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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赵逵夫先生的“江西陵阳”说，与《涉江》内容不符。 《涉江》的起点，是《哀郢》东迁的终点“陵阳”。从《涉江》：“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可推知，其一，陵阳在江北，从“陵阳”去鄂渚，需要“济江”；其二，“陵阳”离鄂渚较近。渡江后就可到鄂渚。 2、从鄂渚到长沙之间有大路可行，乘车比乘船逆水而上方便、快捷。故而乘车。 3、枉渚不在常德，而在辰阳附近。 4、赵逵夫先生的前283年“顷襄王与秦昭王在鄢郢相会促使屈原自杀”之说，缺乏说服力。 关键词 陵阳、《涉江》、枉渚、鄂渚 赵逵夫先生《屈原和他的时代》书中，《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卒年》一文，似乎也存在主观臆想、牵强附会的问题。 一、“《涉江》与屈原由陵阳到沅湘之地的路线” （一）、赵逵夫先生的“江西陵阳”说，不能成立。 赵逵夫先生说：“可以肯定《楚辞》中的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发源处的西北面，即安福以西，庐水以北，武功山以南。”[1.P427] 《哀郢》中没有从“鄂渚”到江西“陵阳”千余里舟行之路途的描写。江西庐水发源处西北面的“陵阳”，也看不到“淼南渡之焉如”的大水”。《涉江》中更没有从江西“陵阳”到“鄂渚”千余里“舟行为便”的描写。赵逵夫先生的“江西陵阳”说，既没有任何资料文献依据，又与《哀郢》、《涉江》记述不符。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二）、“庐江上游的陵阳（？）”不属“江南之野” 赵逵夫先生说：“庐江上游的陵阳本属楚人所说的“江南之野”，但距郢都更远，更荒僻。”[1 P436]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多处说到“屈原放于江南之野”[2.P120]。至于“江南”的具体位置在那里，却众说纷纭。 楚国的江南到底在哪里呢？ 古籍中楚国的“江南”。 ○《左傳‧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鄭伯肉袒牵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惟命！”[3. P196] ○《史記‧鄭世家》：（前597年）八年“楚莊王入自皇門，鄭襄公內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懷怒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4. P357] ○《左传•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3. P397] ○《昭公四年》：“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3. P401] ○《戰國策•秦一》3.5張儀說秦王：〖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于陳。〗[5. P498] ○《戰國策•齊一》8.10田忌亡齊而之楚：〖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于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于齊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鄒忌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于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于江南。〗[5. P549] ○《戰國策•楚一》14.13：“‘……今边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5.P595] ○《張儀列傳》：〖于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4. P546] ○《秦本纪》：昭王“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4. P50] ○《新序•義勇第八》[6]：〖芊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拽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軾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減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為江南令，而大治。〗 ○《史记 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4. P936] ○《秦始皇本纪》：“（前222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4. P55] 根据古籍的记载，再参考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7]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图”可知，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江南”，其位置西起巫山，东到洞庭。 