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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郁贤皓 参加讨论

    李白集中现存酬赠崔侍御的诗有十一首,除个别诗篇以外,大部分诗篇都写到崔侍御的不幸遭遇,因此可以看出,这些诗中所指的崔侍御应该是同一个人。此人是李白一生交游中很重要的人物之一,搞清楚这个崔侍御的情况,对考察李白的生平思想也很有帮助。可是,崔侍御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历来李白的研究者却都没有弄清楚。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位崔侍御作较为详细的考辨。
    一、崔侍御、崔成甫非崔宗之辨
    今本李白集都在《酬崔侍御》一诗前,附有“摄监察御史崔成甫”《赠李十二》的一首诗,诗云:
    “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
    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谪仙人。”
    此诗作者崔成甫,官衔是“摄监察御史”,自称“放逐臣”,与李白大部分赠崔侍御的诗中一再提到“蹭蹬”、“迍毡”的遭遇是相符合的。因此过去已有人提及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就是崔成甫。另外,李白还有一篇《〈泽畔吟〉序》,其中说:
    “《泽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业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书蓬山,再尉关辅,中佐于宪车,因贬湘阴。从宦二十有八载,而官未登于郎署。……”
    这个“贬湘阴”的“逐臣”“崔公”,与“我是潇湘放逐臣”的“摄监察御史崔成甫”显然是同一个人。因此,考察李白诗中的崔侍御,这篇《〈泽畔吟〉序》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那末,这个崔成甫是怎样的人呢?
    长期以来,人们把崔侍御、崔成甫与崔宗之混为一人,如高高棅《唐诗品汇》就说:“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日用之子。开元中,官至右司郎中侍御,谪金陵,与李白以诗酒唱和。”近几年来,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摄监察御史”的崔成甫《赠李十二》一诗“即是崔宗之所赠”,还认为《泽畔吟》也是崔宗之所作,说他曾“被谪贬于湘阴”,“继又移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
    我以为这些说法尚可商兑。
    关于崔宗之为“侍御史”和“谪官”的说法,最早见于《旧唐书·李白传》。它说:“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宫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
    按今本李白集没有描写“自采石达金陵”的诗文,只有一首《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的诗,但此诗内容与崔宗之、崔侍御毫无关系,了不相涉。至于描写“月夜乘舟”、“顾瞻笑傲”的诗,现在李白集中也是有的,那就是《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诗云:
    “昨婞西城月,青天垂玉钩。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忽忆绣衣人,乘船往石头。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棹海客,喧呼傲阳侯。……”
    这里说的是李白“从金陵孙楚酒楼往石头”,不是“自采石达金陵”,是李白“访崔四侍御”,不是“与侍御史崔宗之”一起乘舟。与《旧唐书》所说大相径庭。《旧唐书》的记载是否另有所据,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李白诗文中却看不到与“侍御史崔宗之”在金陵“月夜乘舟”的事迹。这是可疑点之一。
    很可玩味的是《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就与《旧唐书》不同。它删去了崔宗之的“侍御史”头衔和“谪官金陵”的事迹,只含混地说:“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说明《新唐书》对崔宗之为“侍御史”和“谪官金陵”的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是可疑点之二。
    考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日用)集序》说:
    “公嗣子宗之,学通古训,词高典册,才气声华,迈时独步。仕于开元中,为起居郎,再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迁本司郎中,时文国礼。十年三月,终于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内叹息。”
