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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一个由夫妻和姐弟组成的民间红学派——“红楼解梦”派异军突起,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由于许多观点惊世骇俗,他们的学说遭到了正统红学派的“围剿”,随后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十多年过去了,他们还好吗?他们还在研究红学吗?近日,笔者在北京香山脚下一所民居里采访了“红楼解梦”派的领军人霍国玲和她的丈夫张晖。 因为她感到快乐,所以我才支持她 霍国玲1936年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与张晖同住一个大院。1966年,两个有情人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那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霍国玲被分配到机电工业部所属的一家企业当包装设计员,张晖在外文局做波斯文翻译出版工作。 转眼到了80年代,由于当时工作不太紧张,霍国玲买了一套新出版的《红楼梦》,在空闲时间阅读。也许是从事多年技术工作养成的专业素质和习惯,她看《红楼梦》特别仔细,一些看似与故事情节没有多大关系的诗词、谜语,她也不放过,直到搞清它的真实含义为止。结果,她很快发现了书中许多“矛盾”和“疑点”,比如《红楼梦》第二回述说林黛玉离开江南进京,当时作者交待是6岁,可是到了京都进入荣府后,凤姐问她几岁,黛玉回答是13岁了。难道她在路上走了7年不成? 霍国玲把这些疑惑告诉丈夫,张晖也无法解答。看到妻子如此痴迷《红楼梦》,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张晖觉得自己应该帮帮她。他从外文局的图书馆借了一部《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回来,对霍国玲说:“《红楼梦》原来叫做《石头记》,上面都有脂砚斋的批语。带脂批的《红楼梦》才是真正的原著。看书就得看原著。” 听了丈夫的话,霍国玲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她将《红楼梦》的正文、诗词以及脂砚斋批语结合起来阅读、研究,霍国玲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许多原来难以理解的矛盾和疑点纷纷水落石出。她窥到了隐藏在《红楼梦》故事背后的历史。 “刚开始研究《红楼梦》,纯粹是出于爱好。我五六岁时很喜欢理杂乱的线团,而且总能把它理清缠好。看到《红楼梦》里的一些疑点,我也产生了类似理清散乱线团的冲动。曹雪芹在小说开篇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觉得自己理解了书中的一些意味。”霍国玲用平淡的语气说。 张晖便鼓励妻子把自己的发现写出来。1982年2月,霍国玲写出了第一篇红学论文《曹雪芹生辰考》,同年提交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红楼梦》研讨会并发表,引起了红学界的重视。这个成果后来被载入《红楼梦鉴赏辞典》中。这篇论文的成功鼓舞了霍国玲,之后她又写出了《反照“风月宝鉴”》和《“红楼梦”中隐入了何人何事》等文章,奠定了“解梦”学说的立论基础——《红楼梦》有正(小说)、反(历史)两面,而且首次披露了一个重大发现:雍正皇帝系曹雪芹伙同雍正皇帝的情人竺香玉(林黛玉原型)所毒杀…… 受霍国玲的影响,在中学当教师的弟弟霍纪平也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和二姐一道破解红楼之谜。通过研究,他发现《红楼梦》采用了双纪年(即曹氏纪年和雍正纪年)方法。这一研究成果解决了“为什么林黛玉6岁离开江南,13岁才到京都?”等等悬疑问题。至此,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派已初具规模。 随着研究的深入,霍国玲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于是产生了提前退休做一个专职红学研究者的念头。1985年她还不到50岁,提前退休便意味着要放弃工资增长、职称晋升等许多优厚的待遇。一些亲友不理解,对此感到十分惊异。霍国玲没有辩驳,但很认真地征求了丈夫的意见。张晖考虑了一下,投了赞成票。为了潜心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两口子带着他们的孩子移居到香山脚下的杰王府村,这里远离闹市,而且据霍国玲论证,曹雪芹第二次被抄家后便在这一带隐居、写作。 “最开始我支持霍国玲研究红楼梦,并不是以为这种研究可以给她和家人带来多少名利,完全是看她做这件事情感到快乐。她快乐我也就高兴了。夫妻之间就应该这样。”张晖回忆说。 看到妻子承受委屈,丈夫决定加入她的事业 霍氏姐弟研究《红楼梦》早期,张晖还在忙自己的事业,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妻子借借书,查查资料,这也让霍国玲受益匪浅。有一天,霍国玲认定《红楼梦》里隐写了竺香玉为雍正生了一子,时间应该是雍正11年,便让丈夫去查一查清史。第二天,张晖下班回家,还没进门,他就兴奋地大声说:“国玲,查到了,查到了。你的发现完全正确,雍正11年生了皇子名叫弘!”霍国玲一听,高兴得眉开眼笑。 1989年,霍国玲和弟弟合著了《红楼解梦》(初版),开印就是两万八千册,打破了建国以来学术论著一次印数的最高记录。 不久,他们的大姐霍力君也加入了红学研究的行列。霍力君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对《红楼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一次,姐妹俩谈起脂砚斋是谁的问题,霍力君认为从一些批文看,只能是曹雪芹所写,而霍国玲举例说许多批语出自女性之手。经过多次探讨、争论,姐妹俩终于取得一致意见:脂砚斋系曹雪芹及其妻子合用的批书笔名。据此,霍力君写出了《解开脂砚斋之谜》一文,解决了一个红学界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 1995年,霍氏三姐弟合著的《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出版。