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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雪芹的幽默与《红楼梦》的趣笔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傅憎享 参加讨论


    
     曹雪芹不仅对幽默趣笔的作用深有认识,他对当时的读者审美趣味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而当时的文风,曹雪芹的评价多是“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的可厌之作。所以他竭力打破陈腐旧套,适应读者欣赏趣味。声言《红楼梦》可以“喷饭供酒”, 亦可以“消愁破闷”。作者推重幽默趣致到“千金难买一笑”的程度。作者谈笑风生,读者解颐开怀。
     刘勰倡“释惫”但又未忘“振危”,反对“空戏滑稽”。绝对不是李百泉套自《陋室铭》的《书场铭》所云:“文不在深,有谑则灵”。高则诚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空戏滑稽”,只能逗乐而不能动心。“适趣”不是悦世媚俗,因为欣赏趣味有高尚与低级之别。《红楼梦》作者自云:“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 言志痛”,不是庸俗的浅有趣味,而是高尚的“深有 趣味”。“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1]。《红楼梦》趣笔并非徒博人们一笑的庸俗无聊的戏谑,而是能引人深思的“外谐”中潜涵着严肃的“内庄”。所以,脂批甲戌本评赞道:“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这就是贺拉修斯《诗艺》所说的:“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2]《红楼梦》实践了“寓教于乐”的 美学法则。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作者自解:“说起根 由,几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作者把伟大与机趣、崇高与幽默融和在一起了。寓庄于谐、寓理于趣;把庄与谐、泪与笑统一在《红楼梦》中。那末,作者又何必发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叹息呢?这就因为,幽默趣笔不是专事滑稽辞浅意露鄙俗的谑笑,如鲁迅赞《儒林》所说:“其变化多而趣味 浓,贵在旨微而语婉”。因而不易为人所能正确理 解。袁宏道说得玄妙但也不无道理:“世人所难得者 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3]。趣并非不可言传,因旨约难下断语,须会心者意会倒是实话。会心就须雪芹说的“细按”,细按方见趣味,由谐见庄,由滑稽见德音。《红楼梦》所以是伟大巨著,所以历久不衰,幽默趣笔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脂砚斋再三称之为“极趣之文”。倘若毫无意趣,读来睡魔顿生,怕也难以流布。作趣笔者难,理解趣笔亦不易。撰此文,旨在引起深入研究。
    一
    虽则雪芹的时代尚无幽默一词(此词是五十年前林语堂创译的),但中华民族是长于幽默的民族,是喜欢笑声的。虽则尚未有笑史,但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许多幽默大师。曹雪芹继承了民族的幽默传统,发扬了美学传统中的幽默趣笔,所以《红楼梦》中充满了令人(包括书中人物与广大读者)发笑的描写。设若作者是个无情无趣的古板冬烘,肯定是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趣笔的。尽管对幽默的定义人言人殊但它不等于滑稽,是人们都同意的。读《红楼梦》并未感到作者存心让你发笑,你却忍俊不禁。这便是《诗·卫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谑而不虐,挑逗刺戟不是艺术。李渔《闲情偶寄》说:“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趣笔不是取媚卖弄噱头,笑声不是胳肢出来的,是真诚自然的笑,因为作者毫不伪饰,伪饰是艺术的大敌。