    关于崔宗之的事迹,略见于此。文中根本没有关于崔宗之为侍御史、谪贬湘阴、移官金陵等事迹的记载。这是可疑点之三。
    李白集中现存酬寄崔宗之的诗有四首:即《酬崔五郎中》、《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赠崔郎中宗之》、《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每首诗题中都标明了官衔:“员外”或“郎中”。这四首诗贯串了李白与崔宗之的一生交游。其中《酬崔五郎中》是初次相识时所赠,当时崔宗之先有《赠李十二》一诗(附李白集中),此诗具的官衔也是“左(右)司郎中”;而《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诗则写于崔宗之死后,题的官衔仍是“崔郎中”;这与崔祐甫序文所记“终于右司郎中”完全符合。崔祐甫序文没有崔宗之为“侍御史”的记载,李白赠诗也不称崔宗之为“侍御”,这是可疑点之四。
    综合以上四点,我认为崔宗之当“侍御史”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至于崔宗之“贬湘阴”、“移官金陵”则更找不到丝毫根据。
    另一方面,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崔宗之很长时间历职郎署;而《〈泽畔吟〉序》中的“崔公”,则明明是“从宦二十有八载,而官未登于郎署”的。这就充分证明:《〈泽畔吟〉序》中的“崔公”,不可能是崔宗之了。
    同时,从李白赠崔宗之的诗中称“崔五郎中”还可以看出,崔宗之在弟兄间排行第五。可是,李白赠崔侍御的诗有的在题上就标明是“崔四侍御”,表明这位崔侍御在弟兄间的排行是第四。从行第的不同也可看出,李白酬赠崔四侍御的诗决不是崔宗之。
    考《干唐志斋藏石》有《大唐义丰县开国男崔四郎墓志》,其中说:
    “君讳宜之,字□□,博陵人也。……父日用,吏部尚书,常州刺史,齐国公。”
    可见此人乃崔宗之的四兄,卒于开元五年五月十日。既然四兄名叫宜之,那末,宗之也应当是五弟的名而不是字。由此可知,所谓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的说法也是无征不信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崔祐甫《序》记载崔宗之卒于天宝十载(751 )三月,李白有《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一诗悼念他。诗中说:“一朝摧玉树,生死殊飘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没。谁传广陵散,但哭邙山骨。”当是天宝十一载李白途经洛阳谒邙山崔宗之墓时所作(此后李白没有再到过洛阳)。可是李白在宣城酬赠崔侍御的有六首诗,则很明显写于天宝十二载以后。因为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诗中,明明提到在“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之后,“蹉跎复来归”,才“时游敬亭上”的。按李白的幽燕之行是在天宝十一、二载间,则来宣城当在十二载以后是确定了的。而崔宗之早在天宝十载已卒。这就可以断定:李白在宣城写的这些诗中的崔侍御,就决不可能是崔宗之了。
    从上述考察已完全可以看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泽畔吟〉序》中的“崔公”、“潇湘放逐臣”的“崔成甫”,其经历和事迹与崔宗之的经历事迹无一相类。由此完全可以断定: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泽畔吟〉序》中的“崔公”、“潇湘放逐臣”的崔成甫,决不是崔宗之。
    二、从梁启超以上的学者怎样论《远游》?
    说到这里,我们要问:《楚辞·远游》一篇究竟是不是屈原所作呢?最初,王逸《楚辞章句》说:
    《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这样说来,屈原有此遭遇,有此情绪,有此思想,有此文章,本来是说得通的。朱熹《楚辞集注》说:“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思欲制炼形魂,排空御气,浮游八极,后天而终,以尽反复无穷之世变。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也。”又在篇末说:“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多袭其语,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窥其万一也。”朱熹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屈原的《远游》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已经看出了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大相悬殊的。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此篇所赋,与《骚经》卒章之旨略同而畅言之。原之非婞直忘身,亦于斯见之矣。所述游仙之说,已尽学玄者之奥。后世魏伯阳张平叔所隐秘密传以诧妙解者,皆已宣泄无余。盖自彭聃之术兴,习为淌洸之寓言,大率类此。