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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从悲凉而言，感受最深切的是林黛玉。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身世本来就悲凉，加上她心志极高，情爱至深，却无人理解，除了贾宝玉，几乎所有的人把她视为异端怪种。恰恰是这个知己，在婚事上让她跌入爱情的绝谷，使她幸存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以往论及林黛玉形象，大多集中在其悲剧成分上，大多强调这几点：她幼年失怙寄人篱下，心思细腻敏感，追求爱情却终未修得正果，理所当然是文学史上典型的悲剧人物。贺信民的《林黛玉命运悲剧新论》中有“在林黛玉形象中，包涵着五种悲剧，即生命悲剧、境遇悲剧、性格悲剧、爱情悲剧和时代悲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林黛玉形象，我们会发现她的身上，也不乏喜剧因子。 首先她生活衣食无忧，为人直率，爱憎分明，言行举止之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由于寄人篱下，处处小心，对周围的人往往有所防范；又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对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的心理，有时出语尖刻，有时哭哭闹闹，给人一个“小性儿”的印象。林黛玉天资聪颖，她从小的言行举止“另是一样，不与近日女子相同”，这是她的老师贾雨村经过观察所得到的印象（第二回）。她早年从母亲口中得知贾府的一些情况，对森严的贵族家庭有所了解。而今置身于贾府这个世家大族中，深知自己身份不可与贾府中人相比，“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当凤姐在说笑以讨贾母欢心、宝钗在劝慰以获王夫人好感、赵姨娘在谋划何日扶正、“乌眼鸡”们在明争暗斗、那群“须眉浊物”在追腥逐臭时，她却在大观园的角落里精心培护自己的花冢、在潇湘馆专注地教鹦鹉背诗……她也从来不谈仕途经济，立身扬名那些“混账话”，使得宝玉发自内心地赞叹：“林姑娘从来说过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第三十二回）她寄人篱下，却不屈人膝下。在物质生活上已属衣食无忧，在精神生活追求自由，甚至是可比文人雅士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空灵（交代紫鹃一段）。在封建战乱时代以实属难得，比较丫鬟甚至男子生活；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云：“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肌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曹雪芹笔下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众多，但恐怕只有林黛玉一人堪当此评。“以诗词为心”一句，正恰当地揭示了林黛玉之美的精髓。黛玉之美，是诗性之美；她的身上，体现着诗人特有的气质特征。“风露清愁”的外部气质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写林黛玉掣得的花名签，“上面画着一枝芙蓉，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时众人的反应是：“‘这个极好，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黛玉也自笑了。”可见林黛玉在众人心目中是高洁的水芙蓉化身。除了形象美好气质超群外，林黛玉的文人气质表现在“多思”上。王夫人说曾说过：“……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个有心的。”宝玉最了解黛玉，知道“林妹妹是个多心的”，总怕得罪了她。宝玉曾对她说：“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第三十二回）宝玉所说的“病”，显然不只是身体上的病，而是身体上的病和心灵里的愁的总概括。林黛玉这种忧郁的性格，与前代许多忧郁型诗人的气质是相通的，特别是从明末清初的才女冯小青身上，更能够看到林黛玉的影子。得了“影恋”的冯小青，“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即与林黛玉一样，少年曾被人断言“早慧福薄”出家为宜，又都是忧思成病，青春早逝。这种忧郁的性格特征成为林黛玉诗人气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逸才仙品”的诗人才华从林黛玉的外部气质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她的文学感悟力和创作力也非同寻常。