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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于阿Ｑ这一典型的研究一直是一大难题，阿Ｑ是一个什么典型？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从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这一观点又最为流行。本文则把阿Ｑ作为一个精神胜利者的典型界定并展开论析的。 关键词 阿ｑ 典型 精神胜利 七十余年来，对阿Ｑ这一典型形象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较难的问题。阿Ｑ是个什么典型？二三十年代就众说不一。茅盾先生说阿Ｑ“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①］又说“是旧中国灰色人生的写照”。［②］周立波认为阿Ｑ“是旧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③］周作人说他“是一个民族的类型”。［④］陈秋帆又说阿Ｑ“是一个没落人物的类型”。［⑤］王冶秋则认为这是一个“道地的黄帝的子孙”。［⑥］ 到了五十年代，关于阿Ｑ的说法更是各种各样。冯雪峰认为，阿Ｑ“是思想性的典型，是阿Ｑ主义或阿Ｑ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Ｑ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Ｑ主义，也就是鲁迅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⑦］冯文炳则认为，阿Ｑ“是城市里雇工的典型”。［⑧］许杰说阿Ｑ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浪汉，用现在的名词说来，倒是一个地道的二流子”。［⑨］唐ｔāｏ①又认为阿Ｑ“是一个流浪的雇农”。［１０］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还有人认为鲁迅是把阿Ｑ“作为剥削阶级讽刺典型来塑造的”。［１１］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顺便提到阿Ｑ是落后农民的典型。所以，从这时起，阿Ｑ是“落后不觉悟的农民”的观点则又广泛流行了起来。从此，“农民”说几乎结束了阿Ｑ典型研究问题上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阿Ｑ果真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吗？本人不以为然，所以，本文也即此谈起。 一、关于“农民”说 阿Ｑ是落后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的观点提出来以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冯雪峰、茅盾、何其芳等这些著名文学评论家都先后放弃了以前的观点，（当然他们以前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而迎合和转向了阿Ｑ是农民的观点。在五十所代初，冯雪峰在《论＜阿Ｑ正传＞》一文中就说过：“《阿Ｑ正传》，显然不是写普通农民的作品。”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又说，阿Ｑ是个“早已被夺去了土地和其他一切的农民，是一个流浪的雇农”了。［１２］早在四十年代茅盾就认为：“说阿Ｑ是农民典型，自然欠妥。”［１３］到了１９６１年，他就说：“阿Ｑ作为农民（普通农民）典型，是有他的特定的时代性的——他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典型。”［１４］何其芳１９５６年的《论阿Ｑ》一文中还坚持说：“很显然，鲁迅并不认为阿Ｑ精神只是存在于当时的落后的农民身上的弱点。”但到１９６４年的《关于＜论阿Ｑ＞》中就这样说了：“阿Ｑ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东南地区的农村中的一个具有浓厚的阿Ｑ精神的雇农。” 虽然上面所举的这些些评论家的观点一个个倒向迎合了“农民”说，但仔细地阅读他们的那些改变观点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在论征阿Ｑ是“农民”的观点时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例如：冯雪峰的《阿Ｑ正传》一文，虽然说阿Ｑ是“流浪的雇农”、“被夺去了土地和其他一切的农民”，但全文很少把阿Ｑ作为一个农民来分析，而是分析他的精神胜利法和落后性。茅盾承认阿Ｑ是“农民”的观点，不是在什么有力度的文章中，而是在没有说服力的一个几百字的通信中。从何其芳提到的阿Ｑ是“农民”的《关于＜论阿Ｑ＞》一文来看，全文主旨明显也不在此。那么，既然这些评论家都曾经不认为阿Ｑ是“农民”典型，却都为什么又给纷纷改变了观点呢？我觉得了他们都似乎有不得已的苦衷。 说阿Ｑ是“农民”的依据是什么呢？无非是小说中的一点交待，即“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我们判定阿Ｑ是什么典型，不能仅凭这么几句交待，而是应根据作品中具体描写的大量情节。那么作品是不是就把阿Ｑ当作一个农民或者说当作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农民来刻划的呢？显然不是。小说大量的情节表现的是阿Ｑ精神法，各色各样的阿Ｑ主义，而这阿Ｑ主义并不只是农民才独有的劣根性。 不得不指出的是，有的同志不但肯定阿Ｑ是农民，而且对阿Ｑ估计非常高。匡音就说：“鲁迅在批判阿Ｑ缺点的同时，不仅艺术真实地再现了他的肯定点，甚至在他身上还隐约地寄托着中国改革的希望”。