独裁者。就是因为信奉巫术、对侵略者和“白人魔鬼”不加反抗，才会有超过4000万的黑人被卖到美国做奴隶——这还不包括在漫长的海运途中死了的那六千多万黑人。同时，他对19世纪以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带给非洲的殖民文化与西方文明，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深入的反思。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想要的只有利益，他们嘴上谈论的是民主和自由，干的事情却是种族主义那一套，是掩盖在文明旗号下的抢劫和掠夺。好不容易等到他们走了，非洲人才发现，眼前是一个文化上四分五裂、无所适从，社会制度上千疮百孔、暴力横生的国家，一个陷入到独裁者层出不穷、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里的非洲。 在小说的最后，阿玛杜•库鲁马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那些更加年轻的非洲国家统治者。这个时候，殖民主义者退却之后的战乱、独裁、种族冲突和骚乱逐渐停止，老一代的统治者纷纷退场，新一代的统治者上台，达成了新的权力结构和平衡。但是，非洲人民依旧陷于贫困、疾病、粮食短缺、愚昧和战乱当中。阿玛杜•库鲁马以大历史的跨度来审视百年非洲，强调了非洲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与挑战。 野兽也能投票吗 1998年，71岁阿玛杜•库鲁马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等待野兽投票》。小说的名字很吸引人，因为它非常有特点，饱含着一种义愤和幽默感。据说，阿玛杜•库鲁马在多哥的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谈论到一个成功发动政变的军人埃亚德马，这时，餐厅的厨师告诉他：“要是人们不投票支持埃亚德马，野兽就会从丛林里跑出来投票支持他了。”阿玛杜•库鲁马觉得很受启发，他就把小说原来的名字《猎人师傅的手势》立即改成了《等待野兽投票》。 《等待野兽投票》是阿玛杜•库鲁马最好的小说，理解和欣赏阿玛杜•库鲁马的小说艺术，最好从这部作品入手。它完全可以和拉丁美洲一些杰出的反独裁小说相媲美，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巴尔加斯•略萨的《小山羊的节日》等。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非洲文化的魔幻气息，而且，还带有非洲土著马林凯部落文化的内在结构。写这部小说，阿玛杜•库鲁马动用了当年他舅舅告诉他的很多非洲民间文化传说，阿玛杜•库忽玛属于非洲的马林凯部族，他自己说：“当我报出我的名字库忽玛，一个马林凯人马上就知道，我属于武士和猎人的种姓。我回到老家，回到家乡的村庄，巫师兼乐师就来了，提醒我，要我想起自己的遥远的祖先。”《等待野兽投票》是以叙述者化身为部落的乐师索拉，让索拉以口头吟唱和应答的方式，来讲述主人公科亚甲的故事： 科亚甲是马林凯部族的一个最优秀的猎人，他带有传奇性，历经磨难，一步步地走上了统治整个国家的高位。在吟唱者索拉的歌声中，科亚甲本人的历史也涵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从科亚甲的父亲、著名的部落猎人首领峭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感召，走出山林、穿上衣服开始，到他结婚生子，然后描述了科亚甲逐渐长大成人，并且勇武善战，当上了法国外籍军团的雇佣兵，然后，他通过一个个巫术的“奇迹”和与其他猎人领袖的血腥搏斗，征服了其他对手，逐步登上了独裁者宝座。马林凯人信奉巫术文化，小说的结构带有马林凯文化特有的音乐性和叙事长诗的特点，采用了马林凯部族在举行祭祀和其他大典仪式的时候才吟唱的洁净文形式（又叫东索马那）——这是一种歌颂武功的赞歌，由索拉念诵，旁边还有一个应答者，叫做科度阿，他要随着索拉的诵唱来应和。这个助手科度阿除了应答，还要扮演小丑、弄臣和滑稽角色，作为调笑和逗乐。“东索马那”不断地以回旋往复的方式，将主人公、伟大的猎人和统治者科亚甲的成长历程描述出来。小说中虚构了一个非洲海湾国家，实际上暗指科特迪瓦。马林凯部族的猎手领袖科亚甲经历很多磨难，终于成为独裁者，掌握大权很多年。现在，他面临着自己统治30年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在对手的挑战下，国家即将分裂。于是，在内战爆发的前夜，马林凯人为他举行了一场“东索马那”，歌颂他的传奇故事。这场“东索马那”一共进行了六个晚上，这六个夜晚的吟唱，就构成了小说的六个章节。 据说，科亚甲的形象取自曾统治多哥长达38年的埃亚德马，他于2005年3月去世，科亚甲的很多经历可以从埃亚德马的真实生活中找到影子。在小说的第四章，科亚甲终于登上了总统宝座，往来穿梭于西非各国，学习其他独裁者的经验，出现了非洲很多独裁者的形象。