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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众文学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兴盛于30年代，60年代以后蔚为大观，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是贯穿整个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品格的一种文学形态。大众文学作家立足于20世纪日本社会，继承文学传统，借鉴欧美翻译文学，凭借大众传媒大量生产出了与大众旨趣相应并为大众读者广泛阅读的文学作品。大众文学种类繁多，在不同历史时期涵盖与流行的种类也不尽相同，它包括历史小说、风俗小说、侦探小说、家庭小说、幽默小说、少年文学、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日本大众文学出现在大正时代(1912-1926)关东大地震(1923)之后的四年间，但就其源流来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从传统的讲谈①、浪曲②、大众戏剧这一系谱中产生了新讲谈，由新讲谈历经“读物文艺”、“民众文学”、“大众文艺”的演变，最后确立了“大众文学”这一术语和文学形态。 大众文学自诞生之日就很快走向了勃兴，创作极为活跃，与之相应的是，对大众文学的理论研究也是著述颇多，并时常引发文坛的论争，令人瞩目。而研究日本大众文学，必然首先要追溯大众文学的形成问题。本文力图从源流研究入手，在对其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 对大众文学形成历史的追根溯源历来说法很多，但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第一，源自一脉相承的日本“文学”传统。第二，在世界场域中翻译文学的传入促成了日本大众文学的兴起。第三，虽然大众文学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形成却始于明治时代。明治时期并不存在“大众文学”的称谓，大众文学是我们在这一概念确立之后赋予的一个“颠倒装置”的名词，明治时期是作为“大众文学”的源头而实际存在的。第四，大众文学的出现与大众媒体的兴起关系密切。 日本大众文学渊源于日本古典和近世的通俗文学。日本早在室町时代(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就出现了庶民阶层的文艺——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江户时代(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平民文学渐渐兴盛，尤以小说发达，出现了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浮世草子，历史演义类的实录物、游记情事类的洒落本、教训读本、滑稽本、人情本、草双子等，这些大众性读物的出现除了自己的文学渊源外，也深受输入的较为成熟的中国宋代以来的话本文学、传奇文学的影响。因此谷崎润一郎在1930年的《关于日本的大众文学的流行》中将日本大众文学的兴盛时代定位在元禄(1688-1704)到文化文政时期(1804-1830)。其实早在1926年木间久雄在《关于我国民众文学的过去与未来》里就辨析了元禄时期与文化文政时期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认为文化文政时期才是大众文学形成的前导期。铃木贞美通过对日本大众文学发生史的梳理也指出：“民众话语作为文学语言的文艺的出现，明晰地标志了与统治文化价值相异的文化的勃兴，所以‘作为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学’的形成，就东亚而言，可以追溯到18世纪。”[1]181这样说来，18世纪中叶以后的江户文化中的“讲谈”、“读本”、“滑稽物”才是大众文学的直接渊源。不仅如此，从时间而言，东亚大众文学的出现要早于西欧，并且比西欧要成熟得多。正因为如此，日本大众文学自它在文坛确立之日起就显示了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学特质。 胜本清一郎在《明治的大众文学》中也特别强调了大众文学在它的形成期与传统文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明治时代的“文学”观念是从西方输入的，从西方文学获得乐趣的读者只能是接受新教育的知识分子。而作为大多数国民的大众身心浸润的仍是江户时期的传统，那种源于西方的“文学”和大众文学不是同一系统、同一传统的东西，所以文坛上日后被称为“纯文学”的和大众文学在明治时期就是西方文学与日本文学的问题。明治时期的大众文学，无论是三游亭园朝的速记讲谈，还是村上浪六的侠客小说，都跟江户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19、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与18世纪的西方文学一脉相承，而日本的18、19世纪前半与19世纪后半的文学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断裂，基于此，“对西方文学做出反击并以传统文学为根基的大众文学的出现是必然的。”