第二十三回辞藻警人的《西厢记》使宝、黛读后“余香满口”，而一曲“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更使得黛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在创作上，这种敏感可说是林黛玉那些优秀诗作的创作动因。第二十七回黛玉因前一日误会宝玉不理她，心中有无限委屈，第二日躲在香冢葬花，便吟出了代表作长诗《葬花吟》。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派晴雯送来旧帕，“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五内沸然炙起”，便在帕上题下了《题帕三绝》；第四十五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秋雨连绵，黛玉看《乐府杂稿》中的《秋闺怨》、《别离怨》等词，“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曰《秋窗风雨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第四十五回），日常生活总能撩拨她心灵上的感触，而这种感触又能激发创作的热情，这正是一个诗人所必备的条件。发之于性情，她的诗作果真做到了“字字看来都是血”。在创作实践上林黛玉更是一位成功的诗人。她的诗作与那些传世佳作一样具有感人的魅力。第二十八回宝玉听到了她的《葬花吟》：“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黛玉诗的魅力不是来自遣词造句，而是来自诗中所表达的那种催人肺腑的情感，来自对生命无常、青春不再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失落感的高度的概括。不仅此一首葬花吟，黛玉的其他诗作也是以感情的力量、精神的魅力而不是词句的工巧来感动读者的。第三十八回，黛玉评价自己的《菊花诗》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而李纨却说：“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脂批评《杏帘在望》—词则说得更明白：“阿颦之心意才情原与人别，亦不是从读书中得来。”这里的“读书”应该指的是死读书，因为林黛玉并非不读书。潇湘馆中，“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书中没有渲染她像宝钗一样博古通今，但是第七十六回她与湘云联诗，曾提到江淹《青苔赋》、东方朔《神经异》、《画记》以及唐书唐志等书上的典故，可见她涉猎之广。林黛玉诗歌的魅力却不是从死读书、抠字眼中得来的。第四十八回她向香菱讲诗，提出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词句究竟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基于这种观点，她不喜欢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而是细评王摩诘的五律，琢磨陶渊明的诗髓。林黛玉推崇王维、陶渊明。王维的《竹里馆》正可与林黛玉居所之“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对照起来。而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黛玉诗中的陶渊明形象又出现了许多次。她在元妃省亲时作的两首诗，《世外仙源》、《杏帘在望》，其中描绘的别尘索居，悠闲安乐的耕织图，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柳先生的桃花源；而全诗清新自然的字句和浑然天成的格局，则极富王维田园诗的风韵。大观园“竹里馆”的主人，以此两首诗为代表，证实她对王、孟等田园诗人的继承和与五柳先生的神交。更是学到了二者的神韵，被脂批评为“逸才仙品”。“阿颦之心意才情原与人别”，这与她的“世外仙姝”气质是相呼应的，真所谓诗如其人。我们发现，林黛玉在大观园里结诗社吟诗作的时候，就会变得襟怀洒落、鲜活流动起来。可见，从文人追求精神自由这一方面而言林黛玉身上是充满喜剧色彩的。 其次她语言犀利，我口言我心，而且大多打趣谐语相当幽默生动，黛玉面容娇俏，柔情欲滴。尽管弱不禁风，但她“怯弱不胜”的身体里却无奴颜媚骨，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恼就恼。她讽刺宝钗，恼怒湘云，打趣惜春，揭穿袭人，她甚至敢于唇讥独揽大权的“凤辣子”，敢于骂权重势大的北静王是“臭男人”。她从不在心里掂量谁的轻重，她压根儿也没想到，也没考虑过人世间的种种利害关系。她“孤标傲世”，却不盛气凌人；她出口利言伤人，却无心与人结怨；她坦直揭人之短，却也能默默地承受他人的指责。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之时，说话任情任性的黛玉竟然脱口而出“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样两句明显的西厢话语，被识大体谙熟封建纲常的宝钗教育道“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相对于宝钗的“不关己事莫开口，一问不知三摇头”而言，黛玉可以称得上是“小孩口无遮拦”了。