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当前“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我们正经历的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而消费社会的转型正在对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但是，目前“文化研究”中存在着现实感和本土意识不强、价值观倾斜等问题，有鉴于此，进一步推进“文化研究”的良性发展，在理论上就要重视“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在实践中要重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功能的新变化，正确对待消费活动中的文化需求，摆正文化消费的位置；在价值观上对在全球日益泛滥的极端消费主义保持足够警醒，重视“文化研究”对推动“创新型国家”、“节约型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此外还要重视对新一轮的学科分化与重组的研究等。 关键词 文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化 本土化 消费主义 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文化消费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理论界有关消费文化的研究也日渐兴起。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与经济学相关的新兴的休闲学研究，高度重视对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的研究，而“自由时间”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传统上所忽视的一个重要论题。在美学、文学研究界，已有学者强调“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乃至整个文艺美学的文化之维，为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深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已有学者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论运用于文艺美学、消费文化的研究中，并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当代主流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进行了初步探讨，针对西方当代主流的“消费主义”倾向，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生产主义”价值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的一种新拓展，体现出了将“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化的初步的理论努力，这方面的研究应进一步向前、向深入推进。[1] 我们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消费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代消费文化研究一般被称作“文化研究”，这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也就是指西方学者有关当代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西方新兴的“文化研究”的新颖性可以从三个“转向”上看出：（1）一是相对于西方二十世纪上半叶哲学社会科学“形式主义”的研究范式及所谓“语言转向”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界将这种新趋向表述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2）传统的“文化研究”或所谓“文化学”往往侧重于对过去的历史遗留文化的研究，而新兴的“文化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对当下文化尤其当代消费文化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转向”；（3）可以说，新兴的“文化研究”，乃是新的社会历史状况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反映，这一新的社会历史状况就是：西方已进入成熟的消费社会，而中国也正经历着由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向富裕的消费型社会的转向，因此，“文化研究”也体现了一种“消费转向”。总之，“文化研究”的兴起，与西方进入成熟消费社会这一重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同时也标志着西方当代人文学术发展的一种重要转向，体现了全球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新态势，具有极其重大的思想史转型意义。传统的美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受到了这种“文化研究”或所谓“文化转向”的影响，而西方“文化研究”又往往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交融在一起，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文化研究”是考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趋向、把握其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视点。 “文化研究”是与“消费社会”相关的一种转型理论，而所谓“消费社会”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从现代社会转型理论来说，所谓“消费型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的“生产型社会”而言的，它标志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大众生活达到一定富裕程度后的一种新的社会转型，是否进入“消费社会”是有着非常硬性的经济指标的（如所谓恩格尔系数等，这一点与所谓“后现代社会”相比尤其可以明显地看出），而所谓“消费社会”又绝非仅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社会转型正在带来文化、政治等领域一系列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有西方学者就把与消费社会相关的消费主义现象，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文化现象（如美国学者杰姆逊等）。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西方已出现成熟消费社会，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视文化产业化等，皆表明中国也正经历一场重大社会转型：由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重要而突出的“实际”之一。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方法论特征之一，高度重视对消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实际情况的研究，已成为我们重要的时代使命之一。西方新兴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作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受其影响，传统的人文科学比如美学、文学研究等都特别强调“介入性”，这对强化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与消费社会转型相关，“文化研究”对于我们探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又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但是，当前消费文化研究及文化消费活动中，确实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误区。 第一，当前学界消费文化研究还主要只是对当下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学派的横向移植，缺乏对中国当下文化现实问题足够的、有效的关注，现实感和本土意识还不够强。有些研究只是单纯地引进西方理论，停留在搬弄概念上，或者直接用西方理论简单分析中国当代消费文化现象，一些观点还非常偏激。在价值取向方面呈现为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存在着与我国当下主流价值话语相互脱节的现象，在价值取向和学术理念方面都带来一些混乱，并对主流学术话语形成一定冲击。这方面突出的现象是，译介西方当代消费文化研究理论，成为时下学界一股新的理论引进潮，并引起对西方理论新一轮的追逐而成为新的理论时尚，而这种理论时尚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影响尤其大。