在这里，阿玛杜•库鲁马不仅以埃亚德马为原型刻画了一个独裁者，他还浓缩了西非各个国家独裁者的可笑而残忍的形象，也包括了科特迪瓦前总统博瓦尼。 在我看来，仅仅去批判现实政治、去描述独裁者掌握权力的过程，并不能够使《等待野兽投票》成为经典。《等待野兽投票》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非洲19世纪以来的历史伤痛展现出来，融合了马林凯人特殊的部落文化，写出了历史和当代非洲人命运的大寓言。小说以马林凯人的猎人文化和巫术传统为基点，叙述的风格像一首长调史诗，如同奔腾磅礴的大河在咆哮，而河岸两边的森林与猛兽都在诉说，喧哗、生动、繁复，充满了时间斑驳的印记。这是小说最成功的地方。 在《等待野兽投票》中，阿玛杜•库鲁马还根据马林凯人的文化习俗，赞美了母亲的崇高地位。这是因为，在非洲一些国家，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地位非常重要，在一些大家庭里，女人必须参与重大决策。阿玛杜•库鲁马说：“一个非洲人认为他的一切都来自他的母亲，一个大院子里，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住在自己的屋子里，父亲则住在外面，似乎是某种遥远神秘的东西。男人们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母亲。这是马林凯人等很多部族的基本文化观念。”小说中，阿玛杜•库鲁马塑造了科亚甲的母亲娜珠玛的光辉形象：“娜珠玛，科亚甲，你的母亲，她不只在年轻时是位伟大的搏击冠军，而且还是位女中的斑鸠。她没有一棵圣诞红高，看起来就像棕榈树根一样紧紧连在地上。她的乳房和臀部依然像山上的土石般紧实。她把头发编得像巨蜥的尾巴，不分昼夜地在头上缠了一根白丝带……她还保持着年轻少女的丰腴体态：她的乳房高耸如四月初的生芒果；她的肌肉结实突出，她的臀部就如同一只铁锅般地圆润和坚实。” 台湾版的中文译文很漂亮，在整部小说中，每一个“东索拉那”小段落的结尾，索拉都会唱诵马林凯人的谚语，而译者的译文古雅又带有警句的风格，我在这里摘录几条：“牛犊虽落于暗处，亦不失落其母”、“死神出手无须烧水”、“苍蝇死于伤口中，那是死得其所”、“鸟尸不腐于空中，而腐于地面。”、“蛙鸣阻止不了大象喝水”、“即使是国王的小胡子，也是国王”、“欲猎河马者不以鱼钩”等等，作为章节的标题，它们带有警句的力量和机智与巧妙。《等待野兽投票》获得了非洲国家电台文学奖、非洲热带地区文学奖，成为非洲法语小说中的杰作。 血腥时代的孩子们 在进入21世纪之后，阿玛杜•库鲁马说：“对于非洲，一百年以前，是奴役，五十年以前，是殖民主义，二十五年以前，是冷战，现在呢，只是骚乱。”2000年，阿玛杜•库鲁马出版了长篇小说《安拉不一定都对》，对21世纪的非洲一些国家的混乱状态进行了有力的呈现。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勒诺多文学奖和由中学生评选的“法国中学生龚古尔奖”。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叫《血腥童子军》，它的创作灵感来自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内战。1994年，阿玛杜•库鲁马受邀来到吉布提，在一次为儿童所作的演讲结束之后，一位来自索马里的童子军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作家爷爷，你能不能写一写我们的生活？”并且简单地向阿玛杜•库鲁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立即接受了孩子的这个请求，第二年，就写出了这本《血腥童子军》。 阿玛杜•库鲁马把小说的背景设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与科特迪瓦紧密接壤、在历史与人文上与科特迪瓦同源同宗，其次，还因为童子军的使用在这两个国家的战争中最普遍。童子军问题已经成为当代非洲战争和暴力横行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国家的内部部族冲突代替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愈演愈烈，以至于连童子军都成了血腥的士兵。非洲部族战争中率先使用童子军的，是1989年的西利比里亚内战，随后，以童子军为主体的战争模式在非洲乃至中东地区蔓延，塞拉利昂、刚果、乌干达在内战中都广泛地使用了童子军。1983年，博瓦尼总统去世之后，科特迪瓦也陷入了动荡之中，政变与部族战争此起彼伏，无休无止，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最近的一场内战于2003年7月结束。科特迪瓦和其他西非国家的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促使阿玛杜•库鲁马关注和思考这些非洲国家的共同命运，并得出自己的判断。 