[2] 他道出了日本大众文学的独特性。大众文学尽管存在着粗糙等缺点，但它的存在与发展恰恰说明明治维新以后所大力倡导的“脱亚入欧”并未造成日本文学与文化的断裂，与吸纳西方文学为主导倾向的“纯文学”相比较而言，它更带有与西方文学与变化相对抗，并承载着强烈的民族自身文化特色的意味。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后来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为什么风行东瀛、弥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作品通过武藏这一位仗剑走天下的侠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大和民族精神的风貌。 尽管大众文学的实际创作在产生初期从表面看来似乎与西方文学相距遥远，但毋庸置疑的是，明治初期的翻译小说的兴起也为大众文学的飞跃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与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相应和的欧美文学译介热潮中，神田孝平在明治十年(1877)的《花月新志》上发表了译自荷兰的刑事案件小说《荷兰美政录》中的《杨牙儿奇谈》，开启了推理小说的先河。川岛中之助(1853-1938)在明治十一年至十二年翻译了《八十天环游地球》(凡尔纳著)，知田纯一郎(1851-1919)翻译了表现西方社会风俗和世态人情的《阿内斯特》和《爱丽丝》(英国，爱德华·利顿)，将之合编为《花柳春话》，于明治十一年到十二年出版。明治十年前后日本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翻译了一批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文学，如樱田百位(1859-1883)将大仲马的作品编译为《西洋血潮暴风》在明治十五年出版。宫崎梦柳(1855-1889)于明治十七年至十八年也将大仲马的作品编译为《法兰西革命记·自由之凯歌》，这些文学的译介直接促成了日本政治小说的产生。而日后的大众作家往往通过译介西方文学走上文坛，并通过改译再创作来开辟自己的文学天地。如黑岩泪香(1862-1920)，翻译了大量法国小说，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1888年起，他开始改译外国翻译小说，1889年创作发表了日本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无惨》，开创了所谓侦探小说的繁荣时代。正因为如此，木村毅才总结说：“明治以来的大众文学的发达，既有日本固有的讲谈传统，也有从西方移入的传奇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它们或对立、或混合、或相互协调，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兴盛。”[3] 需要明确的是，大众文学的文学渊源之一虽然是传统文学，但大众文学并不是传统文学的继续，而是日本近代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大众社会“大众”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之相伴的“大众文化”才能得以形成，因此日本大众文学形成的根本还在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幕府统治末期随着锁国体制的崩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入侵与掠夺，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农民起义剧增，城市平民也多次暴动，最终幕府垮台，明治时代(1868-1912)开始。明治政府积极仿效西方文明，废除封建制，引进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业，建立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启迪民智。明治十年前后的自由民权运动要建立国会，制定宪法，促进民主政治的形成。到19世纪末期，日本已经完成了铁路、金融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产业化，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都市化进展迅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迅速传播，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空前高涨，无政府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平民文学”萌芽，建立在阶级社会观的民众艺术运动蓬勃发展，民众个人意识进一步觉醒。由于普选制的推行，政党内阁形成。到了大正时期，中等学校入学率成倍增长，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率增长了四成。在这种背景下，具备了生产文化和享受文化的能力、并能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新兴政治力量的“大众”走上历史舞台，1920年前后，与之相应的“大众”这一词汇在日语中出现。