作者严肃地循着生活与艺术的规律,“好话必添趣话”,以严肃的态度讲趣话,从趣话中见“好话”,是严肃与“荒唐”的巧妙结合,在 矛盾对立中引爆出强烈的笑声。英国倍恩说:“笑是严肃的反动”,果真如此。七十五回平日不苟言笑,一贯端肃的贾政刚开口说了一句笑话,便惹得众人大笑。喜剧和相声演员都遵循:讲笑话的要严肃,自己不能笑;反之,未讲先笑,便失却了笑的力量。帕格森说:“一个人物的滑稽程度,一般地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相等”。此话极是,可以引申为:笑话的价值,正好和忘掉是笑话的程度相等。
    《红楼梦》中的趣话皆是“好话”,讲笑话皆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十九回宝玉为黛玉解困,讲故事何等郑重:“你们扬州有一件大故事”,“黛玉见他说的郑重且又正言厉色,真事”。讲的人郑重其事,听的人才信以为真。“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的凤姐,多处是正言厉色讲笑话。伊凡·蒲宁的话仿佛是给她写的鉴定:“他很幽默,喜欢笑,可是只有在别人说笑的时候,他才发出妩媚的感染的笑声;他自己呢,即使说出挺逗乐的事情,也不挂一丝微笑”。人们一听善讲笑话的凤姐要讲笑话了,找姐唤妹,挤了一屋子。岂知她讲的却是真话,人们以为底下还有笑话便追问,她“将桌子一拍,说道:‘好罗索,到了第二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妙趣妙在不是笑话而是真话;更妙的是“正言厉色的说了,别无他话”。因与人们期待的相反,“众人复又笑将起来”。这便是常说的笑的突然性,出乎意料之外,听者预想与说者揭示大相矛盾,这是预期的逆应。
    与其说凤姐是个心理学家,倒不如说作者是心 理学家,最懂人物与读者的期待心理,偏逆听者之 意而为之,出乎书中人物预料更出乎读者的预料。这“笑就是忽然扑空的一个努力的表示”(赫伯特语),“笑产生于一个忽然化为乌有的期待”(康德语)。从《红楼梦》笑的突然性,看出趣笔不能直奔笑,而要 曲折迂回,让人们期待经过思索后进发出的才是真 的笑,才能得到审美的满足。相声所以注重“包袱”,原因也在此。读者先知先觉,不能引发笑,听后仍 然不知不觉,也不能发笑。妙在先藏后露,读者期待急于求知,说者抖开包袱突然意外,听者当然开怀大笑了。宝玉说药,先是铺垫左归、右归,一再制造假象,艺谚谓之“三番四抖”,把包袱“缝”严,不包不伏产生不了突然的力量。一味拖而不抖超过了听者的耐受力,也会失却笑的力量。先伏后揭,慢伏紧揭,会产生突然效果。“三番四抖”符合事物的规律。一是提出问题,二是推进发展,三是达到顶点。常语:事不过三,至此适时地抖开,效果自然。
    曹雪芹把笑划分为雅与俗,以《雅谑补余音》作为回目,慨叹“雅趣对谁言”。四十二回宝钗评论凤姐“不认得字儿,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尽管作者所指雅趣有其局限性,但就《红楼梦》大端来讲,作者所追求的不是古雅,书中的市俗取笑倒是份量很大。足证作者不是一味追求曲高和寡的高雅,倒是极力摒弃恶俗,追求化俗为雅。实质上仍然是“谑而不虐”,鄙弃卑俗的恶谑,把谐趣升华为庄严。何况,书中“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谈笑”之处也并 非难懂。当然,由于时代、民族、社会以及文化素养等原因所生之隔膜,不仅雅趣就是俗趣也不是为所有的人都能领会。不能象薛蟠那样以他为准来评 论文学:我不懂,便该罚。个别人不懂,不等于书中人物和读者都不懂。三十七回结海棠诗社,皆起别号以示风雅,探春因喜芭蕉自号“蕉下客”,黛玉 打趣:快牵了探春炖了脯子吃酒。读者一时不解,书中众人也不解。黛玉诠释:“古人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鹿了。”经过诠释,读者自会 陪着笑的。李贵伴读说宝玉“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李贵严肃郑重,四座哄然,连贾政也撑不住笑了。这便是 写人物性格身份教养所必须。如果李贵这话说给没读过《诗经》的他的伙伴们听,未必发笑。但在坐的毕竟是帮闲清客与贾政等人,他们熟知诗的“食野之苹”被误读为“荷叶浮萍”,岂有不笑之理。