这几年学界有关“文学（理论）死亡”的论争，就与这种理论时尚密切相关，一些宣扬“文学死亡”、以“文化研究”完全取代“文学研究”的说法往往就非常偏激，一定程度上引起对文学艺术基本认识的混乱，对文学艺术研究及大学的文学艺术教育等皆有不小冲击，可能会使大学生只关注时尚流行文化，而对人类历史上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兴趣进一步降低。时尚流行文化在满足人们尤其青年人的文化需要方面确实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其对人文素质的负面影响也不应忽视，而这关乎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问题。 第二，大众消费文化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向传统的意识形态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观念转变还相对比较滞后。随着我国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向，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领域之间的旧有关系有较大改变。但我们对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认识上，在考虑意识形态问题时，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活动上，对大众日常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及社会整合功能还重视不够。例如，这些年电视上的各种“选秀”节目，网络上的游戏，打着“文化产业化”的旗号对红色经典的解构、“恶搞”等，经常引起社会争议。主管部门的处理总体上来说比较妥善，但是理论工作者介入太少，对这些大众消费文化现象，理论上深入的研究也不多，有关这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相关部门的管理思路还并不特别清晰，处理方法还主要是相对消极的事后的应对，缺乏积极的事前的引导。随着全球化、符号经济及现代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众文化消费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会更加突出，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在这方面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就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 第三，我们对鼓吹文化享乐的消费主义的危害的认识还不够。今天在全球蔓延的消费主义，不仅仅包括传统所谓的“物质消费”，而且也包括“文化消费”。西方“消费文化”“符号经济”飞速发展，富人们不断膨胀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享乐欲，是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人与自然关系尖锐对立，即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无法评估这种鼓吹文化享乐的消费主义对西方社会的危害，但西方发达国家已将这种危害成功地转嫁到不发达国家，我们对这种危害则必须高度警醒。 从国内来看，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在人生价值观上确实出现了迷失，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为极端的消费主义所俘虏，在骄奢淫逸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中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先富起来的人群炫耀性、夸饰性的所谓“文化消费”，会加剧贫富之间的分化，使社会对立更趋尖锐。例如，早先的暴发户主要是通过大吃大喝等“物质消费”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现在这种炫耀则更多“文化色彩”，如今，动辄千金的炫耀性的“文化消费”不绝于各种媒体报道，这些报道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而且往往被媒体夸大化、形象化，对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攀比心态的刺激无疑更强，其负面影响也就更大。 与此相应，当前国内理论界比较流行的“文化研究”有一种倾向，即一谈文化消费，就宣扬富人的高级度假村等豪华奢侈的消费。国内一些学者对这种价值观采取极端鼓吹的态度，对已经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上的迷失，有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例如，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消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西方一些学者还是比较关注工人大众的日常消费生活的审美化的，而国内一些学者则似乎更关注富人们的消费，似乎是在为富人们骄奢淫逸的消费生活方式，寻求“文化”、“美学”上的理论依据。再如，把消费文化的娱乐功能片面夸大，为所谓“娱乐至死”等极端享乐主义观念作理论辩护。经济的“文化”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品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似乎更关注品牌的“消费”而非“创造”，在消费中又主要不是关注品牌的文化内涵，而是强调名牌对财富和社会身份的炫耀功能——比如鼓吹开奔驰车与开夏利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如此等等。 总之，当前“文化研究”在一系列观念认识上的偏差的最大问题在于：试图使极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倾向“文化”化、合理化、理论化，对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冲击极大。 二 鉴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及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上采取一系列的应对之策。 第一，要重视和推进“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化。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文化”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传统的以“文化”为主题的人文科学比如美学、文学研究等，无疑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新的发展契机。从当前国内学科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对“文化研究”高度重视的首先是传统的美学、文学研究等学科，对于这些学科来说，“文化研究”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维度，因此，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同时也是推进“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化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在当下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语境中，这种理论努力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既适应了在当下语境中学科建设发展之内在要求，又可以起到规范、整合当下中国的基本上是在西方话语和理论价值资源支持下运转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作用，而后者反过来又可以大力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发展。当前文艺美学、文化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批判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格，但在中国，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被片面政治意识形态化，而中国文化批评批判精神的缺失又正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果。随着后现代、后殖民、性别批评等思潮的东渐，理论批判的理性精神逐渐回归，文学研究引入社会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维度也就成为必然；二是具有现实性和当下性，它对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正是对传统文艺学排斥大众文化的一个补救。在当下中国，较之于纯文艺，正在日益勃兴的文化产业、日常的审美文化是我们所面临的更为广泛的文化现实，纯文学因为其过于强烈的精英倾向而只能是小众文化。