要在求之神意精气之微,而非服食烧炼祷祀及素女淫秽之邪说可乱,故以魏张之说释之而无不吻合。”不错,汉末魏伯阳的《参同契》,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当是有取于《远游》之说的。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里说:“幽忧之极,思欲飞举以舒其郁,故为此篇。”“章首〔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四语乃作文之旨也。原自以悲蹙无聊,故发愤欲远游以自广。然非轻举不能远游,而质非仙圣不能轻举,故慨然有志于延年度世之事,盖皆有激之言而非本意也。”他还在《余论》里说:“《远游》发端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全文都摄在里,皆深悲极痛之辞也。凡人心弥郁者其言弥畅,不极畅不是以舒其郁,不极畅亦不足以形其郁。知其解者,篇中所云皆属幻语,岂真有炼形魂,后天地之本愿哉,黄维章曰,题名《远游》,本非求仙,第以凡质难于轻举,不得不假途于仙,以为游之能远计。斯言得之,惜未究所以欲远游之故耳。后之论者,乃谓神仙忠孝同出一原,至以沈湘为水解,诚痴人说梦矣。”这里,蒋骥以为《远游》一篇系作者有激之言,皆属幻语;本意不在求仙,而在幽忧已极,想要离俗飞举,发泄郁闷。换句话说,就是他被时世逼迫,至于逼得他“发愤欲远游以自广”而已。算他接触到了屈原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较之王逸朱熹说的更为明确。较之王夫之说的那样为游仙之说所迷,离开了题旨,见不到作者的微意,就更有进步的意义了。便是在近代学者中,如刘师培梁启超也都太强调了这一作品中借用的道家思想一方面,较之王夫之说的进步了不许多。刘师培说:“厌世之思符于庄列,乐天之旨近于杨朱。”⑹梁启超说:“《远游》一篇是屈原宇宙人生观的全部表现,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他所领略的,不让前辈的老聃,和并时的庄周。”⑺不错,屈原在此篇中确是深具道家思想,较之他在《卜居》《渔父》两篇中所具有的更深。但是他都只是借用这种思想,衬托出自己的思想,所以同样一面借用,一面拨弃,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得出来。尤其是《远游》一篇,发端一段已经自述作文的用意,上文引用过蒋骥的话,他说的不错。作者还怕读者不察,又特在中段关键处,即言远游四方时,特于南方旧乡著力抒写,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忍恝然舍去可知。此为远游以自广之微意所在,岂果有羽化登仙之意吗?这里比在《离骚》末段说的更突出。他说:“欲度世以忘归兮,意恣睢吕担挢。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偷娱吕自乐,涉青云吕泛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泛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这不是正和《离骚》末段说的一样,一面快意远游,兴致正好;一面忽望祖国,痛心流泪,连自己的仆夫边马都不肯再前进了吗?这不是很显然地一面借用了道家神仙家的思想,一面又拨弃了它吗?不但前乎蒋骥的王逸朱熹王夫之见不及此,后乎蒋骥的刘师培梁启超也见不及此,甚至现代的学者也有的见不及此。同是强调了这一种道家神仙家的思想,不过从梁启超以上的过去的学者都推崇屈原这一作品,从梁启超同时和以下的现代的学者大都否认屈原有此作品,有这么不同而已。
    三、现代的学者怎样论《远游》?
    现代研究《楚辞》的著作,如陆侃如早作《屈原》一书,游国恩早作《楚辞概论》,都算得未为本人定论,我们可以不必多说。比如游先生在近作《楚辞论文集·屈赋考源》一篇自注中,已经说过“曩辨《远游》非屈原所作,未审。”他还在篇中说:“韩众是古仙人,即韩终,见《列仙传》,并不是秦始皇时的那位方士。”这象是驳陆先生说的:韩终其人为屈原时所无,这便是远游非屈原所作的铁证。⑻这样说来,我们还说什么呢?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后记》里说:
    《远游》一篇结构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极相似,其中精粹语句甚至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种神仙家言,与屈原思想不合。这一篇,近时学者多认为不是屈原作品。据我的推测,可能即是《大人赋》的初稿。司马相如献《大人赋》的时候,曾对汉武帝说,他“属草稿未定”。未定稿被保存下来,以其风格类似屈原,故被人误会了。
    这一误会,不消说是出于汉人,而且可能就是出于王逸。因屈原的《九章》本是汉人所采集的九篇风格相类似的屈原作品。如果《远游》早被认为屈原作品,那末,会被收为十章,而非单独成篇了。即此,已可证明《远游》被认为屈原所作,是在《九章》辑成之后。这里说《远游》一篇乃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未定稿被保存下来,被人误会为屈原作品。郭先生这一“推测”新奇可喜,这倒是我们研究《楚辞》的人必得提出来仔细研究的一个问题。此外,刘永济先生《屈赋通笺》对于《远游》篇的论点,我们也将稍加批判。
    四、《远游》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未定稿吗?