“大众”原本是古汉语复合词，最早可见于《吕氏春秋》，在《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毋聚大众，毋置城郭”一句，指参加军旅或工役的多数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五：“有白鹤自顶中飞出，旋绕空际，久之始没，大众皆见”，泛指人群，从量的角度是多数人的概念。日语中的“大众”是宗教用语，指梵语“僧伽”、“摩诃僧祗”，意为三个以上的僧侣集中在一起，也同样是从量的角度来谈的。现代意义的“大众”一词经由白井乔二(1889-1980)等一批日本大众作家的创作及理论实践，逐步脱离其原先的宗教色彩，更多地与西方“市民社会”之“市民”、“民众”等概念相提并论。白井乔二在大正时代对大众文学的定义是：“打破一切因习、题材、形式与大众相互交融的国民文学。”[4]127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起初给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主编的春阳堂的《新小说》投稿，当时称为‘读物文艺’。关东大地震后，出版发行了12卷读物文艺，但反响不大，之后在博文馆杂志目录上看到醒目的广告语‘请看，大众文艺的雄伟奇观’，以此为契机，‘大众文艺’被广泛运用开来。我所谓的‘大众’并非借用于佛教用语，‘大’与‘众’合在一起无意中包含有民众的语意，是国民大众的意思，这在当时的任何辞典中都是查不到的言语。”[1]94白井乔二将大众等用于“国民”、“民众”，与1916年(大正五年)木间久雄《民众艺术的意义及价值》开启的“民众艺术的论争”是互为呼应的，所以铃木贞美说：“白井乔二的‘大众文艺’和‘无产阶级文学’是大正时期‘民众艺术论’同一枝干长出的两根枝条。”[1]201也就是说，20世纪前期日本的大众文学的落脚点首先是“民众”，是从民众娱乐的积极意义这一视角出发的。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也逐渐形成，这两种视角的“大众”时而分离，时而结合，二者相互杂糅是日本大众文学确立期和勃兴期的重要特点。“大众”的出现直接影响了文化创造形式，与传统艺术的精英——通俗二元划分相比，20世纪艺术出现了只限于极小圈子的先锋艺术和涵盖几乎全社会的大众文化。 铃木贞美在其研究中对形成大众文学的日本大众社会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日本的大众文学与20世纪最为突出的世界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息息相关，又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一方面，日本18、19世纪的大众文学与20世纪的西方大众文化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就艺术价值而言，显然高于西欧。另外，从社会进程看，他将二战前的日本社会称为都市大众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市场体制和媒体的发达，是在20世纪先进诸国形成大众社会的主要原因”，“在都市大众社会中，虽然社会阶级和阶层没有被消解，但是廉价的消费物资和广泛传播的信息，可以凭借一点点资金获得财物，又可以说是超越了阶级和阶层。作为超越阶级和阶层的集团，在20世纪大众作为一个抽象的集团概念得以出现就有了决定性的理由。”[1]189-190日本在大正时期进入都市大众社会，但与西方不尽相同的是，西方由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出现了“否定一切”的价值取向，纯粹艺术的理念随之崩溃，文学随之向现实性转型，而日本未经历如此大的震撼，因此，纯粹文学的观念得到了保存。但日本在关东大地震后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否定一切”的价值观。“于是在现实性和颓废主义以及价值转换这三种精神倾向的漩涡中得到鲜明体现的只能是大众文学的勃兴。”[1]193总之，西方的大众社会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资本时期，日本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相对而言其发展是滞后的，昭和前期的“大众”既有阶级、阶层消解了的消费大众的某些特点，也有从阶级论出发下层民众的特点。 我们还是以《宫本武藏》为例，这部小说是以日本传统文学和文化为根基，但作家的创作目的又决非回归传统，而是要体现日本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大众社会的形成所面临的种种“现代问题”。所谓“现代问题”，其实质是近代以来日本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这种建构不仅体现在以国学研究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而且普遍的报刊、广播的普及以及大众文学的创作也不容忽视。吉川英治通过宫本武藏这一形象参与了对大和民族的道德价值、人生哲学等民族文化的塑造，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作是国民文学的巨著，作家也由大众文学作家一跃而成为国民作家。