当初宝钗的一句（第八回）“真真是这个颦丫头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却恰如其分的道出了林黛玉的语言犀利。在后来，众芳齐聚大观园，林黛玉的语言幽默诙谐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嘲笑刘姥姥为母蝗虫，在宝钗列的画具单子后面紧接一句要“铁锅一口，铁铲一个”说是要把颜料吵着吃，说是宝钗水缸箱子的这样写下去像是把自己的嫁妆单子叶写上了。宝钗称黛玉的诙谐方法有春秋笔法，甚至是在王熙凤之上，这个评价在大观园众女子之中恐怕也只有黛玉才配得到（第四十二回）。与当时言谈举止有诸多限制的深闺女子相比，林黛玉是幸运的。 最后，林黛玉对于爱情的追求，“为的是我的心”，不会像宝钗一样刻意隐藏，也不必担忧会像司棋一样惨遭惩罚，虽无自主决定权却真心追求毫不遮掩，这在婚恋不能自主的时代实属罕见。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宝黛的痴情上，《红楼梦》中称之为“痴病”、“呆病”。如贾宝玉的摔玉、砸玉、痰迷、疯癫；林黛玉的剪香袋、绝粒、迷本性等等，都属于变态描写。第五十七回，紫鹃用“林妹妹回苏州”来试宝玉，作家用诗歌的变形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宝玉对黛玉的痴情。按一般理解，宝玉的表现：出汗、眼直、流津、手冷等等，以至于说：“除林妹妹，都不许姓林的！”把自行船工艺品当成载林妹妹的真船，把紫鹃留在身边林妹妹就走不了等等都属反常，但又不是精神失常。书上还让太医诊断为什么“痰迷之2 2011年第12期安徽文学文学评论症”。通过这一变态描写，道出了亘古未有的痴情。在小说后四十回，这种描写更精彩。“续作确是相当善于写这种精神状态的异常化。”第九十六回写宝黛在迷本性的情况下见面。两人相见，礼节全无，“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是面对面的傻笑。后来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这些行动、语言把在场的袭人、紫鹃吓得目瞪口呆。但这决不是精神失常的病态表现，读者从这里看到的是除却封建礼教外衣的赤心和真情。正如王蒙所说，这表现了宝黛的“心贴心，心哭心，心换心的刻骨铭心的境界和体验！”她和宝玉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一致向往《西厢记》、《牡丹亭》里那种对爱情的追求和选择。她不受宝钗宣扬的那套“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才是好”的封建伦理束缚，从不劝告宝玉去追求利禄，所以被宝玉引为知己。宝玉在别人眼中不可理解的行为只有黛玉才能真的了解，也只有黛玉才能真的给他劝慰，当宝玉误禅机想到人生虚无，宝钗担心他会移了性，说起疯话，要命丫头赶紧烧了宝玉写的揭语，而黛玉则非常自信的说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而且事实证明黛玉的一问着实就让宝玉回到现实中来，自己想到“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便真的不再参禅，只当是一时的玩话丢开了（第二十二回）。王熙凤庆生辰之时，宝玉偷偷跑出去祭奠金钏，回来谎称是北静王的妾殁了前去道恼，唯有黛玉揣测得到实情，而且既不声张也不当面劝解宝玉，只是看似与宝钗说戏似的借《荆钗记》说一句，“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宝玉听到这一句“又发起呆来”（第四十四回）。黛玉不但知道宝玉的真正想法，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想宝玉所想。可见，宝黛爱情不只是建立在从小耳鬓厮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不只是寻常的日久生情，更是精神层面的互相理解相互依偎，这在婚恋难以自由的时代，想到爱情的男女被看做“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贵族家庭里，是多么难求难得的人间佳话！在大观园众女子之中独有黛玉得只因如此，夫复何求！综上所述，虽然《红楼梦》写下了中国封建世家的衰败史，写下了封建阶级一代叛逆者的哀痛欲绝的爱情挽歌，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悲剧，但是其中也不乏喜剧色彩，它所提倡的人性解放与自由，表现出的善性关怀以及幽默情怀在书中各处呈现出来，即使是代表性的悲剧人物林黛玉身上也有所体现，林黛玉自由本真的诗化生活，言皆由衷的真性流露，以及与宝玉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纯真爱情无不表现出喜剧色彩与作者的幽默喜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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