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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面夹击中的文艺批评 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传媒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量增长了；二是种类增加了，如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三是传播的范围（覆盖面）大大地扩展了，因此有“传媒时代”之称。 然而，更本质的是，媒体的性质和任务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从整体上（或原则上）还认为（或强调）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宣传工具”，但实际上，就某一具体的媒体而言，却可能有很大的区别。有传统的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也有大量的都市报，他们的身份比较复杂，像《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新京报》，有其民间的、商业的一面。电视也是这样，有中央台、省台这样的媒体，也有略带商业性的城市台和上星的卫视，还有凤凰卫视这样表面游离在外的媒体。广播的变化也很大。然后就是网络，主要的门户网站受到的约束可能多一些，但还有许许多多的小网站、论坛、博客、播客等等，是鞭长莫及、管不了的。在媒体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营压力增加，迫使媒体的老总要想出一些通融的办法，让出一些区域，类似于报社内部的特区，比如都市报，把文化新闻改成文娱新闻，或干脆就叫娱乐新闻。还有大批的杂志，比如时尚类杂志，已经不是传统的经营者，而是换了主人，他们也有阅读和评论的内容，时尚是他们的标准。 媒体的这种变化使得它和批评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很怀念90年代以前的情况，以为那个时候评论在媒体中的地位和影响非常稳定，社会认知度（或公信度）比较高。这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而新闻宣传、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在更高的层面上也被视为一个整体，报刊发表文艺评论（当时主要是报刊），除了个人因素，主要还是把文艺批评作为党的宣传任务的一部分。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而是影响力越来越小，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艺报》等。在中国，媒体的社会认知度（或公信度）比较低，不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或商业化，至少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是源远流长。市场经济或商业化只是助长了这种下滑的趋势。当我们过分强调市场化或商业化对媒体的影响时，往往掩盖了中国媒体的真正问题。有人爱拿美国《纽约时报》说事，却又故意不谈媒体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谈来谈去，毫无意义。 媒体的新发展开辟了批评的新空间（这个批评是广义上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了。它或者挤压了传统的批评空间，或者使它边缘化，或者它还部分地瓦解了传统的文艺批评：一部分作者转移了，有人转为商业化的批评写作（所谓营销宣传）；也有人退守学术圈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宣传部门直接介入文艺批评，比如各地政府搞的各种文化工程，各种演出季、文化节等。但是，这种传统的文艺批评，很难在新媒体中发展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它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其实，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媒体资源的权利再分配。商业化的文艺批评实际上已经被资本纳入整个文化生产的商业流程中，属于新的文化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记者、编辑和评论家拿红包，以为是个人的道德问题，或者批评为是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沦丧，其实，还应该从社会的经济关系角度来分析。现在很多媒体上的文艺批评，包括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音乐、美术、图书、电子游戏等等所有文艺类型，几乎都被大大小小的文化公司所控制，他们制作出统一的稿件，供给媒体发表，此外还有大量的广告。这些都是由资本支持的。它表现出不亚于政府的对文化的控制欲望，以及对媒体本身的影响力。 所以说，当下的文艺批评处在左右两面的夹击之中，苟延残喘。奥威尔的预言和赫胥黎的预言同时存在。 二、一只看不见的黑手 媒体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传播工具，或者说是一种传播体制（机制）。文艺批评如何发挥其作用？除了需要媒体支持以外，其生产状况恐怕也要引起重视。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贝尔·蒂博代将批评分为三种：首先是即时的批评，或自发的批评，也就是报刊文学记者的批评；其次是职业的批评，即大学教授的批评；最后是大师的批评，即公认的作家的批评。他说，批评家的职业，是教授职业的延长，而即时的批评，则是记者职业的延长。这种说法来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他的《批评生理学》，后来，这本书被介绍到中国，改名为《六说文学批评》，郭宏安先生曾写过长篇推介文章。按照蒂博代的界定，这三种批评都有各自的“地域”、“气候”、“物产”和“居民”，他们构成了批评的整个生态环境。