    不错,司马相如献赋,并不是面试,都有“初稿”,这不成问题。《史记·司马相如传》说:“蜀人杨得意乃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回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今按此赋又名《上林赋》,实为《子虚赋》之下篇。)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这一次相如献赋,好象是面试,其实不然。相如使其乡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见,召见之后,乃献下篇,这就是《子虚赋》《上林赋》两篇叙事衔接,实是一篇的由来。原来相如已有“初稿”。《野客丛书》里说:“孙尚书仲益谓司马相如《上林赋》,盖令尚书给笔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夸苑囿之大,固无荒怪不终之说。后世学者往往读之不通,寻绎师古音义,从老先生叩问,累数日而后晓焉。仆谓相如此赋决非一日所能办者,其运思缉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见,因以发挥。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请为天子游猎之赋?是知此赋已平时制下,而非一旦仓卒所能为者。《西京杂记》谓相如为《上林子虚赋》几百日而后就。此言似可信。”即以《大人赋》而论,相如说:“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史记》《汉书》《司马相如传》同样载着这话,可见相如此赋确是有“未定稿”的,至于它是否被保存下来,被误会为屈原的作品,改题《远游》,这就不好任意“推测”了。
    五、是《大人赋》钞袭《远游》,还是《远游》钞袭《大人赋》呢?
    不错,“《远游》一篇结构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极相似。”但是这也不能认为《远游》就是《大人赋》的“未定稿”。我们知道:司马相如原是一个善于摹仿、巧于蹈袭的天才辞赋家,至使学他为辞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的扬雄不得不推崇他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他的《子虚上林赋》设为主客问答,就是摹仿了屈原的《卜居》《渔父》。《容斋五笔》里说:“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雩《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京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收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语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这话不错,辞赋家摹仿蹈袭这一恶习的“始作俑者”正是司马相如。他曾摹拟宋玉《讽赋》而作《美人赋》,经人指摘,留下了一个文人无行的千年大笑柄。《林下偶谈》里说:“宋玉《讽赋》载于《古文苑》,大略与《登徒子好色赋》相类。然二赋盖设词以讽楚王耳。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今按相如以美人自比)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能盗文君者乎?此可以发千载之一笑。”又《野客丛书》里说:“小宋状元谓相如《大人赋》全用屈原《远游》中语。仆观相如《美人赋》又出于宋玉《好色赋》。自宋玉《好色赋》相如儗之为《美人赋》,蔡邕又儗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沈约为《丽人赋》,辗转规仿,以至于今。”谁说“相如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文学家必不至这般死抄古人的作品?”⑼这样说来,从文体结构相似一点来说,不能断定《远游》是《大人赋》的“未定稿”,倒可断定《大人赋》是蹈袭了《远游》的复制品。尤其不能颠倒说《远游》“抄《大人赋》”,只能说“司马相如抄屈原”。司马相如是辞赋家中第一钞袭天才,他从钞袭《楚辞》屈宋作品起家,这是早有定论的,现代的学者想要替他翻案也翻不了。
    六、《远游》和《大人赋》最大不同之点在那里?
    不错,远游中精粹语句才甚至完全和《大人赋》相同。但是问题不在于《远游》就是《大人赋》的“初稿”,而在于《大人赋》钞袭了《远游》。《大人赋》钞袭了《远游》首尾几段的精粹语句才使得全文有意义有生气,而作者自己在中间各段另写的却大半是些糟粕语句,由古文奇字襞积堆垛而成,诘诎聱牙,不可卒读。这在《远游》作者即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也是找不到的,而在《大人赋》作者其他的辞赋几乎全部都有奇字奥句。如果《远游》是《大人赋》的原稿,为什么《大人赋》里的古文奇字在《远游》里却不曾留下一些痕迹呢?请看《大人赋》中说车马之盛一段(此据《史记》,《汉书》字有不同,或由班固改易):
    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    驾着翼龙象车的伸缩接连啊,
    骖赤螭青虬之𧍘蟉蜿蜒。   旁参赤螭青虬的蛇行蜿蜒。
