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尚思，104岁，一个历经一个世纪的心灵，悄然而来，悄然而去。人常说的“文如其人”，其实包含着生命的哲理；一名杰出的学者逝去的时候，他穷尽一生研读著述的“文”，正是他的“异相存在”；《蔡尚思文集》伴我们永久，意味着蔡先生以虚拟方式的永存。人常说“诗言志”，这也可喻于学者留下的文字。“志”可拆解为“士”的“心”，一个“士”或知识工作者的“心”究竟在文化大都市的“文化”中有怎样不可承受之轻？有着怎样有待体悟之重？我们在悼念逝去的大师时，如果用“心”把他的“心”读透、凸显、继承于自己“心”中，这就是大都市的文化中“心”，“舍利子”般的文化遗产啊！ 蔡尚思先生的这位“士”，非同一般，他说：“在我十多岁时，母亲郭有就教导我，千言万语都没有‘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这两句话重要，只要不曾忘记这两句话，就算得一个不忘本的好人了。你一辈子无论想什么，都应该围绕这点。我一直以这两句话为母亲对我最重要的教导，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许多儒家经书。” 而就是这个“心”，浸润过、扫描过、检索过，汲取过、消化过、升华过被他称为“太上研究院”的图书馆里几乎全部的中国古籍。而蔡尚思，就是“尚”“思”：一生“思”，与一生所研究的中国的“思”交融为一体。中国思想史的人物，都是思想者思想的对象，思想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见证和生命的映照，溅洒在历史的长卷中，形成了这位学者的著述：文本文字，赫然陈列。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颗独特的学者和思者的“心”，与过往无数的学者和思者的“心”之“心心相印”。其间的缘会和互灵，后人当同样用“心”品鉴。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际，说来真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心领神会。一直欣赏袁枚那样的学者，最近正读着王标著的《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书中写道：“十八世纪的才子、快乐主义者袁枚（1716~1798）无疑是研究城市知识分子的绝好例子。袁枚，年仅38岁即辞官隐居于南京的随园，在闲云野鹤的四十余年生涯中，或居住随园，或往来于苏州、杭州、扬州之间，走朋访友，宴集吟咏，狎妓置妾……”然而，袁枚这样“反道学”的“风流才子”，竟然由专治严肃的“思想史”的蔡尚思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就给予“思想家”的评价，而在人们已然“一分为二”评价袁枚的1988年，蔡先生在纪念袁枚逝世190年的专门文章中，写道：“袁枚只列入文学史中，称为诗人、文人，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他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秦汉以后，实不多见。”同时，慷慨陈词：“我就乘此机会，对同他有关的历史人物作些比较。第一，袁枚与戴震比较：袁好女色，戴好男色，两人都是好色者，好男色比好女色更反常，后人为什么硬要提高戴而贬低袁？第二，袁枚与郑燮比较：两人都是自称为好色而纳妾者，后人为什么硬要抬高郑而贬低袁？殊不知，郑却极尊重袁，在郑未同袁见面以前，有误传袁死者，郑便大哭；后二十年与袁相识，又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是今人连郑燮也远不如了。” 文章的标题：“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不但透射出作者的替天行道的侠义风骨；而且一份惺惺相惜令读者扼腕叹息。 蔡先生80岁前后，在复旦我们常有机会在各种场合相见，他每日练操、行冷水浴，中气十足的讲话和论辩，与后辈平等相待的风姿，历历在目。以己身为亲证，把读书和文字化作生命的实存，活一天便读书学习研究一天，学一天便研究讨论求真一天，“死后休”（蔡引元曲语）！太上研究院化为一个学者小小躯体之超越世俗的存在，这才是性情中人之真正的境界和底蕴！ 一名学者的生命流过历史的时候，究竟何为？穷其一生的读书，究竟为何？跌荡起伏的20世纪带来坎坷多变的百年人生，一个学者，无论春夏秋冬，都能不随波逐流，人不知而不愠；自成一格，一以贯之，君子自得之：仅就这点，便是人生的丰碑了。 蔡先生评袁枚的原话有道是：提倡创新与争鸣：“人性不同，各如其面”；宜有定见，不宜有成见；反对以对我善恶为人之善恶；著书立说最忌“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尚论古人，“必发千古不可发之难，而后可以自存其说”。他最反对“庸”，“庸”即“人云亦云”，“而在有胸襟者当之，便觉浑身龌龊”；瑕瑜不相掩，兼容并蓄，“自成一家”；“天下之义理无穷，理愈辩而愈明，见解愈充而愈阔”。 当然，蔡先生本人决不同于袁枚，这反表露出其对别的学者的深刻理解和宽容；显现出对“思”的崇尚，对“思想者”的灵犀相通。蔡尚思曾自述：“与其夸称我为‘思想史家’、‘哲学史家’，倒不如夸称我为‘思想家’、‘哲学家’。”他认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思想家。我认同此，并且多年来引尚思先生为精神导师，而终身往返“太上研究院”，“尚”“思”，死而后已。 原载：《文汇报》2008-06-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