《血腥童子军》的小说形式有些类似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名著《小癞子》：一个少年，在大地上漫游，经历着各种奇遇。《血腥童子军》的主人公和讲述者比拉伊马，小时候因为法语讲得不好而被讥笑为“小黑人”，才12岁的光景，他就接连失去了父母亲，孤独一个人跟随部落的巫师雅古巴，前往利比里亚去投奔自己的姑姑。于是，他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寻亲的故事，一个漫游的故事，类似于“小蝌蚪找妈妈”或者“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那样的故事。然而，在少年比拉伊马漫游的路途中，并没有出现善良的童话人物，出现在小主人公眼前的，除了战争，还是战争。于是，比拉伊马在旅途中加入了一个个的童子军部队，遇到的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战友”，并不断地参加完全没有意义的部落战争。在这些孩子们死后，比拉伊马按照非洲的部落文化传统，为小战友们逐一致悼词，在悼词中复述他们短暂而血腥的一生。在比拉伊马的悼词里，这些童子军的命运单调地重复着，仿佛除了死亡，还是死亡，与主人公的长途漫游相互映衬。而比拉伊马去寻找他的玛昂姨妈——按照马林凯人的家庭规则，姨妈接替了他死去的母亲——则是他的遥远和超越尘世的伟大目标，在小说的结尾，他的姨妈早就被杀害并被丢弃在万人坑里了。小说中，互相屠杀的战士们身上不仅挂着冲锋枪和子弹袋，还挂满了护身符，成为传统巫术和现代武器结合的新景观。 阿玛杜•库鲁马尖锐地指出，造成非洲今天的乱局的根源，还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种下的祸根。早在“二战”之后的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纷纷在黑非洲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经常在一个国家里制造分裂，拉一派打一派，很多独裁者背后都有大国的影子，酿就了大量的部族矛盾。于是，非洲各国的独裁者在西方大国势力的保护和纵容下，拼命为自己谋取私利，维护残酷的统治，使国家在政治上沦为大国的附庸，在经济上成为“香蕉共和国”，没有发展经济的能力。冷战结束之后，西非各国迅速被美苏两大政治集团抛弃，于是，长期积压的部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部落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于是，最终是童子军拿起了枪，参加到大人们进行的血腥游戏里，成为在战争机器里被碾碎的炮灰。 2004年，在阿玛杜•库鲁马去世之后不久，他未完成的遗作《当需要拒绝时，我们说不》出版了。小说描绘了《血腥童子军》中的童子军比拉伊马再次拿起了枪，参加了爆发于2002年的科特迪瓦内战。小说中，比拉伊马一边倾听他喜欢的伊斯兰长老的女儿给他讲述科特迪瓦的历史，一边要去应对残杀自己部族的人。在这本没有写完的书中，阿玛杜•库鲁马想把科特迪瓦自“二战”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和变化写出来，分析20世纪后半叶导致西非国家陷入部族冲突和混乱的真正根源，可惜的是，小说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 阿玛杜•库鲁马喜欢塞利纳和贝克特这两位法语作家，他们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小说注重形式感，对现代主义、尤其是法国现代小说的形式耳熟能详，这在他的小说里都有体现。他的小说语言运用了大量非洲民间口语、俚语、谚语和固定成语，给法语文学带来了新鲜的活力。虽然阿玛杜•库鲁马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只写了四部半小说，但是他却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力量，打动了所有关心非洲命运的人。他的小说里弥漫着浓厚的道德良知和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可以说，阿玛杜•库鲁马是一个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他的那种道德情怀单纯、浓烈、质朴，就像法国的伏尔泰那样具有人道主义的力量，因此，阿玛杜•库鲁马被称为“非洲的伏尔泰”。 阅读书目： 《等待野兽投票》，林丽云等译，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3月版。 《血腥童子军》，管筱明译，海天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原载：《西湖》2010年第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