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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颂 殷武》猜想 ——兼与李山先生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熊人宽 参加讨论

     李山先生说:“《商颂》应为西周中期的作品。西周昭王时王朝与淮水、汉水地区的淮夷、荆楚进行过连年战争。有证据表明,宋国在这场战争中是为周朝效过力的,因此宋国才真正受到‘二王之后’的特殊待遇。《商颂》的创作正以此为契机。”“真正有力的内证来自《殷武》一篇。”
     李山先生之说证据似乎欠妥,特提出以求教于李先生及专家学者。
     一、宋国初期史略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胜利者不能灭绝前朝的宗祀。所以,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商汤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周公奉成王令伐诛武庚。还将殷之顽民迁至成周(洛邑)。公元前1039年,周成王另封未参预武庚叛乱的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代殷后,国于宋。都商之发祥地——睢阳(今商丘)。爵尊为“公”,可用天子礼乐祭奉商朝的宗祀。在各诸侯国中地位名列前茅。但是,宋国资源贫乏,没有军事实力。
     微子启封宋后,颇有德政,深受宋国臣民的爱戴。微子因其长子早死,故将爵位传于弟微仲衍。微仲衍传子宋公稽,稽传子丁公申,申传子公共。共传弟炀公熙。共之次子鲋祀不服,将其叔炀公熙杀害而自立,是为宋厉公,封其兄弗父何于栗(今夏邑),任宋国国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曾经整理、核定《商颂》十二篇。他先后辅佐戴、武、宣三公,为三朝元老。他一生谦逊俭朴,为世人楷模。
     厉公卒,子釐公举立。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琤立。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前799-766年)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P297]
     二、《商颂》
     《商颂》是殷之后人“祀其先王”的演唱“词”。
     殷人之后“祀其先王”并没有间断,故其仪式、演唱的词、曲(商颂)有其历史渊源。
     在周朝几百年间,宋人“祀其先王”的仪式、颂辞、曲谱,可能有遗忘或“与时俱进”的改变。——《国语•鲁语下20》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P85]——就说明有些曲谱已经遗忘或不准确,所以正考夫要到周太师那里去“校”曲。
     殷之后人“祀其先王”的曲谱,为何要到周太师那里去“校”呢?
     据《史记•殷本记》:周武王伐纣前,“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P19]周太师乃是原“殷大师”世代相传者,故周太师比宋人更熟悉《商颂》。
     再流传几百年后,宋人和周太师都可能会有遗忘、错乱。故《商颂》词、曲的变化、修改、遗失就是必然的了。正考父校《商颂》时,还有十二篇,到孔子校《诗》时就只剩下五篇,就是明证。孔子把《商颂》收编到《诗经》里时,不能排除孔子对其修改的可能。
     假如宋人作《商颂》,应当是早期少,后期多。而不应当早期多,愈往后愈少。
    如果《商颂》仅是宋国的颂歌,那么,宋大夫正考父何以会到周太师处去“校”颂呢?
    宋是周代异姓诸侯唯一可用颂乐祭其先王者。若《商颂》是《宋颂》,是颂其“宋公”者,那就不能用天子礼乐祭奉其“先(宋)公”,也不能称其为“颂”。
     综上所述,《商颂》应当是殷商留存的作品,但是,在春秋时代有可能掺入春秋时代的气息,现代看到的《商颂》“掺假”的成分也许更多。但就其主体来说,其内容还是反映了殷商时期历史的一个侧面。
     杨公骥先生说:“在《商颂》所反映的现实事件中,并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国的任何事件,在《商颂》的思想情感中,并没有《周颂》、《鲁颂》中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商颂》是商代的诗歌,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商代的诗歌。”〔《中国文学》(第1分册)附录一《商颂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464~484页。〕杨先生其说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史记•宋世家》与《国语》中的《商颂》
     “商颂”之名,在先秦史籍中,从无“宋诗”或“宋颂”之说。只是汉代才出现歧说。
     《史记•宋世家》曰:“襄公(前650-637)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P302]
     《国语•鲁语下20》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P85]
     《国语》既曰“校商之名颂”,则《史记》载:“作《商颂》”可能有误。
     据《左传•昭公七年》:“及正考父,佐(宋)戴(前799-766)、武(前765-748)、宣(前747-729),三命兹益共。”[P419] 正考父生活在前八世纪下半世纪,与宋襄公(前650-637)相差一个世纪,两者无法会面。故《史记》的“宋襄公”也有误。
     从《商颂》的内容看,贯穿于其中的祖帝一元的宗教观念与暴力思想,与《尚书•商书》中的神权暴力思想如出一辙,都是对暴力的肯定和崇尚。
     至于若干词语与“周诗相袭”,则有多种可能,或周诗袭商颂,或流传过程中有所添加。现存《商颂》中,有后人添加的词语不足为奇,但是,尚不足为宋诗之确证也。