除了各种影视文学因受众广泛而正保持着一种传播霸权而外，网络文学，广告文学，手机文学等似乎也成为文艺的一种新形态，而被受众所追逐、猎奇。我们必须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现实，并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的文学艺术研究当然要继续发展，但是，对于各种新的审美文化所涉及的独特语境和问题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必须拥有话语权。 美学、文学的理论需要不断建构，因为文学艺术与生活密切关联，生活的变化推动了人的对于生活的敏感与思考，文学艺术的变化推动了理论思考。当前，生态环境，电子媒介，艺术化生存，消费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等对本土文化，传统经典文学，对纯文学等冲击越来越大，如何面临这些新变化，解释这些新的现象，扩大阐释力等，就是美学、文学理论要思考和解决的新的时代课题。当前美学、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应变策略等方面的滞后，停留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循环中，而其所理解的外部研究又只是传统的政治化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文化研究向外转向就使人们担心又回到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但是在后现代，后殖民之后，在全球资本主义和环境恶化之后，文学、美学研究如果不能回应社会的新变化就只能失去其社会敏感器的角色。总之，文化问题业已成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研究而言，如何根据现实的思想文化语境调整话语系统，如何不断地拓展阐释维度，正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理论命题。 在理论资源方面，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重视从文化的维度认识、分析、评判种种美学、文学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这自然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题内之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异化倾向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创造的解放全人类文化的展望，对西方帝国殖民化东方国家，对东方民族文化宰制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存在，存在被剥削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和压迫阶级的文化。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显然已被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流派伯明翰学派等所吸收，其阶级分析法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随后，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巴赫金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乃至新时期“三个面向”的文化建设目标、先进文化的创造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等问题，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建设的有益资源。 再次，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文化批判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先行性的贡献，为我们拓展美学、文论的文化维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对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而言，这是一笔不应该忽视，也不应该绕开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从早期的卢卡契、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直至晚近的伊格尔顿、杰姆逊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他们对于文化霸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文化工业，文化接受与文化过滤，第三世界文化等问题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独树一帜，过去虽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建树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如何面对经典的问题。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注经，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美学研究不是从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艺术现象出发，而是到经典著作中寻找有关文艺美学思想的章句，然后从其中抽绎出理论命题和概念范畴并以此作为文学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正是这种构造方法造成了理论的因袭性和惰性。与中国注经式做学方法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变化了社会现实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他思想流派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生长动力上，是以社会问题而不是经典视阈为根本，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赋予经典以生命力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思想传统。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大的缺陷，这里以其中的后殖民理论为例作一些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一是批判性，对资本主义制度非人性的物质力量的批判；二是诉诸解放，是对全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三是正义性理想性，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大同世界的期望，因此，只要不平等和差异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就存在，这正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亲近的原因。其中所谓后殖民理论就是一种批判性的人文思潮，民族、种族、性别等是其批判视角，全球化、劳动分工、资本市场、文化霸权、文化反抗等是其问题背景，对平等和乌托邦的诉求是其理论所指。因此，后殖民理论家在多种场合借用马克思理论为切入点。但是，后殖民思想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权宜性、策略性的思想来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是通过政治手段对经济压迫和剥削的解放。与马克思不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西方当代思想家如福科等的文化政治学，他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政权斗争，而是关注广义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马克思主义言论的引用只是理论策略而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不可超越的是因为其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层面，而所有的后现代思潮都是在语言圈里打转，放弃了现实的政治经济革命和理想的实现，满足于意识形态的表层革命是不足以改变现实的，后殖民理论的缺点也在这里。