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
[摘 要]《红楼梦》中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20世纪以前,对于《红楼梦》中“矛盾”现象的探索。大都停留在指出“矛盾”的阶段,即使涉及“矛盾”的成因,也都认为是作者的疏漏或失误等。20世纪初至60年代以前,似乎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从成书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但大都侧重于将“矛盾”的成因归结为作者没有最后修改好而留下的痕迹,或是两书合成而留下的痕迹。这从大的方面来说,仍属于作者疏漏或失误的范畴。而从多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
细读《红楼梦》,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比如时序的“矛盾”、地点的“矛盾”、人物年龄的“矛盾”、人物关系的“矛盾”等。对于这些“矛盾”现象,前人已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如清人苕溪渔隐、王希廉、姚燮等就已指出过《红楼梦》中的一些“矛盾”现象。统观这些“矛盾”,有些是矛盾,有些并非矛盾;有些是作者有意如此写的,有些则是无意的疏漏或客观原因造成的,本文在这里则加上引号,统称为“矛盾”。
《红楼梦》中存在的“矛盾”现象,本身就已十分复杂,再加上前人大都是以某一种版本(主要是程高刻本和有正书局戚序本)为根据,因此难免有误认为矛盾之处,这就使《红楼梦》的“矛盾”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对《红楼梦》文本中客观存在的“矛盾”现象及前人所认为的矛盾做一系统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对《红楼梦》中的“矛盾”现象做出客观、合理的解释,无疑有助于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总体认识和理解。
在《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论及《红楼梦》中“矛盾”现象的,当数清乾隆时期的徐凤仪。他在《红楼梦偶得》中虽未使用“矛盾”一词,但却指出了一些“矛盾”现象,可归纳为12条,其中属于前80回的7条,属于后40回的5条。继徐凤仪之后,苕溪渔隐在《痴人说梦》之“镌石订疑”部分所列“矛盾”,除版本差异外,共17条,其中前80回12条,后40回5条。道光、咸丰时期的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等人,对《红楼梦》中的“矛盾”现象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并发表了一些更深入、具体的看法。首先,王希廉在其刊于道光十二年的评点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的总评中列举了18条“矛盾”,其中前80回15条,后40回3条。各回回末评中列举了“矛盾”1条。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纠疑》中也列举了“矛盾”21条,前80回16条,后40回5条。同时,他也在《红楼梦》回评及回末评中谈到“矛盾”8条。此外,冯其庸纂校订定的《八家评批红楼梦》的眉批中,还有一些涉及“矛盾”的批语,除重复的外,共34条,其中前80回29条,后40回5条。太平闲人张新之对于《红楼梦》总的看法(即“《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虽不足取,但其评论中却也不乏独到之处。特别是他对“矛盾”的看法,与其他评点者迥异,共列了“矛盾”59条,其中前80回35条,后40回20条,回末评4条。同为道咸时人的陈其黍在“红楼梦眉批、行间评及回总评”中也谈到了《红楼梦》中的一些“矛盾”,共约87条,其中前80回66条,后40回21条。之后的话石主人在《红楼梦精义》中列了年误8条,月误1条,日误1条,时误1条,地误1条,物误1条,语误12条,脱略8条。主要生活于咸、同时期的刘履芬对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所做的批语中,有抄录王希廉的批语,其中涉及“矛盾”的15条,他本人的批语中也有两条涉及“矛盾”。总之,清人对《红楼梦》中的“矛盾”现象,大多只是提出疑问或指出矛盾,而并没有深入探讨产生“矛盾”的原因,顶多也只是说“似失照应”、“殊失照应”、“似属漏笔”、“似有脱漏”、“疏漏”或“传写有误、“有误”。而只有张新之是从作者有意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这也与他对《红楼梦》的总体看法有关。虽然其所论有时未免牵强之嫌,但却可以说是开了俞平伯“此等破绽,明系故意如此脱枝失节,绝非无心之疏忽”之怀疑的先河。清末陈蜕在《忆梦楼石头记泛论》中说:“各家评说,斤斤稽其年月,则矛盾舛错处多矣。作者如天马行空,不受羁绁,只能就大概论之。……至编年纪事,史乘体例,此书处处以小说自居,偶然失检处,皆当谅之。”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真正大规模做寻找《红楼梦》中的缺失与矛盾工作的,当数近人吴克岐了。但是,吴克岐不是去探究“矛盾”产生的原因,而是采用修改和删除的方法消除“矛盾”。他假托发现了古手抄本,并结合当时已影印之“有正书局戚序本”,摘录了千条以上异于程高本的条目,同时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对《红楼梦》文本做了具体增补改动,有时一段增文就有数百字之多。20世纪20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中也列举了一些“矛盾”现象,并做了分析,同时对“矛盾”产生于疏漏这种观点提出了怀疑。之后,1923年4月许啸天在《(红楼梦)新序》中将王希廉所发现之“矛盾”列了13条。同年6月,赵誉船在天津《民意报》副刊《朝霞》发表《红楼梦中人年龄考证》,列了人物年龄的“矛盾”3条。1925年1—5月,关于《红楼梦》地点问题的争论相对集中些,但此后仍不时有所争论。1928年6月至1929年7月在天津《泰晤士报》上连载的张笑侠的《读红楼梦笔记》第四章中,设有“全书之舛漏”一节,谈到了《红楼梦》的“矛盾”现象,并列举了“矛盾”55条。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其所列“矛盾”,却也有一些因理解的偏差而误认为矛盾的。1929年7月15日胡钦甫在《述学社月报》第3卷第2期上发表《红楼梦摘疑》,认为《红楼梦》中“不可理解和最明显的错误,是关于个人的年龄问题”,并将他所发现的“疑点”分为三种:“(甲)各人年龄的不确定。(乙)事实与时间的不相符合。(丙)前后事实的矛盾和不近情。”其中所列“矛盾”,属于(甲)的8条,(乙)7条,(丙)11条。近人王瀣(字伯沆)在1914—1938年期间曾评点《红楼梦》,共指出了60处“矛盾”,其中前80回55处,后40回5处。