书中趣笔来自典籍的不多,趣笔多是选自书中人物所熟悉的戏曲——这也应属于市俗取笑的一种。二十二回黛玉说宝玉“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鲁智深醉打山门、尉迟敬德金殿装疯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三十回宝钗刺宝玉黛玉“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作者特别指出:“凤姐于这些虽不通达,但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凤姐便以手摸腮羞宝黛:“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热辣辣的”。五十四回秋纹 说:“外头唱的《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用《混元盒》中人物“金花娘娘”谐趣金鸳鸯与花袭人。这些戏曲在当时都是极为普通的,妇孺皆知,丫环仆妇皆可信手拈来。至于那大量的“市俗取笑”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了,如以“西洋花点哈巴儿”打趣袭人,如给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叫错了韵叫成“野驴子”。以动物喻人,因两者有相似之点,袭人有着哈巴狗的奴性,而且姓花,以花点子喻其心机点子多。芳官有几分野性,以驴喻之,因为契合自然发笑。“市俗取笑”是通俗的,通俗在书中并不是恶俗卑俗。曹雪芹力求“谑而不虐”,化俗为雅才是作者苦心追求的。
    自骂互骂(自我嘲弄与互相嘲弄)是曲艺乃至科诨习用的手法,极易流于卑俗。《红楼梦》一洗卑俗的油滑,化粗俗为雅趣。二十三回宝玉戏语惹怒黛玉,不知所措便赌神罚咒以明心迹:“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在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碑去!”这毫无粗俗自骂的卑劣,只见一片真诚却又令人发笑。因为不是为逗乐而自嘲自骂,实是人物无措时的急不择言。这与薛蟠假冒宝玉之父名义然后谢罪足同工同趣:“原来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这也是急于取得对方原囿,又不知说何方好,语无伦次。因为符合“事体情理”,符合痴宝玉与憨薛蟠的性格,所以,人们在笑过之后,一点也不觉得趣味低下与卑俗。笑与严肃看似冰炭不能容于一炉,作者却使庄谐得到完美的统一;于轻松的笑声中,寓严肃的思想。因此,《红楼梦》中的笑,只有幽默的雅趣,而绝无油滑粗俗之弊。
    二
    曹子博大精深,《红楼梦》艺术容量广阔。脂评谓“集小说之大成”是而不确。《红楼梦》是集中国文化传统之大成,诗词曲赋,诸般杂艺,万法皆备于《红》。自《诗》以降,乃至戏曲曲艺各种艺术的血细胞,无一不在《红楼梦》的脉管里搏动。果真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4],趣笔既是沾溉传统而又能吐纳更张,足证《红楼梦》这座文学丰碑,是奠基在全部文化传统的土地之上。
    老舍《正红旗下》说:“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地创作岔曲,快书、鼓词等等”。确如所说,有清一代满族作家如韩小窗等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清音子弟书。曹雪芹的家世对戏曲、曲艺亦应是偏好的,不能不对作者产生一定的影响。脂砚斋言曹雪芹有意作传奇,戏曲乃至曲艺作品也是应该有的。可惜他只给人们留下半部红楼,其他则无法查知。不过,人们确实可以从书中的趣笔窥见曲艺的痕迹。
    五十四回凤姐摹拟说书;“这一回就叫《掰谎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紧接这口白之后是两句唱:“是真是谎且不表,再整那观灯看戏的人!”书中虽无暇明指这两句为唱,但许多说唱文学,确是先白后唱的。对凤姐的白口和唱腔,连职业的“女先儿”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奶奶好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了!”