全球化的秘密在于经济而非文化，文化的革命必须依赖于经济和政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当然，由于在消费社会中，文化大规模地向经济领域渗透，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大，文化的政治功能交织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应充分吸收西方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2] 推进“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针对当前的新的社会历史现实，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过去相对忽视的理论资源，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焕发出新的理论和现实力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现代理论，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普适性，作为一种系统理论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的某个部分可能会突显出来。从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其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对此加以改造和发展就具有一定的接榫之处。当然，西方学者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解读，我们不应也不必完全认同他们的立场，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推进“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化，一方面是包括美学、文学研究在内的传统的人文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新的拓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与时俱进，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的实际更紧密结合的需要，同时也将有利于加强“文化研究”在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要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化。 西方当代所谓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社会中的种种消费文化现象，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乃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与此相关，“文化研究”最大理论特点，也就是高度重视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织中，来考察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所谓“文化的经济化”，我们现在通行的表述是“文化的产业化”；所谓经济的“文化”化，主要是指文化因素在传统的经济领域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品牌、广告、创意、策划、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等等的经济功能的发挥越来越突出。这两方面在我们目前的经济、文化生活中都有突出体现，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还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资源非常必要。然而，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显然具有更强的民族特性，如果说“物质产品”的生产相对而言可以不分中外的话，那么，“文化产品”的生产则无法离开民族文化。因此，如何一方面充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众文化消费品生产、销售及增加普通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对我们民族文化资源的充分开掘，是在经济日益全球化、“文化”化趋势下我们所要研究的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我们必须强化本土意识，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既有着相通的普遍规律，但也具有特殊性，如何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本土化，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而这既是个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只有将西方理论中国化，才能使“文化研究”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中真正发挥现实作用。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支，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必将成为重要问题，这不仅对于我们软性的制度环境和国民素质有意义，而且对于世界文化的建设也意义重大。我们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视角的文艺美学，不仅要发扬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精神，对当代的文化分层、文化霸权、民族文化不平等等问题继续批判，以理性批判精神维护人文理性对于社会文化建设的批判功能，而且还要发扬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方面，促进文化融合与文化共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涉及的，也正是需要我们大力发扬的方面。我们要凝聚中华精神，建设具有融合各个阶层和阶级矛盾，既让各个阶层发挥自己的声音又要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弘扬的新文化。这是因为，文化不仅是分阶层和地域性的，不仅是权力的产物、经济的产物，文化还具有超时代性，民族性，共同性，普遍性等特征，是一个社群共同体的凝聚力所在，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所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在对立中和谐，全球化不可能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因为相对而言，文化的历史要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悠久的多，文化的生命力与延续性非常强大。一方面，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融入其它文化，吸取他者积极的文化养分，同时，在文化自身的建设中发挥自身，重建自身，沿着自身的文化逻辑从传统走向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正是全球文化的要求所在，因此，建设和发展新文化是新世纪人文学者的使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三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文化的功能等问题。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在文化日益“经济”化同时经济也日益“文化”化的时代，文化的发展要放在战略的高度看。文化已不再仅仅只是高高漂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单纯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正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谋求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诉求也不再仅仅只出现在文艺活动、理论活动等传统所谓的文化领域中，而且也正日益渗透、弥漫到传统所谓的经济生活、日常消费生活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经济功能与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增进社会和谐稳定，不仅要重视财富的分配，也要重视财富的消费，以强化和正确发挥消费，尤其文化消费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科技”使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增加，而“文化”同样也是增加产品附加值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化”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作为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曾特别强调文化的政治宣传功能，突出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这无疑具有历史合理性。文革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文艺领域中的体现是把文艺片面地政治化，今天看来，原因之一，就是在党由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党方面，缺乏足够充分自觉的认识。