至20世纪50年代初,何心发表《红楼梦抉误》(1952),又提出《红楼梦》的“矛盾”问题,并列举了122条“矛盾”,但有些是版本原因、有些是误读,且有与前人重复之处。接着,周汝昌在其带有集考证派红学之大成性质的《红楼梦新证》(1953)中,也对一些“矛盾”做了考证。60年代初,胡适、梁宗之、俞平伯、赵齐平等研究者虽已开始对《红楼梦》成书问题进行探索,其中也涉及一些“矛盾”现象,但真正将“矛盾”与成书过程联系起来的,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可以说它开辟了“矛盾”现象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张爱玲于1977年发表《红楼梦魇》,更将“矛盾”现象与成书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几乎与此同时,戴不凡先生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戴先生在其《红学评议·外篇》中,将前80回(除了第十七至十八回外)几乎逐回列举了“矛盾”,并做了分析、论证。1978年出版的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注意到了庚辰本中的一些“矛盾”,并认为这种情况“是曹雪芹不断修改此稿所留下的一种痕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矛盾”现象的研究更多的是与成书过程联系起来,这显然是学术探讨深入的一种表现。但是,对于“矛盾”现象的探讨来说,角度似乎略嫌单一,且大都不是系统地专论“矛盾”,而只是在其著述的某一章节中就个别问题(如时间、地点问题、人物年龄问题等)发表看法,如林冠夫先生的《红楼梦纵横谈》(1985)中“林如海死于何时”、“紫鹃与鹦哥”、“袭人。珍珠”等,张国风先生的《(红楼梦)趣谈与索解》(1997)中“大观园究竟在南在北?”“《红楼梦》中人物的年龄”,等等;或是在探讨版本及成书过程时因涉及“矛盾”而去论述,如魏谭的《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真伪问题探源》,朱淡文的《红楼梦论源》(1992),薛瑞生的《关于两书合成红楼梦的思考(上)》、《两书合成红楼梦》(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等,杜春耕的《荣宁两府两本书》、《从(风月宝鉴)是演变不出一部(石头记)来的》等以及沈治钧的《红楼梦成书研究》,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刘世德先生对于版本的一系列研究,也有不少涉及“矛盾”现象之处,其文分析透辟,论证严密,常以小见大,发人之所未发。这对于“矛盾”现象的研究来说,可谓多所创获。
关于《红楼梦》“矛盾”现象的专题研究成果,目前并不多见。全面、系统地梳理、探讨《红楼梦》“矛盾”现象的专著,恕笔者固陋,于今尚未见到,单篇论文也并不多见。仅就已有的成果来看,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20世纪以前,对于《红楼梦》中“矛盾”现象的探索,大都停留在指出“矛盾”的阶段,虽有个别论及“矛盾”产生原因者,但除张新之外,也都认为是作者的疏漏或失误造成的。
(2)20世纪初至60年代以前,似乎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虽有俞平伯先生曾提出“明系故意如此”的怀疑,可惜未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近人吴克岐虽然在研究、探讨《红楼梦》的“矛盾”现象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并没有深入、系统地探究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而是“假托发现古手抄本”,“并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对《红楼梦》文本做了具体的增补改动与删削,使“矛盾”均化为乌有。这看似解决了问题,实际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20世纪60年代,吴世昌先生从成书角度探讨《红楼梦》“矛盾”现象的成因,使《红楼梦》“矛盾”现象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70年代后期,张爱玲、戴不凡在这方面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之后,朱淡文、杜春耕等也在这方面做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纵观从成书角度研究“矛盾”现象成因的成果,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侧重于将“矛盾”的成因归结为作者没有最后修改好而留下的痕迹,或是两书合成而留下的痕迹。这从大的方面来说,仍属于作者疏漏或失误的范畴。因作者没有最后修改好而留下痕迹,这固然是《红楼梦》存在“矛盾”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未必是全部原因。而俞平伯先生的看法则启示我们,从作者有意的角度来进行探索,也是一种思路。因此,从多角度探讨《红楼梦》中“矛盾”现象的成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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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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