     ◇即便按王国维在《商颂考》中所说:“《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以祀其先王也。”[《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65 P116]——若是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写《商颂》之时,与《商颂》所写之事,区分开来。则王国维也认为《商颂》是“周中叶”,宋人追记“殷所以兴”,并“祀殷之先王”之作,其材料来源较为古老。而不是记述周代宋公之事。
     三、李山先生的“直接证据”不成立。
     李山先生说:“直接的证据来自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的《作册旂方觥》和《作册旂方彝》两件铭文相同的铜器。其铭文曰:“隹五月,王在[广里加干],戍子,令乍册旂兄(贶)望土于相侯。易(赐)金易臣,扬王休。隹王十九祀。”“在[广里加干]”两字常见于周昭王时器。故“十九祀”为周昭王十九年,其时正值周与楚人作战、昭王死于汉水之年。其中“令乍册旂兄望土于相侯”,即命令作册旂把望这片土地赐予相侯。关键之点在“相侯”为谁。马承源说,先秦时期的“相”有两处,一是《史记•殷本纪》所载“河亶甲居相”之“相”,地在河南内黄;一是《水经注•睢水》所记春秋时共公所居之“相”,地在安徽宿县西北,因境内有相山得名。按:后一“相”在今安徽淮北市内,马说略嫌笼统。《作册旂方觥》和《作册旂方彝》既然与昭王十九年伐楚相关,马承源认为当以安徽之相为是,“昭王赐相侯以望土,或是为了笼络与楚相近的侯伯。”马先生的见解大体是正确的,然亦有所不足。相侯(即宋侯)受望土之封赏,不仅是因其地近楚国,而是因其直接参与了对楚的战争。这在《商颂•殷武》一篇中是可以找到明确的内证的(详见下文)。两件铜器铭文对解决《商颂》创作年代问题至为重要,它们补充了文献记载的阙如,为了解宋国在周王朝进行东南战事时的表现,提供了极宝贵的线索,也为本文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支持。”
     ◇“南国相侯”与“中原宋公”风马牛不相及。
     历史上、古籍中从来没有“宋侯”之说。李山先生的 “相侯即宋侯”说。没有依据,不能成立。
     扶风出土的作册析方尊、方彝、觥铭文曰:“隹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册析贶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隹王十又九祀。”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馆藏名品选》第三集,公布的静方鼎铭文曰:“隹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司汝采,司在曾噩(鄂)师。’王曰:‘静,锡汝鬯[旗的反体]、[旗的反体]市、亲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阝+尊]彝。”
    静方鼎“南国相”之“相”即“湘”,在今湖南。“作册析方尊、方彝、觥”的“相侯”即“湘侯”。
     这个“与楚相近的侯伯”,“南国相”之“相侯”,与“中原宋”之“宋公”,风马牛不相及。
     四、李山先生的“内证”不成立
     李山先生说:〖真正有力的内证来自《殷武》一篇。
     古文家认为此诗祭武丁,其根据在开首一句的“挞彼殷武”之“殷武”一词。《毛传》曰:“殷武,武丁也。”这个解释实在有不顾全篇、望文生义之嫌。果真与武丁有关,那诗篇该有下文以相应:武丁怎么了?德行是什么?功绩是什么?凡此等等总得有个下文吧?可是下文在哪里呢?再从《商颂》总体看,“殷武”之“武”,也不会指“武丁”。《商颂》五篇,“以《那》为首”(语出《国语•鲁语》),此诗渲染的是献给祖灵的鼓乐,按照《礼记•祭义》的说法,殷人祭祀尚声,所以鼓乐在先。接下来的《烈祖》篇是向祖先祈求“绥我眉寿”,是献祭神灵的祈福诗。以下《玄鸟》、《长发》两篇叙述先祖的功德业绩。须加注意的是,在《玄鸟》篇中,武丁已经受到过盛赞,诗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其意是说,商代的君王们受命不殆,而尤以武王(汤)的孙子武丁为最,武王的事业他没有不能继承光大的。很明显,武丁的业绩已经在礼祭商汤时赞颂过了,因而所谓“殷武”,也就只是宋人对殷商民族旧有武烈传统的称说,而不是具体指表某个先王。同样第二章“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夸述,也不过是宋人回顾着保存在记忆中祖宗们的“当年勇”。
     前文在讨论《作册qí@⑨方觥》、《方彝》时说过,宋侯所以得到周王土地的赏赐,不仅是出于周王的拉拢,也是由于宋人在东南战争中为周王效了力。证据就在《殷武》篇内。诗第一章曰:“@①(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裒”字《毛传》解释为“聚也”,实即合击、夹击之义。考诸金文,西周对东南用武有两条出兵路线:一是从宗周镐京出发,走汉水一路,周朝西六师出兵即循此路;这有《大雅》中《江汉》、《常武》两篇战争诗为证。另一线则以东都雒邑为依托,循汝水、颖水沿岸向南可经南阳与汉水一路会合,向东南则可以直趋淮水地区[9](P685-692)。周厉王时器《禹鼎》记载王朝曾号令“西六师”、“殷八师”一同出击“鄂侯驭方”,可知当时对南方战争有时是东西两下夹击的。宋国南近淮水,地理上正处在东线的前沿地带。又西周中期的战争,对楚的战事是与对淮夷的征战交织进行的。因此,所谓的“裒荆之旅”,就很可能是作为东方诸侯的宋军,为配合周昭王亲率西六师的对楚进攻,出兵淮水上游地区??。这样既可以东防淮夷,又可以西堵楚师。《殷武》一言“深入”,再言“裒荆”,三言“有截”,当正指此事而言。诗篇与史事相呼应如此,岂是偶然的!〗
     请看《殷武》篇
     ◇第一章“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穼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殷武,武丁也。”这个解释很确切。“撻彼殷武,——湯孫之緒。”就是内证。说“殷武”是“武烈传统的称说”才是“望文生义”。
     武丁怎么了?——其“下文”就是:“奮伐荊楚,穼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就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这些描写与宋国毫不相干。只有理解为“湯孫武丁”所为,才能比较融通。
     ◇“《商颂》五篇,‘以《那》为首’(语出《国语•鲁语》)”——不对!
