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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概念写作存在新的模式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与理论的匮乏：思想局限、知识贫乏及阅历尚浅等息息相关。八届大赛过后，新概念写作呈现出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集体风貌，包括审美趣味一致，风格上的“名存实亡”：模仿，以及题材、视角等方面的雷同，等等。而正是这，构成了制约新概念写作拒绝模式化的威胁及其继续前进的瓶颈。 关键词 新概念写作；理论匮乏；集体倾向 上海萌芽杂志社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国内七所著名高校〈现发展为十三所〉联合发起、共同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②，由于在推出文学新人新作、促进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持久关注与极大的热诚，一时好评如潮。但也无可讳言，新概念写作的确存在着新的模式化的危险〈注意，不等于模式化已经形成〉，而且这种危险似乎由来已久。无论是赵长天主编“要防止‘新概念作文’在反对旧的作文模式的同时，又产生一种新的模式化”[1]的循循诱导、防微杜渐，还是历届评委会主任王蒙，所作的“我们一定，文无定法” [2]的号召，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相关操作者对参赛作品的模式化倾向，其实已经有所体会，并表露出了相当清醒的警惕与关注。实际上，首届新概念作文学术研讨会征文，其系列思考题中对“新概念写作是否存在着新的模式化的危险”的单独提出，在为本文论述提供了相应契机与现实依据的同时，也使有关“ 新概念模式”的焦虑浮出水面。而这种焦虑在理论匮乏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 一 关于理论上的匮乏，其实不证自明。对此，我们可以参考“首届《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大赛”。在此次大赛中，张悦然以《二进制》获短篇小说新人奖二等奖，小饭获佳作奖；而大学生文学论文奖，新概念出身者唯陈佳勇有所斩获〈为佳作奖〉。当然，大赛结果不能证明更多。只是如果综合考虑陈佳勇已经放弃了保研机会，转行投身于上海《新闻晨报》麾下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由此得到两个讯息：第一，新概念获奖者们在创作、理论两方面的实力的不相对称；第二，各界对于“80后”、包括我们的新概念获奖者们缺少自己的理论代言人的焦灼，并非空穴来风。 理论匮乏与思想的局限相辅相成。对现行教育体制、对考试制度的批评与质疑，是很多参赛作品的一个重要母题。参赛者们感同身受，诉诸笔端，对校园生活真相的揭示，颇有力度。但是，把考试当作了罪魁祸首，视教育体制为批判的终极目标，而看不到或忽略了其中所蕴涵的种种社会因素，理应被体谅的深层原因，这不能不说是认知局限。即使有些许的主张与见解，也非出自他们本人，而是对他人观点的借鉴与照搬。人云亦云，最后的所指归于表象。我不否认蒋峰的《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是一篇相当出色的作品。构思奇特，叙事流畅，情绪化的字里行间流泻一种尖锐般的疼痛。但其思想价值除了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引用与摘抄，所剩实在不多；对于教育问题的解决或根治，“王顾左右”。质言之，他对考试制度的理解过于偏激，缺乏把握表象深处的智慧与能力。试看，“我妈妈也用各种比喻，她总把通向大学的路比作独木桥。她说为了过去我必须扔下所有包袱，这些包袱叫做爱情、友情、快乐等等。要是这些就算了，她偏偏逼我把这个也扔下去〈“这个”指文学——笔者按〉。我会扔的，妈妈，也总有人会捞上来”。[3]由于迎合了一般读者的狭隘理解〈把通向大学的路比作独木桥〉，具有相当煽情的力量与效果。但把考试与爱情、友情、快乐、文学等，置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视作水火不容，这种见解无疑荒谬，而让人不敢苟同。一般说来，新概念参赛者似乎只是异口同声地发泄他们的不满，莫名的疼痛与肤浅，试图取悦于人〈具体是指评委〉。而根本提不出任何解决之道，更少理性的辨析与思考。这种集体性的情绪浮于表面，使诸如“考试猛于虎”之类的叹息比比皆是。流于琐屑化与“一地鸡毛”。而在其它方面，包括人际关系、社会现状、理想与爱情等，新概念参赛者同样局限于“集体无意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思想。《物理班》里，“ 我”与莹的分开，仍然只是因为考试。高考被当作了种种悲剧与不如意的引爆器。诚然，这种理解是大众的一般理解，但与真理相隔万里。毕竟，考试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阅读他们的作品，总的感觉是陈述了很多现象，表露出了一些信息，而得不到半点精神的升华与慰藉，人生道路的点拨与指引。