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北京八道湾11号故居南房 周作人对待自己两位兄弟婚姻的态度，常为后来论家非议。记得十年前，我与《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作者也曾谈及这个问题。该书 有云，周作人“站在女权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的婚恋，不可谓不深刻。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我提到《晨报副刊》曾有涉及旧式婚姻中“谁是牺牲”的争论，当时周作人说：“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离婚与结婚》）此话讲在兄弟失和、鲁迅南下之前，但也可以移来回答作者的疑问。 周作人的妇女观，特别受到英国学者凯本德所著《爱的成年》一书影响。凯氏说：“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周作人指出，这说法“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爱的成年》）。以后更说：“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知堂文集〉序》）在他看来，旧式婚姻中的男子若要争取自由，须得等到女子有可能获得自由之后；否则势必对处于弱势的女子构成更大伤害，而这就与过去男子专制的行为无甚区别，只是名义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在《鲁迅与周作人》所说“前提”之前，周作人认为还得“弄明”一个更大的“前提”。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周作人1918年1月23日日记云：“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乙种成员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两条选认戒者。又，与周氏兄弟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钱玄同，其婚姻亦为旧式，据朋友讲，“他有时和我‘雅’谈，说他也有些感到‘鹅绒’（这又是他的常语，新文学作品中‘天鹅绒的悲哀’之省略也），有时报告我：‘今日我又掉了车轮子’（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蹩扭）。可是他对于夫妇一‘伦’，始终如一。”“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氏还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1930年，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首次提到“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和“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以后一再以此影射攻击鲁迅。1937年2月9日他致信周建人说：“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周作人这一态度系其一贯的妇女观使然，且未离进德会的立场，更与钱玄同的想法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