尽管他们一直争论不休，甚至都想独霸一方，但也没闹到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郭宏安先生指出，蒂博代甚至把这种争吵看作是批评的“生命和健康的标志，一旦它们停止了争吵，三分天下归于一统，批评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整个文学共和国就要崩溃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这里是以职业批评为主，但其中有一点区别，即除了大学教授的批评，还有职业批评家的批评（作协就有创作研究部），前者主要是对文学史的研究，确立作家与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后者是对新出版的作品的评论。二者当然也有交叉，特别是大学教授，有时也走出校门，关心刚刚出版的作品。而记者的即时或自发的批评，是依附于职业批评的，是职业批评的一种补充。那时还有群众的或大众的批评，也是即时的自发的批评之一种，而所有的批评基本上都以职业的批评为标准。比如，那时的大学教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工人影评员讲如何写影评，大批评家钟惦斐先生也来讲过，所有的批评都自觉地向职业批评看齐，以职业批评为标准。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改变，主要是批评的环境和需求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是媒体的变化，记者的批评演变成了媒体的炒作，大量的评论版面从报纸中退出，被娱乐版面取而代之，加上新闻娱乐化，使得媒体对传统批评文章的需求越来越少，它们被明星、名家的即时感受、即兴发言或专家学者的只言片语所取代。而另一种现象很可能更严重也更加危险，也就是说，一些广告策划公司正在成为操纵媒体批评的幕后黑手，以记者名义发表的很多文章，其实是这些公司生产的，公司的商业化炒作已经缴了媒体批评的械，他们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声音，而只能做某些公司的商业代言人。这样的批评，其公正性当然是非常可疑的。 但一部分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的、自发的批评却借助新的媒体的力量，迅猛发展。在互联网上，这种即时的批评更加广泛，也更加草根，价值取向也不再追随专家和官方，形成了非常独立自主的声音。 三、文艺批评不要一言堂 实际上，公众想要了解批评界对一部作品的真实意见，现在是越来越难了。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体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尤其像电视、网络这样的强势媒体，他们的声音足以让各种声音“失语”。前些年大家讨论过批评的“失语”问题，这些年不见说了，可能是有些错觉。因为媒体的权力特征并非不让你说话，而是把你的言说纳入它的方式之中，从而改变你言说的特质。我们看，无论电视还是网络，专家、学者、教授、作家的声音并不少，但都不再是“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而只是作为媒体的文化明星来发言。人还在，批评的形态却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消灭了。这样一来，蒂博代所说的三种批评形态所构成的富有生机的批评生态，也就人为地遭到了破坏，就像热带雨林被砍伐，统一开发成橡胶园一样。 这样说并不否认网络的众声喧哗。从个体发表意见的角度说，网络确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传播自己的见解，并形成强大的舆论，足以对受众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把多层次的批评形态单一化了。网络（包括电视）几乎成了传播批评声音的唯一通道。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前不久看了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很不喜欢，就在博客里发表了一些意见。这篇短文被一些网站转发，结果引来一些年轻朋友的抗议，甚至提到了“话语权”。他们认为，这样随意地发表和传播非专业的意见是非常有害的，是对公众不负责任，也危害到批评环境的健康。他们希望能用希利斯·米勒或巴赫金的理论来分析这部影片。尽管我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不能说他们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在非专业的“自发的批评”可以随意通过网络传播之时，体现专业精神的“职业的批评”或“大师的批评”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呢？ 按说，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且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的娱乐化，以及文化消费的商业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按照蒂博代看法，自发的批评源于18、19世纪法国沙龙的口头批评，主要是出入沙龙的文人雅士之间的谈话。这种批评在20世纪以后发展成报刊批评，而网络批评正是报刊批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的特点是机智、敏感、生动、迅速，洋溢着清新、活泼的气息，和受众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尤其是网络批评，还可以更直接、更坦率、更广泛、更多样。但这种批评也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读不看作品或粗读粗看作品就妄发议论，这样不仅难免判断错误，也很难达到深刻的程度；其二，圈子化或人情化，容易走上党同伐异的道路；其三，趋赶时尚，难免速朽。应该说，这些问题很多都是“自发的批评”先天带来的，但可以由“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加以弥补。问题在于，媒体的强势发展和商业娱乐的泛滥，几乎不给任何其他批评形态一点生存空间，以至于完全把它们边缘化了。这是不利于批评生态健康和谐发展的。真正具有生机的批评生态环境，应该像热带雨林的自然生态一样，是多层次多形态的充分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然而，它的形成是需要社会各方面精心呵护和积极创造条件的，每个人都不例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