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文艺观念、文艺创作方式、文艺队伍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文艺的生产、服务、传播、消费形式日益多样化。”这些深刻变化的表现之一是文艺功能的日益多样化，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以外的其它社会功能的发挥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空间。胡锦涛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再仅仅只片面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已远远不够，也无助于“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而“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从理论上来说，关键之一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的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功能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西方当代的“文化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 “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问题，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这其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对文化的基本功能的认识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观念上必须要有大的转变：（1）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强调包括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其实主要是强调文化的“斗争”功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要求我们今天更要侧重于对文化的“和谐”功能的探讨；（2）与此相关，在斗争时期，文化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今天更突出地表现为还是个经济问题，在消费社会转型中，文化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将越来越大——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旧有关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并且还将继续变化下去，因此，我们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且作相应调整。我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基于时代情势，一是重视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融合和文化共存；二是机械地以经济为决定因素，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在文化日益经济化同时经济也日益文化化的时代，文化的发展要放在战略的高度看。从高处说，文化建设决定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从低处说，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谋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 正确处理好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经济功能与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着重加以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这方面所应注意的有： （1）由于文化大规模向经济领域、向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像网络游戏、娱乐活动、服装设计与表演、产品包装与发布、品牌理念、广告创意及各种销售策划、购物空间设计、家居设计等等，也就不再仅仅只是纯粹的经济现象、日常生活问题，由于被越来越高度地“文化”化，这些社会现象与社会活动方式，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成为表达政治意识形态或大众政治诉求的方式，随着文化与经济双向交织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相关研究就应相应地扩大自己的视野，不能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活动上。 （2）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研究”又有过分夸大大众消费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倾向，往往在大众一般的消费活动和方式上赋予了过分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有时甚至是极左的政治色彩，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完全附和他们。 （3）与此相关，西方“文化研究”者尤其法国一些学者如鲍德里亚等，对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多有揭示，当然，他们主要是从批判性的乃至消极的角度，来看待大众消费文化这些功能现象的；在这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相反，我们可以从建设性的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大众消费文化的这种社会整合功能。这方面“文化研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增加社会和谐稳定，不仅要重视财富的分配，也要重视财富的消费，如何强化和正确发挥消费活动尤其文化消费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总之，消费社会转型，对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领域之间的旧有关系有较大的改变，我们对这些新变应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如果对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认识上，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有效应对社会重大转型中的种种新问题，进而也就不能更富成效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我们应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使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合理和谐的关系中获得全面均衡的发展。 第四，充分利用“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资源，重视对国际经济活动中文化问题的理论研究。 当前这方面的突出问题是，我国对外贸易整体上的顺差，却与文化贸易上的巨大逆差相伴，另一方面，贸易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尤其所谓品牌价值，很大一部分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分割——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状况恐怕很难得到根本的改观。这方面我们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能反而要警惕被拖入西方发达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发起的“文化消费竞赛”或“符号经济竞赛”之中去。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国家财力投入到“文化消费”中多一些，投入到“物质消费”中就相应地会少一些，如果盲目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拼“文化消费”、“符号经济”，就会造成文化产业与物质生产发展的失衡，并会滋生一系列社会矛盾，最终影响我国整体上的和谐、均衡发展。总之，如何处理好在国内、国际不同情况下，文化产业的作用与地位问题，在我国整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应引起足够重视。 四 第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对在全球日益泛滥的极端消费主义保持足够警醒。 