    低卬夭蟜据以骄骜兮,   低昂夭矫、直颈而骄傲啊,
    诎折隆穷、蠼以连卷。      屈折扬䰇跃进而盘旋。
    沛艾赳輵仡以螑㗀兮,  摇颈伸颈、高大而迟延啊,
    放散畔岸、骧以孱颜。      放纵自由、腾跃而不甚安全。
    蛭踱輵辖、容以委丽兮,    进退摇转、徐行而相随不断啊,
    绸缪偃蹇、怵㚟以梁倚。    掉头高举、奔走而相交。
    纠蓼叫奡蹋以艐路兮,   相引相呼、踏步去赶路啊,
    蔑蒙踊跃、腾而狂趭。     飞扬跳跃、腾起来狂跑。
    莅飒卉翕、熛至电过兮,    追飞追走、好象火到电过啊,
    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焕然清朗地雾灭、霍然速散地云消。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      斜过东极而升上北极啊,
    与真人乎相求!         要和仙人哟相约相求!这样,好象故意使用奇字奥句,合组列锦,岂是屈原作品里所曾有的?如果《远游》真是《大人赋》的“未定稿”,那末,写成定稿时岂能删除殆尽?竟使《大人赋》和《远游》在遣词造句的修辞手法上截然两样吗?《说文解字叙》说:“《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汉书·艺文志》也说:“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这是说,汉律,考试学童,能够背诵和释义九千字以上,就能够做郡县文书小吏。这种识字教育,以及识字的书,都叫做小学。当时辞赋家往往就是编纂字书的小学家,从司马相如扬雄到后来的班固蔡邕都是。在辞赋里使用许多古文奇字,这在小学上是有它的用处的。扬雄一生作赋赶不上司马相如,结果就菲薄辞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指的这种辞赋,作为小学之一助的辞赋。司马相如之所以在两汉享有大名,就在于他能作出这种辞赋。这一种堆砌奇字,卖弄雕虫小技的特色,是马扬辞赋里所必有,而是屈原作品里所没有的。所以《离骚》《远游》和《子虚上林赋》《大人赋》在修辞上在风格上大有不同,正在这里。《远游》不钞袭《大人赋》,所以没有那么多奇字奥句。反之《大人赋》钞袭《远游》,其钞袭内容钞袭字句的部分全同《远游》,其钞袭形式,自著字句的部分就多使用奇字奥句了。这不是很显然明白,很易了解的一件事吗?
    七、《远游》和《大人赋》的意义及其价值可以相提并论吗?
    不错,《远游》一篇“基本上是一种神仙家言,与屈原自己的思想不合。”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评述蒋骥阐发《远游》的主题思想时,就已经说及,可以复按。我们要知道:这不过是屈原借用道家神仙家言,以便更深刻地更耐人玩味地衬托出自己的思想,所以一面借用,一面拨弃。他在此篇中间“忽临睨夫旧乡”一段,就已揭示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这不是道家神仙家言所能有,也不是辞赋家司马相如《大人赋》里所能有的。怎么可以说《远游》《大人赋》同是司马相如一人的作品呢?两篇语句有同,而意思根本不同,古文家姚鼐早已看出。他说:“此赋(《大人赋》)多取于《远游》,《远游》先访仙人之居,乃至天帝之宫,又下周览天地之间,自于微闾以下,分东西南北四段。此赋自横厉飞泉以正东以下,分东西南北四段,而求仙人之居意即载其间。末六句与《远游》语同,然屈子意在去世之沈浊,故云至清而与太初为邻,长卿则谓帝若果能为仙人,即居此无见无闻无友之地,亦胡乐乎此耶?与屈子语同而意别矣。”⑽这里,姚鼐已经分辨出《远游》和《大人赋》的主题思想不同,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远游》和《大人赋》决不是一人所作。同时,也可以看出《大人赋》的作者是一个怎样高明的天才钞袭家!甚至相传有他怎样作出《大人赋》的神话,《西京杂记》里说:“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遂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匹。”这就算是《远游》“抄《大人赋》”一说的所由来罢?因为《远游》不曾传说是神来之笔呀!《汉书·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固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扬雄一生作赋,苦追相如,而自恨不及。既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菲薄辞赋当作小学字书了;这里又指出相如上《大人赋》本意想讽汉武帝莫好神仙,结果汉武帝读了《大人赋》,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志。即是说,本意想讽,结果反劝。真是“劝百讽一”(《史记·司马相如传赞》),赋的讽谏作用,识字作用,娱乐作用,(“颇似俳优”“虞说耳目”)都被他一一否认掉了,即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及其他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都被他否认掉了。但是《远游》的意义和价值是同它的作者屈原及其他作品千古不朽的,不是任何权威的学者可以随便否认它的,不是可以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相提并论的,难道不是吗?