    作者把许多当时流传的乃至以前的笑话和技法揉进《红楼梦》之中,那曲艺、笑话及其技法便在书中跃动着新的生命。许多笑话是夸张的,没有夸张便没有艺术。二十八回宝玉说的药方真吓人,夸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让宝钗作证,以示并非谎言。宝钗摇头不知,凤姐儿证实确有其事。这段趣笔自然使人联想及传统相声《扒马褂》和《新镌笑林广记》卷十二“谬误部”所记“圆谎”:“有人惯会说谎,其仆每代为圆之。一日,对人说:‘我家一井,昨夜大风吹往隔壁人家去了’。众人以为所无,仆圆之日:“确有其事,我家的井,贴近邻家篱笆,昨晚风大,把篱笆吹过井这边来,却象井吹在邻家去了。”两相比较不意味着指实宝玉药方一段描写是源自《笑林》或者出自相声《扒马褂》,只是说明他们都采用了圆谎的手法。但《红楼梦》的趣笔中,确实有着相声的影子。三十五回宝钗唾薛蟠:“你不用做这些象生儿了。”“象生”词义较今宽泛,宋吴自牧《梦梁录》中的“象生花果”,指的是供观赏的假花假果象鲜活的一般。清潘荣升《皇帝岁时纪胜》中的“象生人物,击鼓摇铃”指的是工艺品人形与真人一般。己卯本“象生”朱笔旁添“声”字,似在斟酌字义:形象酷似日象生;声音妙肖日象声,或者象加声的表与演?旧人文本注“象生今作相声儿”,证据似嫌不足。还是侯宝林说得较为妥洽:“这里薛蟠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武断就是今日之相声,但起码类似相声的滑稽表演。不然怎么会使‘掩面而哭’的宝钗‘由不得也笑了’呢!”不仅从中可以看见相声影子,从表现手段看,《红楼梦》的趣笔还运用了“贯口”、“现挂抓眼”、“歪谐岔讲”,“谐趣对偶”等相声曲艺常用的手法。缕述如次:
    (一)贯口。贯口不仅相声,其他曲艺形式皆习用。以演员流利的口齿,罗列多种名物,如百药名、百花名、百菜名、盔甲赞等等。相声《开粥厂》罗列了腊八粥米料全份,《菜单子》报出了诸多菜名。皆是以流利见长,一气呵成(当然不可能没有顿停,演员讲究偷气换气之法)。《红楼梦》多处出现贯日趣笔,要者有五十四回凤姐讲笑话“数辈份”,从祖婆婆数到滴滴搭搭孙子,计十四辈次。二十七回小红一口气说了一大堆(十三个)“奶奶”。凤姐数辈份,只是形容人多。小红所说的十三个奶奶,细加分析不难理清“是四五门子的话。”贯口话讲究多而不乱、快而不断,流利干脆,以见说者的嘴码子功夫。写凤姐与小红不是为了卖弄技巧或者逗笑,而是情节所必有,人物所必能;通过贯口写出她俩的辩捷、强记、犀利,画出了两个伶牙利齿的人物。只有在贯口上还保留着滑稽的本义:滑稽本是一种流酒器,转注吐酒,引申为才思敏捷、口齿流畅、妙语迭出等 等,与后来带有贬义的“出洋相”大不相同。如鲁迅所说:“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 段……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正的滑稽有别。”[5]
    (二)“抓哏”。即兴现编,曲艺演员谓“抓活儿”、“现挂儿”。凤姐的数辈份即是即兴现编,当时正是贾母带孙女孙男赏中秋,凤姐见景生情。十九回宝玉为黛玉讲的偷香芋的故事也是现编的。其次,曲 艺乃至文学作品中常以生理缺陷“抓哏”打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即是。《红楼梦》二十回黛玉即以“咬舌”打趣湘云:“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闹着幺‘爱’三了”。引用“邓艾吃”不是说《红楼梦》有所依傍,恰在于证明作者从生活出发,如实写了“爱呀厄的”咬舌子的生理缺陷,并未影响湘云的美。
    (三)歪谐岔讲。书中常利用汉字多音多义的特点,精思巧构。林子洞、黛山、香芋,用的便是谐音之法,隐谐林黛玉之芳名。谐音曲解常生谐趣,贾雨村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本系湖州人氏。暗谐着假话实非,乃胡诌人氏的假语村言。鸳鸯抗婚骂她嫂子:“什么‘好话’!宋微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四十五回凤姐说:“我又不会作什么湿的干的!”话画同音、湿诗同音,这是同音相谐而生的谐趣。由于音近而岔谐的如四十七回香菱苦吟,探春劝她闲闲吧。她说:“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这是因苦吟着魔精神集中而打岔。