［１５］这样的观点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鲁迅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哭笑不得。我们虽然不同意有的同志把阿Ｑ界定为奴隶性格。但说在阿Ｑ身上寄托着中国改变的希望我们无论如何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鲁迅的本意恰恰相反，他对阿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是借阿Ｑ来批判中国人的不敢正视现实，视“逃路”为“正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却觉得日见其光荣”，这才是鲁迅先生的本意。 还有的同志为论证阿Ｑ是农民，强调阿Ｑ的反抗性、革命性，把阿Ｑ是精神胜利法说成是“乐观主义精神”。学国同志还将自己的这一观点上升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论证。他说：“精神胜利法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哀鸣和挽歌，它根源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反动主观唯心史观。而乐观主义精神则是一切被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不管环境怎样恶劣、形势如何不利，其精神上始终没有被屈服的生动反映，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重要标志；它根源于‘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革命客观唯物史观。”［１６］我认为，把阿Ｑ的精神胜利法说成是乐观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阿Ｑ主义的表现。同样的一种思想意识，反映在不同阶级的人身上怎么就会有本质的区别？这真是让人难以捉摸的理论！阿Ｑ主义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身上如果有区别的话，也只能是表现现的形态不同，而其思想意识的实质都是相同的。 为了肯定和论证阿Ｑ的精神胜利法是乐观主义，学国同志又说：“既然阿Ｑ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不是当时压迫阶级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的勤劳、质朴等等，反倒是当时统治阶级之精神胜利法，那么又根据什么肯定阿Ｑ是一个‘农民的典型’呢？难道仅仅是根据‘一个名叫阿Ｑ的农民’身份吗？”［１７］是的，如果就是硬抱住阿Ｑ是“农民”的观点不放，这一矛盾是不好解决的。早在五十年代初，陈涌同志也遇到了这一矛盾的问题，他说：“小说中的具体人物阿Ｑ是一个没有觉醒的落后农民”，但阿Ｑ精神最好的代表还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１８］这样的论断似乎很难成立，它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在哪个阶级的人身上出现，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我们遇到有精神胜利法的农民我们说他象阿Ｑ，我们如果遇到别的阶级的人，如工人、知识者、或统治阶级的哪一员，不论是谁罢，如他不正视失败，不正视缺点，不正视落后，而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自我欺骗，我们都称他是阿Ｑ主义。 可见，阿Ｑ是“农民”说和阿Ｑ的性格没法统一的矛盾关键还是“农民”说本身是值得怀疑和应该否定的。 二、关于鲁迅的自述 在鲁迅先生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中，他自述最多的大约要数阿Ｑ了。１９３４年他在《寄＜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的意见，以为阿Ｑ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他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那样。”有的同志在引这段话时，只抓住“有农民式的质朴”这一句，来为自己的“农民”说服务。其实，鲁迅先生说的只是“农民式的质朴”，并没有说阿Ｑ就是农民，而且后边的“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话，更是没法证明阿Ｑ就是农民的。 １９３１年鲁迅对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是阿Ｑ“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１９］三十年代“管理着国家”的是什么人？显然是国民党新军阀之流。鲁迅在这里决不是指农民。当然，阿Ｑ并不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只不过说国民党反动派也有阿Ｑ精神罢了。根据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无论如何也没法判定阿Ｑ就是个“农民”的典型。 １９２５年，鲁迅先生在《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还说过：“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正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１９３３年又在《再谈保留》一文中说，写《阿Ｑ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我认为，鲁迅先生在“五四”时期所说的“国人的魂灵”和三十年代所说的“国民的弱点”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明确的。