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消费主义”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仰赖在迅猛发展的强大的现代传媒技术支撑下的资本与信息的跨国流动，这种“消费主义”正以强劲的势头迅速向全球扩散，并因而成为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中的一股重要的潮流。“消费主义”是西方当代“文化研究”重要的价值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必须对这种“消费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上我们把“集体主义”视为核心价值理念，与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当然有关，但“集体主义”对于批判“消费主义”来说不具有直接针对性。“生产”、“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处于重要地位，而“生产”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体现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崇尚劳动、强调在创造性的生产中体现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观念，可以表述为“生产主义”，它对批判鼓吹在奢侈的“消费”中体现人生价值的“消费主义”具有直接针对性。西方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往往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视为“生产主义”（如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一书中就有分析）。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除了继续发扬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外，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的价值观，这是推进“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拓展方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深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成为当前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主要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中的主体性也成为了主要问题。我们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一是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精华，二是吸收他者的文化资源，三是输出自己的文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人的存在状态的人文关怀，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美化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文艺美学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美学的文化转向是当下语境的必然要求，它不仅要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即对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对美的诗意人生的维护，而且要保持对现实的非美化的批判，对诗意栖居的维护，如近年来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自然美问题的讨论就是对此的关注，同时还有对新的文艺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当前，文化的非理性现象固然有解构新传统伪崇高的积极意义，但是盲目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心理的荒芜等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这其中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就是揭示：当代消费主义所谓“消费”首先还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消费”，而是指“文化消费”或“符号消费”，而一掷千金的“文化消费”与挥金如土的“物质消费”本质上又并没有太大差别，都是骄奢淫逸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但炫耀性的“文化消费”、“符号消费”，涂抹上了精神化、审美化的油彩，无疑更具欺骗性。 关于消费社会与传统生产型社会的不同特点，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描述和分析，其中“时间”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大众消费、休闲时间的逐渐增加，乃是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消费”尤其关于“自由时间”的论述，乃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更应成为我们思考和探讨消费社会转型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与“消费”首先是一对经济学范畴，但同时也是一对涉及人的生命活动意义等人生价值观问题的哲学范畴——后者在传统研究中被相对被忽视了，而在消费社会转型中，这方面理论的现实意义则越来越突显出来了。在西方消费主义思潮中，一个颇为盛行的观念是：消费、休闲等自由时间的增长，是社会进步、人类不断获得自由的重要标志，并且把增加用于消费、休闲的自由时间视为人类自由解放的重要乃至唯一途径——而这种认识往往以马克思“自由时间”论为理论根据，我们的许多学者也信奉此点——但这是对马克思相关思想明显的误读。西方学者I•费彻尔《异化的扬弃》指出：“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劳动可以给提供两种欢乐即“生产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恰恰丧失了这两种享受）[4]——“产品的享受”可以产生消费的欢乐，马克思对此并不否定，但强调作为“自由的生命表现”的生产劳动同样可以产生欢乐，从和谐的理念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强调的是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两种基本形态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和谐。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著名论述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给每一个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5]——由马、恩的相关论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重视“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而产生的“生产的欢乐”，乃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价值观，并且还是共产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之一——相对于“消费主义”，这似可称之为“生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这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西方文化消费主义一重要问题是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迷失，因为消费主义所谓的“文化消费”已不仅仅只是个满足需要的问题，同时更是个确立社会身份乃至确立人生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消费主义观念中，人的生命的价值，主要不是通过“生产”而是通过“消费”、主要不是通过充分发挥出自身能动的生命创造力而是通过一掷千金的文化消费或附庸风雅的文化品位等，来衡量和评估的。