一种理性与思想的双重空洞让人触目惊心。 我的上述评论可能会引发争议。但我更关注的，是新概念参赛者对评论的态度的“变节”。因为这种变节往往与理论修养的贫弱、浅薄紧密相关。最明显的，是小饭在上海书城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我狭隘的经验，评论家一旦介入〈评论家起的作用往往只是一根搅屎棒，这句话我临场不说〉，作者便没有任何容身之处”；与杨扬《2003：上海中短篇小说》对小饭等人的提及为“一股潜在的力量”后，小饭的表示“即使是批评和指责，我也觉得是一种鼓励。” [4]两具事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对峙与差异。而陈思和主编的“提携”：“关于80后写作的讨论”的展开，小饭则又亲身参与[5]。对评论的截然相反的两种姿态，似乎很难解释。其实不然，小饭不过出于生理本能：随不同应激的不同反应。面对评论界的近于无声，由此导致的对“80后”的潜在压力，小饭出言不逊；面对某些悦耳的赞赏与表扬，小饭积极响应。他对评论应有的严肃与公正，体悟不深〈80后写作水准是否已自足到值得主流评论界的关注，仍是一个问题〉；对文艺理论的内涵与基本构架，尚未形成系统。因而也就无法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坚定的立场与见解。而在急功近利思维的诱导下，反反复复，悖论与自相矛盾无处不在。这种现象是有普遍性的。一般来说，“‘80后’的心态相当矛盾，一方面对文坛心有怨恨，不免同样还以颜色，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文坛的认同与赏识，加入文坛的主流或正统。” [6]这种情形，正如两代之间的关系与上下分明：老一辈的些许小恩小惠，少量的点心与糖果，能够迅速地使孩子停止哭泣。我不认为我的这种类比刻薄。 “挑剔文章的硬伤是无聊的事情，要说硬伤，大概没有哪个作者能完全避免。”[7]刘嘉俊在《谨慎阅读与温和批评》里，可谓是小心翼翼，他为新概念写手留下了太多的退路与借口。但这丝毫不能掩饰新概念参赛者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遗憾与不足。就学上海大学、号称专业贯通文理的郭敬明，其对“天地不仁”中的“不仁就是不思考”的解释的确“天马行空”，匪夷所思。[7]郭敬明且如此，其他人则如何？第三届二等奖得主岑孟棒说，“我认为相对文科生，理科生更能写出拍案叫绝的文章。”我不知道这种“认为”从何说起。自作聪明，把政治领导人的专业构成想当然地推及文坛，错误性质可谓愚不可及。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其“当代作家小资料”共91人中，确为理工科出身者仅为四人；而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下编”，即“80年代以来的文学”，纯中文系毕业者即有21人。可以说，只要粗读一遍文学史，这种失误都不可能发生。文学史常识、作家简况的陌生困惑、信口开河，使仅有的一点理论知识也无根基，而与空中楼阁无异。另外，大多数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还较为年轻，涉世不深。阅历尚浅在所难免。他们对相关事物的看法，也就蕴涵着或多或少的片面、偏激，很难上升到系统的认知与理论的高度。其实，第六届一等奖获得者韩梁的《痴人说梦》一文，被童庆炳教授指为“以偏概全”，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不愿面对的事实：评委们对参赛者年龄的阵阵惊叹，是否已经包含着鄙夷与贬低，至少是存在着对新概念获奖者的文学创作活动的某种降低标准的照顾？ 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而理论贫弱的表现还有很多。只是鉴于小饭、郭敬明、岑孟棒等人在新概念写手中的代表地位与影响力，断言新概念群体的理论匮乏，已有充分依据；而找寻具体的个例与证词，又非本文主旨。所以，对此也就暂不赘述。 关于新概念写手自身所存在的理论匮乏之不足的由来与原因。由上述的理论之贫弱的系列表征：思想局限、知识贫乏及阅历尚浅等，不难看出，一个最为基本与核心的因素，其实还是在于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出道的获奖者们，因为客观的年龄方面的限制而无法做到相关学识的有效积累。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这些“显然都属于‘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也当会随着他们的成长与成熟而不断地克服。” [8]而如果抛开这点暂且不论的话，那么，很多新概念写手对文学理论与批评所表露出来的极为明显的抵制情绪，则就很值得我们深究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们，绝大多数出生于1980年以后，也就是众所周知的80后。由网络、漫画、小人书与对经典作品的浮光掠影式阅读所哺育出来的这一群人，似乎更为倾向于图文并茂的视觉冲击与轻松自由的阅读享受。