前者不如后者更科学些，前者不分国人魂灵中值得肯定或应该否定的成份，后者则专指应该否定的成份。即使把两者联系起来看，这两段话似乎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即：鲁迅先生通过塑造阿Ｑ这一典型形象，是想“画出国人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这是鲁迅当时的创作目的。 有的同志根据鲁迅先生“要画出国人的魂灵”的自述，又直接提出了阿Ｑ就是一个国人的典型。［２０］这一观点未免有些笼统。我们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怀疑阿Ｑ这一典型是否就能概括全国人的魂灵呢？根据鲁迅三十年代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的内容，与这一观点难免互相矛盾。正如上文中提到过的，到了三十年代，鲁迅就说创作《阿Ｑ正传》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而不说是要“写出国人的魂灵”了。 退一步说，如果鲁迅先生的本意就是把阿Ｑ作为国人魂灵的典型来塑造的，我们也是可以再思考的，因为艺术形象本身所提供的内容，往往大于思想，也不一定完全等于作者自己塑造形象时的思想。大约人们都会承认，不论是什么国别、什么阶级的人，“如果碰到那种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用一些可耻笑的想法和说法来掩饰他的缺点和错误的人，不管他的想法和说法和那个老阿Ｑ是多么不同，我们仍然不能不叫他作‘阿Ｑ’。从日益陷入孤立和失败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豢养的和本国人民为敌的傀儡政权中间，我们更常常听到阿Ｑ式的叫嚣和哀鸣。”［２１］何其芳同志的这段话论证了不但“国人”有阿Ｑ，外国人中也有很多阿Ｑ式的人物，我觉得不无根据。张天翼在《论阿Ｑ正传》一文中就说：阿Ｑ这样的人物“不仅只我们中国才有。”艾芜也说过：“鲁迅先生写的阿Ｑ有没有可能越出中国人的范围，走到外国里面去生活，跟哈孟雷特、唐、吉诃德先生等人一样驰名呢？我敢说这有可能。阿Ｑ个最特征的毛病，精神胜利法，这一点在外国人里面害这种病的，实亦不少。”［２２］连外国人也承认他们那里也有阿Ｑ。早在１９３９年，许广平同志在《阿Ｑ的上演》一文中就说过：“《阿Ｑ正传》被译成俄文而呈现于苏联读者之前，苏联的文化人就说：‘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阿Ｑ”。［２３］如此看来，说阿Ｑ是“国人的魂灵”的典型，也不是没有偏颇的。因为，某一个“国人”有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我们称他阿Ｑ；如果有某一个外国人有阿Ｑ主义我们同样也可以称他为阿Ｑ，那怎么能说阿Ｑ就只是“国人的魂灵”的典型呢？可见，阿Ｑ是“国人的魂灵”的典型的观点也是应当怀疑和否定的。 三、精神胜利者的典型 阿Ｑ这个典型，在中外文学史上，到目前为止确实是一个仅有的而极为特殊的例子，如何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典型形象，即使已有的不少权威论述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就是林兴宅同志１９８４年发表的、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轰动的，被认为阿Ｑ典型研究的力作的《论阿Ｑ性格系统》一文［２４］，也没有对阿Ｑ典型作出明确界说。 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步。”［２５］所以，还是让我们看看作品具体描写的情节内容吧。 《阿Ｑ正传》的第一章，主要介绍阿Ｑ的姓氏，在介绍中引出这么一段：“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Ｑ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对于这段文字，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说这是阿Ｑ在“攀高”，有人认为这是阿Ｑ对赵太爷那个阶级的“反抗”，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符合作品的本意。阿Ｑ觉得“很光采”、“比秀才长三辈”，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心理上的安慰。第二章作者先用先前阔、真能做、见识高三个细节描述了阿Ｑ精神胜利法的三个特征：自吹自夸、喜欢奉承、自尊自负。别人欺负他有癞疮疤时他以“你还不配”的话作精神上自我优胜。接着又写了阿Ｑ三次心理“得胜”，第一次，“阿Ｑ形式上打败了”，心里想：“我总是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第二次，“凡有和阿Ｑ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便逼他说“人打畜生”，并再碰五六个响头，阿Ｑ告饶后不到十分钟，又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并且“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第三次是赢的钱被抢，自己打自己来解脱烦恼后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第三章，阿Ｑ接连被王胡和假洋鬼子所打感到“晦气”，对小尼姑的一战，仿佛对这“晦气”都报了仇，于是“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第四章，阿Ｑ由恋爱带来了悲剧。