五十七回王太医诊完病,贾母说送谢礼,他谦恭连说不敢,不敢!竞未听到贾母的玩笑:若耽误了,拆太医院大堂,仍然连说不敢、不敢。只听前言,未顾后语,是精神紧张所致。王太医精神紧张与香菱精神集中不同,紧张是出于社会的原因:趣笔写出了贾府之势,写出了王太医是个被压扁了的人物。书中还写了纯属生理原因因聋而打岔,民谚:聋子爱打岔。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前,急于找人报信解救,偏生愚上一个聋老婆子。宝玉嘱咐:“要紧,要紧!”她误听为“跳井”。宝玉急得干转,她却若无其事:“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前述各例是因同音或音近而岔解,故意岔解的艺人谓之歪批,如二十五回黛玉说:“吃了他们家一点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同一个茶字,黛玉用的是一般义,凤姐用的是特殊义:旧俗受聘谓下茶、吃茶。歪批岔讲突出的例子可举三十一回湘云说石榴同人一样,气脉足开花才楼子上起楼子。 翠缕抓住与人一样便说:没见过头上长头的人。湘云说万物皆有阴阳,翠缕便说;“姑娘是阳,我是阴”, 还讲了一套歪理。
    (四)对偶谐趣。以语言文字作为笑的手段虽为各种语言文字所共有,但汉语与汉字有着独特的发笑的力量,可以构成谐音、排比、双关、对偶等复杂形式。《红楼梦》巧妙地利用这些特点,造成趣笔的动人效果。关于谐趣对偶已著专文,这里只略事申说。十六回凤姐说贾琏把“外人”看作“内人”,拿皮肉往外人身上贴。说“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刚硬呢!”内人与外人相对偶,且语带双关以有无内人决定慈软与刚硬。与之相类的四十三回赖嬷嬷说:“内侄女倒成了外侄女儿了!”凤姐以湿对干,进而说:“那是请我作监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个进钱的铜商”。二十二回凤姐小科诨说贾母私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黛玉说:“什么宝姑娘贝姑娘”,宝贝对举成了“宝贝姑娘”了,与晴雯不等花袭人便急于处置坠儿说“管他什么花姑娘草姑娘”,花草连属同有贬抑之意。四十七回贾母误把鲍二家的说成赵二家,鸳鸯纠正,贾母说:“我那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抱背谐对且又双关,隐含着贾琏的暧昧,且又把因奸致命不当一回事。薛蟠误认唐寅作庚黄,念了白字还自我原谅说:“管他什么‘糖银’与‘果银’”。这趣偶写了他的粗鄙。趣偶最集中要数二十八回宝玉说药名,始以左归、右归相对;又由金刚丸引出菩萨散。
    前述种种只是缕析《红楼梦》趣笔与传统吻合的部分。并不是笑的规律的全面研究,对此,自来多有人论述。概括笑的因素有异常、失误、巧合、突然等等。清陈皋漠《半庵笑政》即有这方面的论述。帕格森则认为笑的原因是机械重复:“因为生动活泼的生活原不应该重复。哪儿有重复,有完全的相似,我们就怀疑在生动活泼的东西背后有什么机械装置在活动。……把生活引到机械方面去,这就是这里引人发笑的真正原因。”
    我以为误会、巧合、失误、突然以及机械重复、荒谬判断、强词夺理、颠倒反正、无稽之谈、错中有错等等只是形式而不是笑的原因。发笑的本质关键不在于这些形式,而在于矛盾;因为矛盾所致不谐 和才可笑。即如情理之外的言行,人搔痒皆顺向,矛盾悖理的反向而搔的动作便可笑。归根到底,矛盾是发笑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前面缕述《红楼梦》趣笔种种,都足能证明这一点,且也证明曹雪芹紧紧抓住生活中的矛盾,循着生活与艺术规律,从矛盾中生发出幽默趣笔,因而是既符合生活的辩证法,更符合艺术的辩证法。
    三
    《红楼梦》的幽默趣笔,粗疏看来似乎无关宏旨,细细品味方知有着深邃的意蕴。可证闲闲写来的趣笔,不是一眼即能望穿的浅薄的俗笔,《红楼梦》的趣笔是需要回味反思才能理解的。作者在四十二回借宝钗之口议论:“昨儿那些笑话虽然可笑,回味却是没味的。你们想频儿这几句话虽是淡淡的,回想起却有滋味。”这便是作者说的“细按则深有趣味”。《红楼梦》的趣笔多是淡淡的,细按之后那趣味又是深深的。曹雪芹深刻地懂得“大味必淡”的哲理,才能于淡处生深趣,甚而于无味中生趣味,这便是“五味之始,以淡为本”(《管子·水地篇注》)吧!