     《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P85]。
     西周末期“正考夫”之时《商颂》还有十二篇。按此推测,昭王十九年之时《商颂》不会少于十二篇,而不是“五篇”。
     ◇李山先生所谓的“《玄鸟》篇中,武丁已经受到过盛赞”,“因而所谓‘殷武’,也就只是宋人对殷商民族旧有武烈传统的称说,而不是具体指表某个先王。”—— 已经受到过盛赞”,“因而不是……”此逻辑不能成立。所谓“迭说父德,不嫌重复。”
     ◇第二章“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李山先生也承认“是宋人回顾着保存在记忆中祖宗们的‘当年勇’”。
     ◇第三章、第四章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李山先生说:“诗第三章开头两句‘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也同样是在表周人克殷及宗周的建立。”——说 殷之后人祭祖时“表周人克殷”——这样亵渎自己的先祖,有违常理。
     李山先生说“稼穑匪解”句,商朝“督责方国尽力农事的记载,尚属阙如。”——这不能作为《殷武》是宋诗的可靠依据。或许是“商诗”“周化”的痕迹吧?
     ◇第五章:“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李山先生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应是“京邑翼翼,四方之则”。“‘京邑’改为‘商邑’很可能是汉代《毛诗》学者的手脚”。——此说依据不足,难以服人。
     李山先生说:“如此,‘京邑翼翼’云云,实是在赞美宗周镐京如何如何。其意是说,宋国所造的宫寝,准则的是宗周的殿堂。这又与前四章意蕴一脉相通。”——这同样与殷商后人祭祖之事理不符,不足为训。
     ◇第六章:“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表明《殷武》作于“庙成之日”,是殷人立庙以祀高宗之乐歌。与“宗周的殿堂”无关。
     ◇宋公稽“直接参与了对楚的战争”说。
     李山先生说:“昭王十九年伐楚”,宋国“直接参与了对楚的战争”。“考微子之立,在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之后,时当成王之世。微子之后是微仲,至宋公稽已为第三代宋君。三位宋君在位时间虽不可考,但推定宋公在位正值周康、昭之际,还是相当牢靠的。……不能不让人将其与当时的东南战事联系起来”。“所谓的‘裒荆之旅’,就很可能是作为东方诸侯的宋军,为配合周昭王亲率西六师的对楚进攻,出兵淮水上游地区。”
     若是周昭王亲征,宋国出兵则宋公稽必须陪同。而西周早中期,诸侯直接参于周王征伐战争者很少。说《殷武》是记宋公稽时的宋国“直接参与了对楚的战争”。这与《殷武》的整体描述不符合。——李山先生也未能提供可信的文献资料依据。
     ◇殷八师的问题
     李山先生说:“‘殷八师’兵力主要构成是殷商遗民[6](P416,420)。更重要的是,‘从金文资料上看,西周王朝对东夷、南夷战事,常由成周八师(殷八师)担任。”
     西周在在平叛过程中,认为必须扩建国家直属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武装力量进行收编,组成“西六师”(驻宗周)、“东八师”(殷八师)。起初八师驻在殷之故地朝歌,主要是对付殷人和淮夷、东夷,故称“殷八师”。
    成王时将殷之顽民迁至成周(洛邑)。“殷八师”就长期驻守成周,又称“成周八师”。(也有人认为另有“成周八师”)。
     请问,西周“国家直属武装力量”的“殷八师”,与“东方诸侯的宋国”有关系吗?
    主要参考资料
    
[1] 李山《〈商颂〉作于“宗周中叶”说》《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04 P16~20
    [2] 陈炜湛“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01 P83~88
    [3] 中国先秦史论坛→先秦史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http://zgxqs.org/bbs/dispbbs.asp?boardID=3&ID=3330
    [4]《杨公骥文集》《商颂考》http://www.guoxue.com/xstj/ygjwj/01%A1%AA2.htm
    [5] 徐无逸《〈诗经 商颂〉时代可能性》http://www.pkucn.com/archiver/?tid-101242.html
    [6] 菜九段《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http://www.guxiang.com/lishi/shihua/jinghua/200201/2002011000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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