但他觉得在“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结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这又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胜利。第五章表现的主要不是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但第六章，阿Ｑ的精神胜利法随着从城里回来后的“中兴”又“中兴”了起来，什么城里“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什么“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朝着王胡“嚓”！栩栩如生地刻划了阿Ｑ的见识高自我炫耀，自我优胜的精神风貌。第七章中的阿Ｑ在土谷祠中的狂想交响曲也是精神胜利法的高扬。唯独第八章中，阿Ｑ在精神上一直是失败的，但到了这一章的末尾，也就是革命没有自己的份，于是，他想道：“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了，——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呵。”“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这还是属于一种精神胜利。第九章的“大团圆”中，阿Ｑ精神法的神态心理更表现得维妙维肖，他对“抓进抓出”、对杀头的想法，对画不圆圆圈的惭愧，以及他那“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呼喊，可以说阿Ｑ至死也没觉悟，至死也是精神胜利者。 从以上对小说情节疏理我们不难看出，在表现阿Ｑ性格特征方面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他自尊自负。不是吗？他认为比秀才“长三辈”，认为自己先前阔，见识高。这都说明他的精神胜利。 其次，他自轻自贱。别人欺负他有癞疮疤、他说别人“不配”，别人揍他，又逼他说人打畜牲，他说“我是虫豸还不行吗”？甚至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这种自我安慰还是精神胜利法。 第三，他健忘、自我欺骗。阿Ｑ被打骂之后，倒是了结一件事而轻松了，他为了自我解除苦恼，竟自己打自己，并以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来自我欺骗，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样的性格特征的是典型形象，我认为只能用自我安慰、精神胜利者的典型来界定。 有的同志为了立意确定阿Ｑ是“农民”，但又无法否定精神胜利法非农民所独具，竟然否认精神胜利法是阿Ｑ的主要性格，否认精神胜利法是阿Ｑ身上“主导的、基本的东西”，并认为：把精神胜利法“说成是阿Ｑ性格的‘根本精神’，‘基本和核心’，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做法”。并且说：“阿Ｑ是辛亥革命时期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一种典型。”“假使要概括一下，找出他的‘根本精神’、他的性格的‘基础和核心’的话，应该说是：一方面是落后、无知麻木（包括精神胜利法）还有‘游手之徒’的习气；另一方面是质朴、不安分、要求反抗，但又找不到反抗的道路。这两方面在阿Ｑ身上是辩证地统一着的，而落后、无知和麻木这一方面是主导的，［２６］我认为，“落后、无知和麻木”并不是阿Ｑ所独有的特点，倒是用来概括闰土更确切些。我们这样想，如果小说中描写的主要是阿Ｑ的质朴、不安分、要求反抗、落后无知麻木，而去掉精神胜利法，这样也可能是个典型人物，但决不是“这一个”阿Ｑ了。阿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其主要因素是精神胜利法，而决不是别的。在广大读者心目中，阿Ｑ是一个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精神胜利者的典型。 根据鲁迅先生的论其文要顾及其人的教诲，我们也来考察一下鲁迅写《阿Ｑ正传》以前几年的思想。１９１８年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批评了中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并且把这种自大分为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花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戌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混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混乱起，直到要混乱到子孙；从过去混乱起，直要混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吗？”这比丁更进一层，……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 仅从这段话中就足以看出，鲁迅对中国人历来的精神满足，以“丑恶骄人”颇为反感，这是国民劣根性的一种。以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探讨中国的国民性，是鲁迅这时的基本思想，而批判在失败和劣势面前不正视现实，逃避现实，“一天一天的满足”，又是他这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界定阿Ｑ就是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精神胜利者的典型是符合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的。 