    幽默趣笔多以淡淡的闲笔出现。看似闲笔又确是《红楼梦》整体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不是节外生枝多余的赘笔。正因闲笔枝繁叶茂,《红楼梦》才根深干壮,这是植物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鲁迅说过:删夷枝叶是决不会得到花果的。脂砚斋说得好:“所谓牛溲马勃皆至药也,鱼鸟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问无一物不是妙物,无一物不成文,但在人取舍耳。此皆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大游戏、大慧悟、大解脱之妙!”他说得何等庄重,只有大慧、大解方 能信手拈来无不是,方能做到涉笔皆成妙趣。《红楼梦》不象庸劣之作平板呆滞地述说故事,而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由于有了忙里偷闲的趣笔,生活气息才浓郁,场面色彩才不灰暗而浓烈,情节才有了跌宕的波澜。节奏多样而有变化:不是一味的急急风,也不是一味的一板三眼,当然取舍不当会出现“散板”,作者妙手取舍闲笔在《红楼梦》中倒是摇曳多姿的“摇板”。总之,以闲笔所写的趣笔皆是与情节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闲笔不闲还表现在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更性格化,更典型。闲笔是人物多侧面的一个侧面,因闲笔人物才立体化了。
    且看闲笔趣笔所写的贾环的灯谜与薛蟠的酒令。环的灯谜:“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爱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连打油的水平也不够的谜,谁也猜不出,揭出谜底却是枕头与兽头。这简直是贾环的写照。枕头的草包、兽头的卑劣,在他是兼而有之。薛蟠的哼哼韵:“一个蚊子哼 哼哼,二个苍蝇嗡嗡嗡”,与贾环真是异曲同工,难兄难弟。
    贾芸、潘又安胸中墨水不多,硬要拽文含酸,诗文一旦被扭曲得变形了,便可笑了。趣笔便在他们多彩的性格中又涂上一笔,形成了性格的亮点儿。贾芸谋干钻营到了宝玉处,宝玉比他大五六岁,他认可给宝玉当儿子。还有根有据振振有词:“俗话说的好‘摇车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子’”。这就写了贾芸的谀谄。贾芸给宝玉贿送白海棠,那书启不文不白、不伦不类,落款是“男芸跪书”,足令人发笑,故而有人批了“一笑”二字(已卯、庚辰皆无此二字),旧人文本所从之程高本竟把一笑衍入正文,成为“男芸 跪书。一笑。”这也真可以发一笑了。潘又安写给司 棋的情书,似通非通,所以凤姐戏称为“算不清的账单儿!”作者代人立言,代人物所拟的书启、情书、灯谜、酒令,都做到了文如其人,契合着人物的身份 性格教养。这都是他们的本色。刘姥姥“大火烧了毛毛虫”不仅与牙牌形象相吻:“斜七”是三绿四红。而且如刘姥姥注解的:“咱们庄稼人,不过现成的本色”。本色并非原色,也渗入了其他色,因而刘姥姥的“色相”绝不是某些论者所谓的“贫下中农”。她夸口天天不离木头,却错把黄杨当红松,省亲牌坊的 画她说认得是“玉皇宝殿”四字。她甘当别人的“开心果”,以牛自喻进行自我嘲弄,给他划定的贫农成份实属不实之词,她只不过是被那个社会压扁、变型、扭曲了的可怜虫而已。
    通过幽默趣笔,摹写戏谑谐笑之声态,获得生动鲜明的性格,最为成功的应数凤姐了。趣话本身有趣,也须由善讲趣话的人讲才妙趣横生。凤姐善讲趣话,不仅突出了她聪明乖巧的性格;还因为她常把机趣作为媚上的手段,便使她的性格深了一个层次。五十四回的笑话:十个媳妇倒有九个拙,唯有“喝了猴儿尿”的心巧嘴乖,公婆最疼爱。作者竟是以笑话侧写凤姐。薛姨妈说:“笑话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这笑话与凤姐对号,是为她特笔的特写。贾母常说凤姐嘴乖惹人疼,她心巧嘴乖善于给贾母上顺邀宠:本来贾母是失足落水,鬓角碰个窝,她却说是“福窝”,“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出来了。”