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学史上，《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为“《十九首》”）乃是流照艺林、光景常新的经典作品，明人王世懋（1536-1588）誉之为“五言之诗经”（《艺圃撷余》），可谓中肯之评。但是，关于这组诗产生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困扰着古往今来的诸多选家和诗人。南朝梁萧统（501-531）编纂《文选》，在“杂诗”类首列《古诗十九首》（今本卷二十九），这组诗即由此而得名。在《十九首》的诗题下，唐人李善（630？-689）注：“并云组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南朝陈徐陵（507-583）编纂《玉台新咏》，卷一开篇的作品就是《古诗》八首，均未题作者姓名，但其中的《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和《客从远方来》，分别属于《十九首》的第十六、第八、第十七和第十八首，而同书同卷收录的枚乘《杂诗》，其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和《明月何皎皎》等八首诗，分别属于《十九首》的第五、第十二、第一、第六、第二、第九、第十和第十九首。枚乘（？-前140）是西汉作家，代表作是著名的大赋《七发》。班固（32-92）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艺文志序》）赋家当然也就是诗人。南朝梁刘勰（465？-520）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他也提到了古诗出于枚乘之手的传统说法，而古诗《冉冉孤生竹》则出于东汉作家傅毅（？-90？）之手，同时，刘勰非常肯定地说古诗乃是“两汉之作”。锺嵘（468？-518）《诗品序》也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他的意见与刘勰颇有一致之处。锺嵘称“古诗”：
    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诗品》卷上“古诗”）
    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西晋陆机（261-303）所作《拟古诗》原有十二四首，未题原诗作者姓名，现存《拟行行重行行》、《拟今日良宴会》、《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芙蓉》、《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何皎皎》、《拟兰若生朝阳》、《拟青青陵上柏》、《拟东城一何高》、《拟西北有高楼》、《拟庭中有奇树》和《拟明月皎夜光》等十二首，见于今本《文选》卷三十，其中《拟兰若生朝阳》与《十九首》无关；（二）锺嵘见到的古诗篇目，除了陆机模拟的十四首外，还有另外四十五首，其中“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分别属于《十九首》的第十四和第十八首，“橘柚垂华实”与《十九首》无关；（三）“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表明在锺嵘之前有一种存疑的说法，即认为“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等古诗出自曹植（192-232）和王粲（177-217）的手笔（《诗品序》所谓“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也指此二人）。在这里锺嵘并没有提到枚乘。南朝宋刘铄（431-453）作《拟古》二首，即《拟行行重行行》和《拟明月何皎皎》（《文选》卷三十一），也未题写原诗作者姓名。又如《世说新语·文学》载：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王恭（？-398，字孝伯）是东晋人，他吟咏的这两句诗出自《十九首》第十一首“回车驾言迈”。这些情况表明，古诗一直是以无作者姓名的状态流传的，至于作者究竟是何人，无论是枚乘、傅毅，还是曹植、王粲，人们都只是猜测而已，并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在1920年以后，随着关于五言诗起源问题讨论热潮的出现，《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其争论首先在铃木虎雄（1878-1963）和朱偰（1907-1968）之间展开，随后是徐中舒（1898-1991）和古直（1885-1959），争论的焦点在于《十九首》是否成于汉末建安时代（196-219）。古直在其《汉诗研究》卷四《古诗十九首辨证余录》中指出：
    日人铃木云：“史传凡关于五言诗无记载。”以此断定五言诗成立于后汉章和之际。此至浅陋之见也。国中学者如朱偰等辟之是矣。而徐中舒犹龂龂持铃木《古诗十九首》出于东汉之说，且进一步断定五言成立尚在建安时代，其说曰：“章和诗虽已有五言诗，但那不过文学家偶尔作一两首诗，在文学史上并无多大意义，我们也不能承认五言诗的成立便在那时。我以为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七子”与“魏三祖”。他们做了五言诗运动的中心。五言诗有了他们，才能兴盛，所以《续晋阳秋》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旁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这个论断，非常惬当。《诗品》也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可见古诗有一大部分都是建安时代的产物。（上海启智书局1933年版，第29-30页）
    铃木虎雄的观点见于他在1920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来收入《中国诗论史》，作为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该书在1925年由日本京都宏文堂书房刊行，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7年，鲁迅（1881-1936）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就是铃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中的杰出论断，鲁迅只不过是引用了铃木的说法而已。而铃木之所以“断定五言诗成立于后汉章和之际”，与他的这一论断也有密切关系。徐中舒对此说略加调整，将“五言诗的成立”落实“在建安时代”（《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24卷18期）。针对这种观点，朱偰先后撰写了《五言诗起源问题》（《东方杂志》23卷20期）和《再论五言诗的起源》（《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1929年4月15日-22日）两篇论文。梁启超（1873-1929）认为《古诗十九首》“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120至170约50年间”，而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认定其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31页）梁氏对《十九首》的断代，距建安时代仅仅30年左右。但我们读曹丕（187-226）《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南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文选》卷二十九）以及曹植《杂诗》：“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飞鸟绕树翔，曒曒鸣索群。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同上）以及同时代的诸多五言诗，都可以发现这些作品都明显带有《十九首》的痕迹（如“西北有高楼”）。这足以说明，《十九首》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东汉后期，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出现时间如此短暂的作品会如此迅速地升格为经典，而其作者竟然是无名氏！但无论如何，《十九首》出自汉人的手笔，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论证其产生的具体时代和作者，凭借现有的文献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地下文献以及文物的出土。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妨对《十九首》产生的背景加以推测：（一）这组诗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二）这组诗有西汉人的作品，也有东汉人的作品；（三）这组诗不是群体创作，而出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深厚文学功底的个体文人之手，这些文人属于贵族，而非平民；（四）这组诗以“无名氏所作”的状态流传，应当是作者为保护自己而有意制造的结果，因为诗中既抒发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又涉及了具体的人事关系，更有对爱情的炽烈歌咏，这一切在“独尊儒术”、法网严酷的汉代社会是不宜公开张扬的；（五）这组诗很可能属于琴曲歌词，因为在音乐艺术中，歌词的作者最容易被忽略，同时，作者也最容易隐藏其作为歌词作者的事实。
    从建安时代开始，《十九首》就已经成为我国的文学经典。上引《文心雕龙·明诗》“《古诗》佳丽”云云，在这段话之后，刘勰还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晢之能；此其所同也。”其用意正在于彰明《十九首》在五言诗史上的先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建安时代乃至曹魏前期的五言诗正是《十九首》的深度转化。《十九首》的经典地位是由其特殊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所决定的。在人类文学的宝库中，经典性的作品永远传达着人类深切的精神感动，永远揭示着人类心灵深处的痛苦，伟大的作家也总是能够深入到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灵魂世界的深处去发掘去书写。锺嵘《诗品序》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正是因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忠实于一切被谎言被社会被权力所压抑所分解所摧残的鲜活的个体生命，关注人们的情感、愿望和生活处境，关注人类整体的前途命运。《十九首》正是这样的文学经典。诗人向我们呈现的是黑暗中的光明，是枷锁下的自由，是痛苦中的甜蜜，是冷酷中的热烈，是孤寂中的呐喊，所以锺嵘《诗品序》称《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人那高度纯熟的语言艺术以及那流溢在诗中的令人震撼的人性光辉造就了其在人类诗史上的永恒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古诗十九首》出现的时代就是“文学的自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