桑原武夫从日本文化构成的角度认为，日本文化如果是一棵大树的话，开花的部分是近代化的部分，根部是儒教，根的错综复杂的尖部或许也有日本古代的修验道③的修行者的思想，而吉川英治这样的作家同时保有着近代的花与儒教的根，并将二者灵活运用[4]174。 大众文学其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大众性”——大众消费和大众阅读，日本大众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就是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明治五年，政府颁布的《三条教宪》要求进一步开展思想启蒙，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连载读物”，同时印刷技术和邮政事业的发展也推动文学作品通过报纸得以传播。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大众文学的确立期，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大量膨胀，广播、电影、戏剧等辅助传播形式日新月异，都促使了以大量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学的快速发展。如《宫本武藏》开始连载的第二年，即1936年，就被日活④电影公司拍成了电影，1939年9月5日开始在收音机播放德川梦声(1894-1971)朗读版的《宫本武藏》。 这一时期日本的大众期刊层出不穷，发行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倍增长。当时仅讲谈社旗下就先后创立了《少年俱乐部》(1914)、《趣味俱乐部》(1916)、《现代》(1920)、《妇人俱乐部》(1920)、《少女俱乐部》(1922)、《幼年俱乐部》(1925)等多种杂志。从刊名即可看出，各种杂志分别针对不同的阅读对象，满足着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特别是专门针对女性的杂志大量出现，如《妇人公论》(1916)、《妇女之友》(1917)、《女性》(1922)、《女性改造》(1922)等等。前田爱(1931-1987)在《大正后期通俗小说的展开——妇女杂志的读者层》[5]一文中就是从妇女杂志的读者层的产生、形成和特点等角度重新解读了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学。 大正十二年(1923)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是日本重建社会秩序的一个契机，震后一些有实力的报刊媒体配置了活字铸造机和高速轮运机，进行照片凹版印刷，改善通讯技术。大正十三年(1924)《大阪朝日》和《大阪每日》这两份报纸发行量超过百万份。1925年讲谈社出版的《国王》杂志，刊载以大众娱乐为目的的小说，发行量达到七、八十万份的空前纪录，到1927年的新年号突破了百万大关，发行量达到120万册。1926年《大众文艺》杂志创刊，同年由菊池宽创办的《文艺春秋》变成综合杂志，受到公司职员的欢迎。1927年平凡社发行《现代大众文学全集》，售价每册仅一日元，使广大中间阶层有能力购买。接着价格更为低廉的《岩波文库》出版。这样，在物质基础与时代精神氛围的共同作用下，新的读者层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大众阅读时代。而大众阅读时代的到来又愈发促进了日本近代国民的生成。 从实证式的历史语境分析出发，我们追溯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历程和主要观点，在呈现日本大众文学批评话语生成的内在因素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大众文学从源流上就与日本社会的近代性与文学的近代性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对峙图式在很大程度来自于后来的理论家和作家的建构。 注释： ①讲谈：日本的一种大众说唱艺术。原本是指对听众讲说历史故事或虚构故事，初称讲释，明治以后称讲谈。 ②浪曲：浪花调.日本的一种大众曲艺。一个演员用三味线(日本的一种拨弦乐器)伴奏以通俗易懂的曲调说唱故事。 ③修验道：日本宗教。由密教和日本固有的山岳信仰和神道等组成，创始人为役行者.主要在高山中修行，以体验和领会咒力为目的。 ④日活，1912年(大正一年)创立的日本最早的电影公司，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略称.虽然构筑了一个时代，但是随着电影业的衰退，1993年倒闭。 【参考文献】 [1]鈴木貞美.大衆文学の誕生——二0世纪の大衆文化と文芸[J].文學界，1993(11). [2]参见猪野謙二，木村毅，勝本清一郎，柳田泉.明治の大衆文学[A].座談会明治·大正文学史3[M].岩波書店，2000：104-105. [3]木村毅.大衆文学發逹史[A].大衆文学篇·改造社版[M].岩波書店，1933：14. [4]安岡章太郎，井上ひさし，小森陽一.大衆文学 戦前編[A].井上ひさし，小森陽一編著.座談会昭和文学史3[M].集英社，2003. [5]前田爱.大正後期通俗小說の展開[A].近代読者の成立[M].岩波書店，2001. 原载：外国问题研究200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