赵逵夫先生自己也说：“楚人……称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为‘江南’”；“《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一年又云‘楚人反我江南。’《正义》曰：‘黔中郡反归楚。’则此江南指洞庭以西、以南的地带。”[1.P423] 而赵逵夫先生的江西安福“陵阳”，不在“洞庭以西、以南的地带”，它在郢都东南方，两者的直线距离就有八百多里，其间还隔着“武功山”、“罗霄山脉”等大山。若从郢都“舟行”去江西安福，水路约有两千来里。赵逵夫先生把庐江上游的安福一带山区，也划归“楚人的‘江南之野’”。其“江南之野”的范围似乎太大了一点！？ （三）、《涉江》提供的南迁信息 《涉江》对南迁途中的描写虽然很简略。但是，“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提供了重要信息。 其一，《哀郢》东迁的终点，就是《涉江》的起点——“陵阳”。“陵阳”在江北，由“陵阳”去“鄂渚”，需要“济江”。 其二、“陵阳”离鄂渚较近。渡江后就可到达鄂渚。 “乘鄂渚而反顾兮”——登上鄂渚再回头看一看，——江北住了九年的流放之地。 其三、“欸秋冬之绪风”。绪风：余风。“秋冬之余风”，即早春的寒风。《涉江》出发的时间是早春。 （四）、“江与夏之不可涉”及“陆行”的问题。 赵逵夫先生说：“屈原未水路从长江直上进入洞庭湖而至鄂渚即改为陆行，可能由于朝廷规定他‘江与夏之不可涉’”。[1. P438]这样解释不一定合适。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其意思是郢都遥远，不能回去了。这里的“江与夏”是指“郢都”及附近的地区，若解释为“不可渡过长江与夏水”，“不得越江而北耳”。可能反而背离诗文本意。而且与《涉江》中“旦余济乎江湘”不合。《涉江》所言，出发的起点就在江北，故曰“济乎江湘”。何来“不得越江而北耳”? 再说，从鄂渚到长沙之间有大路可行，乘车比乘船逆水而上方便、快捷。故屈原一行乘车到岳阳长沙之间的“方林”（？），渡湘江……；“乘舲船余上沅兮”……。并非“由于朝廷规定他‘江与夏之不可涉’”而“改为陆行”。 （五）、强解“济江”为“上江” 赵逵夫先生说：“严格说来，此次诗人只是‘上江’而不是‘济江’，此乃连下‘湘’字而言。”[1 P436] 屈原《涉江》中的“旦余济乎江、湘。”，因为不合赵逵夫先生：“陵阳，其地在今江西省西部庐陵西北”的臆想，便强解为“是‘上江’，而不是‘济江’”。《涉江》诗文中没有任何涉及“上江”的内容，赵逵夫先生此处，有擅改诗文、曲解其意之嫌。 二、“屈原在沅湘一带的行踪 （一）、枉渚在何处？ 赵逵夫先生说：“诗中说的‘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显然是写向南之行程，以两个重要地名，表示出此行路线。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 枉陼，地名，今属常德府。辰阳溆浦亦地名，今并属辰州府。 《水经》云：‘沅水东迳辰阳县，合辰水，又东历小弯，谓之枉陼。’ 则枉陼其地在辰阳以北，亦在沅水边上。”[1. P439--440] 又说：“枉渚其地在今洞庭湖西之常德以南。辰阳在今湖南省西部之辰溪县，俱在沅水边上。”[1. P391] 从常德以南的枉渚到辰阳（辰溪），逆沅水而上有五百里左右的水路。按照当时上水的船行速度，需费时十几天以上。——若按赵逵夫先生之说，“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五百里的逆水上行之路，迅捷如此，到像是乘今日之快艇（每小时五十公里的快艇也要五个小时）。这与诗中舟行缓慢的描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渚者兮，夕宿辰阳。”根本不相符合。 故蒋骥、赵逵夫等人的“常德枉渚”说，不能成立。 洪兴祖说得对：〖《水经》云：“沅水东迳辰阳县东南，合辰水。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取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也。沅水又东，历小弯，谓之枉陼。”〗[《楚辞补注》2. P130] （《涉江》是从下游往上行，故“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水经》是从上游往下行，故先“辰阳县东南，合辰水”，后至枉陼。） 枉陼距离辰阳虽说不远，但是，沅江“中游，滩陡礁多浪险，怪石巉岩雄峙江面，过去船家视为畏途。”《中国江河》[8. P120]故而上行之船过一个小弯就要历时一天。 （二）、《哀郢》写于何时？ 屈原东迁的时间 屈原东迁的时间，当在顷襄王四年。 《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4.P949]。说明“怀王客死”之时,屈原尚未被放逐，故而子兰才会归咎于屈原，并嫁祸于他。再加上《哀郢》有：“方仲春而东迁。”可推算屈原被放当在顷襄王四年仲春。 赵逵夫先生说：“屈原楚顷襄王元年二月到陵阳。九年之后作《哀郢》”[1. P440]。其结论与他自己所引《屈原列传》的论述不合；与《太史公自序》“怀王客死，兰咎屈原”不合。不能成立。 “九年之后作《哀郢》”。《哀郢》当作于顷襄王十三年。 （三）、何来“大约在当年秋天，由原路返回洞庭湖”？ 赵逵夫先生说：“庐江上游的陵阳……屈原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形势稍一缓和，便由原路返回到鄂渚”。[1. P436] 说：“陵阳，其地在今江西省西部庐陵西北，靠近湖南湘水流域。大约在当年秋天，又由原路返回洞庭湖，沿沅水到溆浦。”