而此外，学业上的压力与现代都市的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也不可能、更不允许留下足够多的时间，供他们沉下心来反复地咀嚼与进行深度的思考。因而他们拒绝高深、远离理论，既是社会环境整体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也是80后包括作为80后的重要代表的新概念写手的主动选择。他们对专家学者的相关意见，无论公允之论，还是故作高深，都持一致性的反感与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文艺理论与正常的学术批评在作为80后的代表群体的新概念写手心目中的自动“死亡”。 与此同时，更为耐人寻味的是，部分在文学上已经出道、在图书市场上功成名就的新概念写手，原本是应当通过与文学批评界的友好接触而获得进入主流文坛的契机与准入资格的。但现在的问题却是，他们对文学批评尤其是批评界的对80后文学的关注与理论的扫描，却表现出了具有相当力度的抵制与愤怒的情绪。例如，2006年3月发生的白烨与韩寒之争，激烈对峙的程度与相互倾轧为前所未有。那么，原因何在？道理其实极为简单。以韩寒为代表的新概念写手，对文学批评尤其是针对80后文学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反感，已经可以说是出于某种策略性的考虑，这种考虑至少构成了他们为何反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很明显，用以白烨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界的标准与批评尺度，来衡量与评估新概念写手的作品，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把80后文学包括新概念写手所创造的相关作品，定位为肤浅的、不成熟的，是正确的，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因此，可以把批评界对80后文学的理论涉入的过程，看作是不断指出其缺陷与致命硬伤的过程。这种过程或多或少，不能不影响到作为80后文学的主体的新概念写手在80后一代人中的形象与声誉。80后这一庞大群体是阅读韩寒等人作品的主要人群，涉及到近在咫尺的作品销量与经济方面的利益。韩寒不可能放任由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在很多年前为其《三重门》作序所建立起来的他在80后这一代人中的江湖地位就此坍塌。所以，极力摆脱来自批评界的理论扫描与分析的深入，也就成为了他们必须做出的抉择。而他们这种故意避开理论与批评的行为及这种行为所具有的在80后这一代人中的示范效应，有可能进一步致使新概念写手在理论方面的羸弱状况，雪上加霜。 二 而事实上，也没有人指望新概念写手在理论方面做到“无懈可击”。要求一群尚未脱去稚气的参赛者理论修养深厚，这也绝无可能。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其实是理论匮乏的背景对新概念写作的种种束缚与限制，由此所形成的诸多新概念获奖作文的共同趋向。八届大赛过后，获奖作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一些不良的集体风貌：包括审美趣味一致，风格上的“名存实亡”：模仿，以及题材、视角等方面的雷同，等等。而这，正是制约新概念写作拒绝模式化的威胁、继续前进的瓶颈。 曹文轩教授评点祁又一的《我的浪漫历经沧桑》时，就已指出：“但因为作者的思想力量还不够，故对这一主题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可能自知在思想方面的深度不够，理论建树、发人之所未发困难重重，部分新概念参赛者越来越崇尚于华美，追求语句的绮丽与抽象。他们对一些修辞手法的使用，景物、心理的描写与刻画，状物传神，得心应手，以及与之相关的夸张与晦涩。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郭敬明。其《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诸如“白色的寂寞歌手”、“流水的悲伤”之类，俏丽奇特，莫名其妙的形容与夸饰。以至发展到了《幻城》大量色彩性词语的唯美层出不穷，这是后话。只是一旦剥开其文章的华丽外表，抖落做作的忧伤与时尚，实质性的东西荡然无存。莫名感伤下的“性情隐没，声色大开”，众多写手趋之若骛的阴柔与妩媚。也许，在“寻求文字构造中的思想与况味的过程中”[7]，新概念参赛者仍然任重道远。 关于新概念作文的艺术风格。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严格地说，新概念作文并不存在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宣布和力图实践与旧作文模式的一刀两断，并不代表新的写作流派、创作理念已经产生。新概念参赛者们更多地愿意从模仿起家。由于热衷与阅读的对象不尽相同，因而习作手法各异，呈现为不同的艺术风貌。但问题是，这些风貌几乎都能找到一个、或者几个确切的模仿对象。名家名作阴影下的随声附和。我把这称作艺术风格的“名存实亡”。他们的模仿，有时到位，有时不到位。