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所制定的一个重要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走向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已经实现，而“共同富裕”则成为一个现实而又严峻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比如利用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手段对财富再分配体系等进行重新调整等，而在人生价值观上对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作正确的引导，也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实情况是，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在人生价值观上确实出现了迷失，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为极端的消费主义所俘虏，在骄奢淫逸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中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突出和严重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针对日益泛滥的“消费主义”，我们尤其要积极倡导“生产主义”，引导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财富的“创造”中而非财富的“消费”中证明自身生命的价值，首先有利于带动大家走向共同富裕，进而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其次也有利于集聚社会各方面的潜能，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和能动创造性，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当然，另一方面，这又首先需要对我们所倡导的主流的价值观的认识有所调整：极端消费主义不仅是反集体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同时也是反“生产主义”的，与自主创新、构建创新型国家、创新文化相配套的人生价值观应是“生产主义”的，而非“消费主义”的。 第六，正确对待消费活动中的文化需求，摆正文化消费的位置。 当代文化研究与大众的日常消费生活密切相关。在当代消费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是高度交融在一起的，而不像在传统的生产型社会中那样是二分的。我们要重视对大众文化消费活动的研究。在消费社会转型中，我们应把人民日益增长的正常的文化需要与极端享乐主义的“文化消费”、“符号消费”区分开来。文化消费、文艺的娱乐功能等具有两面性，会增进社会和谐也会破坏社会和谐。把大众的消费需求由“物质需要”正确地引导至“文化需要”，乃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文化娱乐等有利于消除造成社会不和谐的许多心理因素，应充分建设性地利用这一功能。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人群炫耀性、夸饰性的所谓“文化消费”也会招致社会不满情绪，进而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出现这样的苗头，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如何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正确对待消费活动中的文化需求，摆正文化消费的位置，是应当重视和研究的一个现实问题。 五 第七，转变观念，重视“文化研究”对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推动作用。 “创新型国家”的建立，最主要依赖的是科技的自主创新，但是文学艺术活动、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树立崇尚自由创造的人生价值观、营造创新型文化氛围和环境是有所助益的。如果说科技创新是硬件的话，那么，推崇自由创造的文化氛围、精神传统则是不可或缺的软件，只有软硬件一起抓，才能有效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创新”也是一种价值观，是人追求和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推崇在积极能动的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生产主义”价值观，应与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一起，成为我们社会新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极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创新”价值观则有侵蚀作用。 社会生产力包含多方面的因素，而大致说来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两大方面因素——后发的中国现在面临的严峻形势之一就是全球能源、资源危机，仰赖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来发展生产力已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大限制，我们不得不把寻求发展生产力的动力的目光转向“人”——马克思“自由时间”论深刻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不管这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自由时间”有培育“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主体的作用[6]，但是如果像消费主义所鼓吹的那样，把“自由时间”全部用于闲暇和自由消费，而不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的自由活动，则“自由时间”培育“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主体功能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我们现在已高度重视自主创新，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而创新的主体自然应是具有“发达的生产力”的“个人”，“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有重视“创新”、重视“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种人生价值观与之配套——如果我们全都到“消费”即使所谓审美文化消费中去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在“自由的精神生产”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我们拿什么来建立创新型国家呢？文化消费主义对重视创新的人生价值观是有侵蚀作用的，进而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进程，对此应高度警醒。 建立“创新型国家”理念的提出，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首先针对的是我们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严重薄弱的现状，其次也与全球自然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密切相关。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谋求发展，就要更加关注对人力资源的开发，而这种开发既包括高端的科学家的技术研发，同时也应包括对普通劳动者综合素质、创造力的提高。“个人是发达的生产力主体”，在全球自然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尤其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发达的生产力主体”。创新型国家的建立需要一种创新型文化氛围作为重要依托之一，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可以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在马克思看来，“艺术”与“科学”乃是“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两种重要的基本方式，这一理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1）急功近利是很难营造出创新型文化氛围的，尽管目前确实存在科技研究与社会生产、市场等相脱节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科学的发展、技术的研发过分急功近利地直接与企业利润、GDP等指标绑缚在一起，“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有时侯恰恰需要超越直接的“实践目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和开发；（2）与此相关，古今中外的文艺美学中都有这样的理论，即强调文艺自由创造的目的就是“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这种理论认识对营造创新型文化氛围无疑是有所助益的，如果说“科技”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硬”的方面的话，那么，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则应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软”的方面，“软硬兼施”才更有利于我们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包括文艺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于此无疑是大有可为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和谐，既是消费社会转型中应高度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理论题中应有之意。