贾赦欲纳鸳鸯为妾,凤姐却说:“谁教老太太会调理,调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要是孙子,我 早要了!”陪贾母斗牌一段趣笔,把凤姐逢迎媚上写得淋漓尽致。未斗牌她先算命,算算该输多少,说贾母左右设下了埋伏。她指着贾母的钱匣子说:“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她还把钱人化了,说匣子里的钱又招手儿叫了,把钱放在贾母身边说:“一齐叫进去倒省事”。贾母喜热闹,爱奉承,凤姐深得其心,极尽奉承热闹之能事。趣笔不仅使书中主要人物如凤姐等性格多层次立体化起来,趣笔也使次要人物性格鲜活起来。“胡诌妒妇方”的王道士在书中是个小人物,他那膏药不经引述人们也熟悉,这一贴风趣的膏药经突出了人物的江湖气。但这王道士却又不同那江湖术士却是个大老实人,他坦率承认一切皆是假的,骗术。承认“疗妒汤”是胡诌,在胡诌中说真话:“一剂不效,吃十剂,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他说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王道士真实的趣话所以足资称道,因为揭穿了那个社会的假面,侮的是那些伪圣者,他巧言微中的是那社会人与人之间骗的总关系。王道士淡淡的胡诌“没要紧正 是极要紧语,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6]一切趣笔归根到底皆是为了写人,离开了人则趣消味散。趣是附丽于人的,由趣笔能见出人物(作者)的情趣,更推而广之见出人物所赖以存在的家庭、社会。趣笔是个多棱镜,在一个人物身上凝聚和折射出社会 的诸般色相。
    《红楼梦》的趣笔,不是没有社会功利的游戏笔墨,而是作者严肃思想的曲折表现。郁达夫在,《闲书》中说“幽默是精神本身的润泽之蒸发”。老舍《谈幽默》:“必有个道德的目的,以笑来矫正或诛伐”。曹雪芹要矫正诛伐的便是畸形的人和他们所以孳生的畸形社会。鬼判勾取秦钟之魂,荒唐中含有冷峻的 挞伐,脂砚斋称之谓“调侃世情”。初时,鬼判说:“阴间铁面无私,比不得阳间瞻情顾意”,态度“雷霆电 雹”。一听荣国公之孙宝玉大名,便又“敬着点”把钟魂放回。还对鬼卒发了一通:“自古人鬼之道都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的皇皇高论。这段话被程高本删去,删者在鬼话中见出人情,不是对鬼役的回护,倒是对人衙的避忌。删者看出作者是把趣笔作为“社会制裁的手段”,他们怕侮圣、怕违碍、怕大不敬而删。调侃世情,不仅《红楼》有,《西游》等著作也有,所以鲁迅评价《西游》的话,对《红楼》也十分贴切:“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7]”曹雪芹寓玩世不恭之深意于调 侃趣笔之中,借鬼世以鞭挞人世。世上本无鬼,凡写鬼实皆写人。罗两峰所作《鬼趣图》即充满着人趣。俞蛟《读画闲评》云:“尝言白昼能睹鬼魅,凡居室及都市幢幢往来不绝。遇富贵者则循墙壁而蛇行;贫贱者,则拊肩蹑足、揶揄百端”“两峰有感于衷,因写其情状。”罗聘所画之鬼态与曹雪芹所写之鬼态,是“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8]实乃当世之人态与世态。曹雪芹能于文网森严的社会禁锢中,敢于嘻笑调侃,这确乎是难能而又可贵的。
    [1]《李笠翁曲话》
    [2]《诗艺》(见《西方文论选》上·113页)
    [3]《叙陈正甫会心集》(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33页)
    [4]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5]鲁迅:《滑稽例解》(见《鲁迅全集》卷五《准风月谈》)。
    [6]刘熙载:《艺概·曲概》。
    [7][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全集)第九卷165页、213页。
    原载:《江海学刊》1984年2期
    
    原载:《江海学刊》1984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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