[1. P433] 说：“大约诗人原来打算是要由庐水上游直接去湘沅之地的，一到那里才知道，虽然距离不远，但山势险峻，峰高壑大，在他的年龄是难以翻越的，故仍以舟行为便。”[1. P437] 赵逵夫先生接连描写屈原进出“江西陵阳”的行踪和心里的“打算”,既没有任何凭证，又与《涉江》：“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不符。赵先生无凭无据添加的内容太多。 三、屈原自杀的原因和年代 （一）、《屈原贾生列传》的旁证。 赵逵夫先生引用《屈原贾生列传》：“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1. P452]——的确是一个有用的旁证。 （二）、前283年“屈原自杀”论，缺乏说服力。 赵逵夫先生说：“前283年甚至于同秦昭王在楚国故都的鄢郢相会，以奇耻大辱为荣耀……”；“顷襄王与秦昭王在鄢郢相会的消息，……是促使他立即结束自己生命的一个导火索。”[1. P458] 此说令人费解，没有说服力。 如果秦昭王到楚国的鄢郢来与顷襄王相会。怎么就成了楚国的“奇耻大辱”？怎么会使“屈原感到一切都完了”，“促使他立即结束自己生命”[1. P458]呢？ 是不是赵逵夫先生以为，前283年“鄢郢在秦人手里”？ 即便按赵逵夫先生的说法，前283年鄢郢也应当在楚国手里！ 赵逵夫先生说：楚怀王十七年“鄢郢（今宜城)也为秦国所占”[1 P345]；“楚国自楚怀王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是收复了一部分被秦国所占的土地的”[1 P346]；“屈原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1.P307]，“屈原被放汉北之时，曾拜谒了鄢郢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1. 458]。 既然赵逵夫先生说，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屈原被放汉北之时鄢郢在楚国手里。此后也没有任何鄢郢被秦人再次占领的资料引证。就只能说前283年，鄢郢还是在楚国手里。 倘若 赵逵夫先生坚持认为，前283年鄢郢是在秦人手里。 既要拿出可信的证据。还要解释四年以后，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4. P50]是怎么回事？ 请赵先生不要“过于轻视史料而重视主观的想象”[1. P282] （三）、“百有馀年”之解 赵逵夫先生说：“‘百有馀年’多一点，可视为一百二十年左右，……按一般情况，视为一百一十年左右，较为合适。由汉文帝五年上推一百一十年，为前285年，即顷襄王十四年。也就是说，当在顷襄王十四年左右。”[1. P453] 按赵逵夫先生推算“百有馀年”“为前285年”，或更前。这与他自己的“屈原死于前283年夏历五月五日”[1. P459]结论并不符合。 怎么解释“百有馀年”没有公认的标准。若把“有馀”理解为“零头”，就是从一到九，九个数。“百有馀年”则为一百零一年到一百零九年。 按贾谊吊屈原作于前175年推算，那么屈原自沉就是在前283——275年（顷襄王十六——二十四年）之间（前283至前275年）。 （四）、屈原死于前278年的可能性最大。 前283——275年（顷襄王十六——二十四年）前后的历史： ○前284年 楚顷襄王十五年 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兵伐齐，契临淄。齐湣王奔莒。楚淖齿率师救齐，湣王任之为相。淖齿杀湣王，与燕、魏分齐之卤器，收取淮北之地。 ○前283年 楚顷襄王十六年 顷襄王与秦昭王会于鄢。秋，复会于穰。 ○前281年 楚顷襄王十八年 秦兴师伐楚，取邓，拔黔中。楚割上庸、汉北地与秦。 ○前279年 楚顷襄王二十年 秦大良造白起攻鄢，引西山长谷水灌鄢，楚军民死数十万。秦大军压境，顷襄王仍常与其宠幸者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等游猎于云梦之中，不顾国政。庄辛诤谏，王不听。 ○前278年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 白起拔郢，东据竟陵，攻安陆。西取夷陵，烧楚先王墓。顷襄王兵散，流掩于城阳。旋迁都陈。 ○前277年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之蜀守张若伐楚，拔巫郡，取江南。顷襄王召庄辛归楚。封庄辛为阳陵君。 ○前276年 楚顷襄王二十三年 。楚江南人民反秦。顷襄王收东地兵，得10余万，复西取秦所占江旁15邑为郡以抗秦。 ○前273年 楚顷襄王二十六年 楚左徒黄歇使于秦，上书秦昭王，力陈“善楚”之利。 就这十几年的历史看，可能引发屈原自沉的事件有： 前279年白起攻鄢，引西山长谷水灌鄢，楚军民死数十万。或者， 前278年白起拔郢，取夷陵，烧楚先王墓。顷襄王兵散，迁都陈。 看来，屈原死于前278年的可能性最大。 主要参考资料： [1] 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2]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第1版 [3]《春秋左传》华龄出版社 2002年9月 [4]《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10月 [5] 何建章《白话战国策》岳麓书社1992年3月 [6] 刘向《新序》http://www.yasue888.net/lau_heung.html [7]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 [8] 王经国主编《中国江河》中国科技出版社2000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