在包括文化消费在内的日常消费领域，倡导禁欲主义显然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力，但是鼓吹极端的享乐主义显然也会贻害无穷。极端鼓吹文化享乐的消费主义，既是人生价值观上的一种迷失，同时也会成为造成人与人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在当今自然资源日渐匮乏、生态危机日趋加重的全球化条件下谋求大发展，倡导自由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的“生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至关重要，而且重视“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其实也是有效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主要贡献主要从制度设计、倡导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等方面体现出来，而文艺美学等人文学科或许不能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直接的推动力量，但却会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某种平衡力量，而其切入点是倡导一种合乎社会和谐发展的人生价值观。 第八，“文化研究”对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国家”等也有重要启示。 不应忽视的是，在西方富裕的消费社会，所谓文化消费的“夸饰性”、“一次性”，时尚的快速更迭性等等，最终依然还是建立在不断消耗并且是巨量消耗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将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国家”的理念同样也落实到文化建设中，以缓解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在发展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进而也有助于构建和谐世界，对全人类的和谐发展也将有所贡献。倡导一种与“节约型国家”相配套的“节约型文化”，将有利于塑造我们负责任大国的文化形象。 前已强调，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消费社会转型中，如何把不断满足大众消费活动中的文化需要与鼓吹极端享乐主义的消费主义倾向区分开来，是我们无法回避也非常紧迫而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的时代课题。西方现代消费主义所鼓吹的享乐已不仅仅局限于通常所谓的“物质享受”，而且还更包括所谓“文化需要”，或者说不仅仅是鼓吹物质上的享乐主义，而且更是鼓吹文化上的享乐主义，因此，西方现代极端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的突出特点就正是“消费主义”与“文化主义”的合流，极端享乐主义被涂抹上了“文化”、“审美”的亮丽油彩——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这种高雅的文化享乐主义，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也是与一些人物质上的贫穷相伴的，更何况从全球来看，也是与还有很多人因为物质上的绝对匮乏而饿死相伴随的——西方飞速发展的“符号经济”中富人们不断膨胀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享乐欲，难道与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对立毫无关系吗？消费主义的文化享乐欲，不仅是造成全球范围的人与人社会关系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人与自然关系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主要由第三产业的符号经济提供的文化享乐产品，依然还是以直接消耗自然资源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依托的！难道全球生态危机与西方极端的文化享乐主义毫无关系吗？对于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的中国来说，极端消费主义更是一种腐蚀剂，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第九，“文化研究”还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在新一轮的分化与整合中如何布局这一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文化研究”与传统学科、跨学科与学术分工之间的关系。 “文化研究”重要的基本特点是跨学科性，其中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交融在一起，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文化研究”是考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趋向、把握其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视点。这方面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并非仅仅只体现了学者们纯学术或纯理论的追求，更体现了新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现实需要——这种新的社会现实是：大众文化消费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大众文化消费，既非单纯的“文化”现象，也非单纯的“经济”现象或单纯的“政治”现象，在大众文化消费活动中，传统所谓的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等恰恰是高度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单一的学科研究已不能对此作出准确、全面的把握了。在这方面，应继续加强一些传统学科的建设，同时应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这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使“文化研究”更有效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及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应引起学术界和学术管理部门的重视。 作者简介：党圣元，湘潭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100732 注 釋：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30日第7版党圣元《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文化维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30日第6版刘方喜《“自由时间”论——和谐社会建设与消费社会转型中的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美学》卷2005年第6期刘方喜《论马克思“自由时间”论的重大美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刘方喜《试论“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及两种价值趋向》、《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刘方喜《“审美消费主义”批判与“审美生产主义”建构》等系列论文。 [2]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30日第7版党圣元《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文化维度》。 [3] [美]I·费彻尔《异化的扬弃》，参见《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版，第116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单行本，第55页。[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33页。 [6]详细分析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美学》卷2005年第6期刘方喜《论马克思“自由时间”论的重大美学意义》一文相关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