但可能出于年龄的迁就，这种行为非但不遭遏止，反而只要一沾上他人的影子，作品往往能够获得较高评价。第五届一等奖作品，钱喆的《第二个月亮》，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作者对王小波的仿袭惟妙惟肖。但仅此而已。缺少王小波作品中的诸多指涉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抽空主旨后的技巧游戏。至少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对王小波的心灵投影与拷问，王小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切身体谅与虔诚，是钱喆所不具备的。而赵勤的《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在那些夜里，我总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年轻的王，穿着华美的袍，站在悬崖上歌泣。脚下有众多的子民，都是自己的影子，天真的落寞的善良的罪恶的。像是一场纸醉金迷的盛大演出，灵魂飘没。” [9]一缕郭敬明的气息明目张胆，原创性的高贵品格“自由落体”。的确，“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是通过影响和改变作家的审美意识特别是审美理想而影响创作个性与风格的。”[10](P249)在世界观与艺术观、理论的感悟与把握并不成熟的前提下，文学风格：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景造成的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10] (P250)，只能如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 “在选材方面，大部分‘80后’作家仍然只是把目光局限在校园里，以描写校园生活和表现青春的忧伤为主。” [11]这种论断是存在事实依据的。的确，新概念作文的题材单调一直为人诟病。似乎除了学校、家庭，及与之相关的主题：同学与考试、青涩与恋情，再无东西可写。这固然与参赛者的个体经验：囿于学校、家庭间的经历单薄密切相关。但也或多或少，反映出了仅有的理论根基使他们视野狭隘，无法看得更高更远。上升不到史铁生式的冥想与沉思，大彻大悟的深邃与睿智；不能由此形成印象，探索与生活相关的概念世界的理性与光明。[12]迫于无奈之下，80后写手张佳玮在《中华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发表了《80后写作：你认为什么是文学?》一文， 感慨的承认了“塞林格式的拒绝长大成为一种有效的抵抗方式，于是双方各行其是。”另外，题材单调衍生出的第一人称泛滥、内容“撞车”现象也很突出。“郭敬明在书中写到，他哪怕是写个宋朝农民的故事都会扯到自己的身上。” [7]的确，在新概念获奖作文中，第一人称“我”的泛滥不容忽视。“它便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容易给读者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13] (P119)而受时空限制，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小的缺陷，则与新概念作文题材的原本有限不谋而合。在新概念作文的诸多文本中，有关父母离异，死亡之类也是比比皆是。甚至包括一批成名之作：宋静茹的《孩子》、徐敏霞《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及最近的焦华静的《无归》，表征了他们作为未成年人的本身的无助与柔弱，在文学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概念参赛者所采用的视角不多，而且往往与“我”、与他们自身的经历与身份紧密相关。这些视角限于学生视角、子女视角等等，极其有限。当然，如果进行细分，可以分为优生视角、差生视角、富裕生视角、贫困生视角、男孩视角、女孩视角、文艺爱好者视角、音乐迷视角……只是视角细分后的洋洋大观，并不能够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些视角都可以整合为未成年人视角。而能够逃脱这个窠臼的，实在不多。立足于自我的切身体验，叙述者从容地建构童话：未成年人的世界与悲欢离合。集体性的对这种视角的策略选择，再一次显现了理论匮乏对参赛者写作实践的逼迫与施压：以成年人的心理与眼光打量本就复杂与多变的人生世相，需要太多的理论支撑与积淀，一定的阅历与经验，他们无能为力。不过，并不是说这种策略性的选择“罪不可赦”。相反，未成年人视角因为贴近作者本人的经历与感知，可能更易写出真实感人的故事和文章。比如《别一种滋味》（向国平）。我只是说，这种视角的过滥与过多，表明了新概念作文的缺少成长与开拓，有关成熟的个性与独立品格极度缺乏。如蔺瑶的《妈妈》，主人公“我”与母亲的分歧无关痛痒，而在物质方面依赖。“我”的所作所为也就只能看作受宠女儿对母亲的爱与敬畏，对母亲的一些做法反对而不敢言，“无力动摇她，无力丰富她。”[14]虽然作者极力挖掘，两代人的差异“昭然若揭”，但有关自我独立的讯息仍然气若游丝。