阿Ｑ这一典型是不朽的，他的精神胜利法是超时代、也是超阶级的，因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都可以有阿Ｑ主义，虽然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三国演义》中的阿斗，成了一个懦弱无能的典型，无论是哪个阶级，只要老子有名有智有能力，而儿子懦弱无能，都可以被认为象阿斗。阿Ｑ也是这样，凡是不正视自己的弱点，并又加以掩饰以自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都可以说象阿Ｑ。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小杂文，感到写得很好。此文顺便也提到了阿Ｑ，文中说： 一些文艺批评家，在论及阿Ｑ的形象时，认为鲁迅笔下的阿Ｑ，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依我看，在现实生活中，在某些人的身上，都是可以找到阿Ｑ的影子的。 近来我接触了一些经济罪案及其案犯，稍稍剖析一下那些经济罪犯们的犯罪轨迹和犯罪心理，似乎也同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多少有点关系。有个经济犯罪分子，在向检查机关坦白交待了自己贪污、受贿有七千多元的罪错后，谈到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他说，当他第一次拿到行贿者给予的现款时，也曾感到局促不安，心跳脸红。但是，他的心中马上又涌上了一个念头，“这又不是自己讨的，是对方给予的……再者，现在外面有些当干部的也在拿，拿得还比我多，他们拿得，我就拿不得？。［２７］这个犯罪分子倒不是个农民，但他的心理和阿Ｑ的精神状态又是那样的相似。可见，阿Ｑ这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名字，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者的典型。 注： ［①］茅盾：《答履＜小说月报＞读者的通讯》《小说月报》１９２２年第十三卷第二期。 ［②］茅盾：《读呐喊》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文学周报》第九十一期。 ［③］周立波：《谈阿Ｑ》，见田泽芝编《阿Ｑ正传论文选》。 ［④］周作人：《关于＜阿Ｑ正传＞》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９日《晨报副刊》 ［⑤］陈秋帆：《我对＜阿Ｑ正传＞的看法》《北京师大学报》总第二卷第一期。 ［⑥］王冶秋：《＜阿Ｑ正传＞读后随笔》见田泽芝编《阿Ｑ正传论文选》。 ［⑦］冯雪峰：《论＜阿Ｑ正传＞》《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２年９月版。 ［⑧］冯文炳：《阿Ｑ正传》，《东北人大人文学版》１９５７年第２、３合期。 ［⑨］许杰：《阿Ｑ新论》，《新中华》第十四卷第五期。 ［１０］唐ｔāｏ①：《论阿Ｑ的典型性格》《文学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２期。 ［１１］李桑牧：《阿Ｑ的典型的再认识》《文艺学研究丛》，《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１２］冯雪峰：《阿Ｑ正传》《文艺学习》１９５５年第５期。 ［１３］《文艺前哨》１９４２年第一卷第五期。 ［１４］茅盾：《关于阿Ｑ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给一位论文作者的信》《上海文学》１９６１年第１０期。 ［１５］匡音：《也谈阿Ｑ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１６］［１７］学国：《评支克坚等的阿Ｑ典型观》《华中师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６期。 ［１８］陈涌：《＜阿Ｑ正传＞是怎样的作品》见田泽芝编《阿Ｑ正传论文选》。 ［１９］埃德加斯诺：《我在中国十三年》。 ［２０］夏康达、王尔龄：《阿Ｑ——“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天津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４期。朱继山：《“一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长城》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２１］何其芳：《论阿Ｑ》《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２２］艾芜：《论阿Ｑ》《自由中国副刊．文艺研究》第一期。 ［２３］许广平：《阿Ｑ的上演》原载１９３９年７月辣裴花园大剧场印发中法剧社首次公演特刊：许幸之编导《阿Ｑ正传》。 ［２４］《鲁迅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２５］《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２６］邵伯周：《＜阿Ｑ正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２辑。 ［２７］荒川：《如此“自我辩解”》《文汇报》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８日。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