    八、《远游》是“复用”还是“袭用”《离骚》的文句呢?
    顷读刘永济新著《屈赋通笺》《笺屈余义屈子非道家远游非屈子所作》一文。他说:“旧传二十五篇屈赋中,最足使人误会屈子思想者,莫如《远游》一篇。”他以为《远游》一篇和屈原思想不合,似乎他不知道:《远游》象是《离骚》末段“将远逝以自疏”一种思想文字的放大。反过来说,《离骚》末段正是《远游》一篇的缩小。宋玉悯师而代述其志,所作《九辩》末段也正是《远游》一篇的缩小。屈原自作《涉江》,首段说要食玉成仙,更把《远游》和《离骚》末段缩小了,还是作为愤世嫉俗的寓言,当是晚年定见。可是刘先生无法否认《离骚》是屈原作品,所以他又不得不说:“至《骚》辞卒章与《涉江》所言,盖往古相传之神话境界,屈子当愁时郁结之时,亦未必不思所以宽解慰安之道,即所谓‘将远逝以自疏’,‘聊暇日以偷乐’,是也。岂真思羽化仙去哉?”其实,他看《远游》一篇也正该作为是观,我们也就正是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对于《离骚》《涉江》可以承认它是屈原作品,而对于《远游》却不可以承认它是屈原作品呢?他说:“惟就《远游》本文观之,其中因袭《骚》辞文句共有十八处之多,……一览便可知其为后人所拟矣。屈子复用自己之文句,在真屈赋各篇中,亦非绝无,此篇则袭用之迹甚显,不可作复用观也。”真奇怪!他既承认屈赋各篇中有“复用”自己的文句,却偏不许在远游一篇中“复用”自己的文句,硬说它是“后人所拟”而“袭用”了屈原的文句,这是凭着什么证据来判断的?还是采用了所谓“自由心证”的断狱方法呢?所谓“袭用之迹甚显”,显在那里?显在多么?何以知道它不是原作者“复用”而是后人“袭用”?但是刘先生自己下的一段转语却很好,他说:
    虽然,如谓屈子于道家理论瞢然无知,则亦不然。比如《骚》辞设为女媭之责骂,与楚人叙辞相传之《卜居》《渔父》二篇,固皆道家之言也。惟屈子秉性贞刚,其学术思想又受北方儒学之影响,加以救国之情极其热烈,疾恶之心复至深切,与道家轻视现实之旨趣不合。而其时国中上下,则多被道家末流所化,其甚者,遂颓废放浪,苟且偷安,形成听天由命之消极思想,尤为屈子所疾视而思挽救之者。今乃以道家品目屈子,岂不冤哉?况《远游》篇中所具之思想,已非纯粹道家,而与秦汉方士飞升之说相同。而谓屈子“慨然有志于度世”,至以之与“后世魏伯阳张平叔”并论,谓“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于是竟将思想积极,学术正大,品质贞刚之屈子,说成服食炼形之方士矣!刘先生这一段话,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颇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大体说的洽当。如其只是为了过去批评家持论不甚妥当,甚或冤了作者,便连作品也否认掉;好象为了倒去洗儿的污水,便连宁馨儿也倒掉;这就未免过分了。
    九、怎样判定远游一案的两造之词呢?
    郑樵说:“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⑾关于《远游》作者问题,一说这不是屈原所作,郭先生刘先生为一造;一说这是屈原所作,我们为一造;两造之辞都算提出来了,但愿读者批判者都没有偏听之惑!
                      (一九六二年五月)正文注释:
    ⑴谢无量《楚词新论》。
    ⑵《楚辞讲义序》。
    ⑶《经学四变记》。
    ⑷《经学五变记》。
    ⑸《闻一多全集》《廖季平论离骚》。
    ⑹《刘申叔遗书·文说》。
    ⑺《屈原研究》。
    ⑻《屈原》、《屈原评传》。
    ⑼陆侃如《屈原评传》,页一三三。
    ⑽《古文辞类纂》。
    ⑾郑樵:《诗辨妄自序》。
    原载:《文史哲》1979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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