无可否认，“未成年人”不是久留之地。在这方面，新概念参赛者有太多的理由自我反省。 当然，值得欣慰的是，目前为止，断言新概念作文的模式业已形成，还不适宜。因为较为明显的模式化痕迹、流水线式的复制与操作并未出现，更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式，可以将新概念作文“一网打尽”。的确，对于一个以“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为主旨的成功赛事，模式化的成型并不容易。只是因为包括理论匮乏在内的诸多的因素所限，新概念写作呈现了一些向模式化靠拢的信号与可能，并构成了某种危险。多方面的集体倾向即为明证。而有时候，集体的倾向与模式只有一墙之隔。有必要指出的是，新概念写作的这些集体倾向，是就相当部分的作品与相当作者而言，不是绝大多数，更不是指全部作品、全部作者都尽如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满怀恐慌。只是，采取必要的方法与步骤，经由奖掖创新，推崇理性，鼓励通过理论方面的学习与积累指导创作，经营完美，似乎成为了新概念组委会的当务之急。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 本文论述所牵涉的文本范围限定在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作品及获奖者创作的其它作品。我认为对这些80后文学的经典作品与80后写手的处女秀作品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涉及80后文学的思想厚度、真正缘起。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本文借用了一些有关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并不甚科学的命名：新概念写手，意指那些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奖项、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而新概念写作，则指新概念写手所进行的写作活动……这些命名望文生义即可。 ② 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联合上海萌芽杂志社联合发起共同主办。第二届起，山东大学因为某种原因退出，联合发起共同主办单位另增加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第三届起，增加中山大学。第七届起，增加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再度加入。至此共十三所名牌高校。一般认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声名鹊起，和巨大影响与广泛号召力的获得，与这些重点大学的加入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赵长天.好些，更好些——序“中华杯”《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A].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2]王蒙.在“中华杯”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大会上的讲话[J].《萌芽》，2004，(4). [3]蒋峰.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J].《萌芽》，2002，(4). [4]黄兆辉、廖文芳.80后文学：未成年，还是被遮蔽？[N].南方都市报，2004-03-09. [5]李傻傻等.为童年疗伤——80后作家创作自述[J].上海文学，2004，(6). [6]吴俊.“80后”的挑战，或批评的迟暮[J].南方文坛，2004，(5). [7]刘嘉俊.谨慎阅读与温和批评[J].萌芽，2003，(9). [8]白烨、张萍.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答问[J].南方文坛，2004，(6). [9]赵勤.被窝是青春的坟墓[A].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B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10]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1]邱春艳.“80后写作”：市场宠儿与文坛弃婴[J].新余高专学报，2005，(4). [12]王安忆.精诚石开——关于史铁生[N].文汇报，2004-03-24. [13]任遂虎、崔宝国.写作训练教程[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 [14]蔺瑶.妈妈[J].萌芽，2000，(3). 原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