霍国玲多次受邀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二十多所高等院校演讲,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追捧。“红楼解梦”学说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学热潮。 正当霍氏三姐弟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暴风雨却悄悄降临了。1996年上半年,京城一些媒体和《红楼梦学刊》开始连篇累牍批判“红楼解梦”派,说他们的观点“太过离奇”,是“异端邪说”,说他们研究红学,是“沽名钓誉”,而且已经“走火入魔”。有的报刊、杂志甚至登出了带有人身攻击的杂文和漫画……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和攻击,霍国玲一下子懵了。 “我原以为研究《红楼梦》、宣传《红楼梦》,对弘扬民族文化是一件大好事,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围攻我们。你不赞成我们的观点,可以写文章争论嘛。一下子把我们的观点全盘否定,我当时确实接受不了……”事情过去了近10年,霍国玲的心情也早已平静,但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看到妻子承受委屈和痛苦,张晖无法袖手旁观了。他宽慰、鼓励霍国玲:“不怕,我们和他们好好说理。现在是90年代了,文革时期那种以势压人、以权整人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为了更好地支持妻子的事业,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暂时放弃自己手头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红学研究。凭着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和领袖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所积累的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哲学素养,张晖于是主动承担了对“红楼解梦”学说的理论阐述工作和回应那些正统红学派的“围剿”: “《红楼梦》既有‘假语存’,也有‘真事隐’。只承认《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承认同时也是一部史书,是不尊重事实的表现!”“谁说《红楼梦》不是一部谜书?《红楼解梦》作者列出了《红楼梦》310个谜(脂砚斋称之为“误谬”),实际比这还要多得多……”“谁说曹雪芹‘毒杀’雍正不可能验证?只要论证的是真实的历史,当然就可以验证,而且可以从各个角度去验证……” 从那以后,张晖以紫军的名字正式成为“红楼解梦”派中的一员。经过他的论证,“红楼解梦”派的学说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了,霍国玲姐弟的底气和自信心也更足了。此后两年,夫妇俩和姐弟手携手,顶着各种压力又连续出版了《红楼解梦》第二集、第三集和单行本《红楼圆明隐秘》,总算守住了“红楼解梦”派的阵地。 经历患难与风雨,老夫妻收获灿烂晚霞 随着正统红学界对“红楼解梦”学说批判的扩大和升级,原来已经订了《红楼解梦》的书商和书店纷纷中断协议,已经印好的书大多压在了库房里。 “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定能挺过去的!”张晖沉着地一次次给霍国玲打气,分担妻子的压力。平时,夫妻俩省吃俭用,把稿费和微薄的退休工资积攒下来,用于偿还债务和维持红学研究所需的基本开销。为了补贴红学研究,弟弟霍纪平也毅然下海经商。 困难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夫妇俩患难与共,相互扶持,心贴得更近了,合作研究也越来越默契。在性格和能力上,两个人各有所长,张晖思路敏捷,逻辑性强,打字速度也快;霍国玲心细,思维活跃,对《红楼梦》内容、诗词、脂批都很熟悉,善于联想,常常有奇妙发现,所以往往是霍国玲想出一个点子,由张晖写成文章,再由霍国玲修改,定稿。为了确立和修正某一个观点,夫妇俩有时也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争论,但每次只要对方较真,另一方就赶快退让,等到心平气和时再讨论,最后总能相互谅解,达成一致。“争论归争论,我们不会因为学术争论而伤了夫妻感情。”霍国玲说。 进入21世纪后,霍国玲夫妇和霍氏姐弟的红学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他们先后出版了《红楼解梦》第四集和第五集。到现在已论证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所隐写的就是圆明园;宁国府隐写清皇宫;原“恭王府”前身为曹雪芹在京城内的故居;原“燕京大学”前身系曹雪芹在西郊的故居;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是曹雪芹家第二次被抄后的居住地;黛玉原型竺香玉葬于陶然亭公园…… “现在,红学研究已经成了我们两口子生活的一部分。” 霍国玲告诉笔者,他们的生活平淡而又充实,每天6点多钟起床,天气好就去爬香山,或者在院子里锻炼锻炼,白天其他活动很少,一般就在家里看看书,写写文章,晚上10点多准时睡觉。家务分工是霍国玲负责做饭,张晖负责打扫卫生。2005年9月张晖因腰椎柱狭窄动了手术,之后所有家务事都由霍国玲包了下来。他们的孩子在城里上班,只能在节假日回家看看父母。 到目前为止,霍国玲夫妇和姐弟写作并出版了6部9册著作,包括67篇论文,共计200多万字的红学著作。他们最新的红学研究成果——《红楼解梦》第六集、《脂砚斋全评石头》和《反读红楼梦》也将在2006年初出版。霍国玲淡然地说:“红学研究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名利,还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一些烦恼甚至困难,但我们还是从中得到了许多快乐,所以我们决不会放弃,而且只要有读者愿意看,我们还会继续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 愿两位致力于民族文化研究的老人保重身体,收获更灿烂的晚霞。 原载：《伴侣》2006年09期 原载：《伴侣》2006年0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