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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乐智慧》是一部孕育、庭生于维吾尔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古典文学名著，它与维吾尔文化传统及传统文化之间有着血脉相通、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部不朽的诗作中，反映出十一世纪支配着维吾尔人民的观念与习惯力量，反映出那个时代维吾尔人的行为模式、杨维方式、生活情趣以及价值取向。《福乐智慧》体现了维吾尔的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了维吾尔民族的文化遗产。 一、《福乐智慧》继承维吾尔民族传统的智慧观与幸福观 《福乐智慧》这部诗作，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智慧”、“知识”、“福乐”是这部作品重要的阐述对象。作者尤素甫在作品中明确地写道：“我把书名叫作《福乐智慧》，愿它为读者引路，导向幸福”。诗人认为，知识、智慧把人们导向幸福，有知识有智慧的人才能获得幸福。“知识”、“智慧”、“幸福”这三个词汇在作品中频频出现，论述“知识”、“智慧”、“幸福”之间关系的诗行，占了很大篇幅。作者尤素甫的智慧观与幸福观清晰地跃然于纸上。我们可以看出，尤素甫的智慧观与幸福观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承继关系主要表现在发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现代维吾尔人的观念中，“智慧”与“知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智慧”一词借用波斯语汇“ekgil ”,其中心含意是“智”，“智力”、“智谋”、“智者”。在现代维吾尔语中，“知识”一词则沿用古老的回鹘语词汇“bilik”，它主要指知识、学问，不包含智慧之意。 然而，在古代维吾尔人的传统观念中，“智慧”、“知识”没有明晰的区分。回鹘语中的“bilik”一词，其词根为动词“bil”（知识、懂、明白），由它派生出的词汇，在古代汗“毗伽可汗”（759～780年在位），即“blgebeg”的音译，如果意译即为“智慧可汗”。在古代维吾尔诗歌中，将“知识”（bilik）译作“智慧”的情况随处可见。例如，古代维吾佛教诗歌中“具有十力智慧的圣者”①中的“智慧”一词，“常赖心智的帮助”②中的“智”一词，在原文中均使用“bilik”（知识）一词，加以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乐智慧》中，“bilik”一词所表示的意义与古代维吾尔人对此词传统的理解完全一致。它的本义为“知识”，同时也包含“智慧”之意。最突出的例子是书名的翻译，《福乐智慧》的原文为“kudathu bilik”汉译名中的“智慧”一词，其原文为“bilik”，如果按照现代维吾尔文译，引书名应为《福乐知识》，而不是《福乐智慧》。再如，诗作的汉译本中经常出现“智者”一词，其原文亦为“bilge”，既有知识的人。 在《福乐智慧》中，知识含有智慧之意，这些与古代维吾尔人的智慧观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诗作中“智慧”一词亦有单独的用语— “o Kux”或”og”这两个词均是古老的回鹘语词汇，诗人在《福乐智慧》中用它信表示“智慧”之意与“知识”以示区别。但是，在许多场合“o Kgux”（智慧）与“bilik”（知识）并提，例如“男儿有了智慧，受人尊崇，男儿有了知识，可任君主”，“知识是你慈爱的亲人，智慧是你忠贞的朋友”，“有了智慧，才能用人得当，有了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等等，类似的诗句在诗作中俯拾即是。这里的“智慧”与“知识”所用词汇虽有不同，但是它们在内涵及所指上几乎没有区别。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乍出，诗人尤素甫在《福乐智慧》中继承了古代维吾尔人视知识与智慧为一体的智慧观。 第二，“幸福”一词在《福乐智慧》中使用的回鹘文中的“Kut”一词 “福乐”一词，原文即为“Kudat”。“Kut”一词在古代维吾尔民族中使用得相当广泛。在古老维吾尔情歌中把获得爱情视为幸福，而失恋则视为失去幸福。例如一首古老的情歌中有这样的诗句：“寻找失去的幸福，血泪如大雨滂沱。”③这里的“幸福”一词原文即为“Kut”。这一词汇在回鹘文的文献中也频频出现，早期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中“教祖摩尼及诸先知，我们向你祈求幸福”的“幸福”一词，以及回鹘文佛教祈愿诗中“愿他们能获得、佛福”④的“福”一词，其原文均为“Kut”。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幸福”普遍使用“behit”一词表示，古老的维吾尔语词汇“Kut”已不常用，但在群众的口语中仍有遗存，例如逢年过节，互祝节日时常说“bayrimigiz Kurlukg bolsun”(祝您节日幸福) 。上述种种例子表明，“Kut”一词在古代维吾尔的口语及书面语中使用得相当广泛，这是一个非常古老，且具有很强生命力的维吾尔语汇。“幸福”（Kut）的概念自古已深深根置于维吾尔民众的观念之中。 在古代维吾尔人的观念中，“Kut”一词包含有物质上的富有、精神上的欢愉、享受、满足之意。而在有些情况下，它又代表了一种抽象的概念，虽然其基本含义仍不离“幸福”之意，但是它既不指具体的物质、感官方面的享受，也不指精神是的欢愉与满足，它已失去实体感，含蕴着很大的流动性，与汉语的“福运”一词极为相似。有一则古老的维吾尔民谚“unig Kuti uqdi”⑤，直译过来为“他的幸福飞走了”，意译过来为“他的福运消尽了”。这则谚语比较形象地体现了古代维吾尔人对于幸福中包含的抽象性意义的理解。在古代维吾尔人看来，“幸福”（Kgut）不是永恒的。福运降临，幸福欢乐会伴随而至，生活富有，诸事如意。然而，福运消逝，幸福即会随之离去，贫困与痛苦则继之而来。 古代维吾尔人的这种幸福观，在《福乐智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尤素甫在他的诗作中将“Kut”（幸福的两层含义区分得十分清楚。作品中有这样的诗行：“福运（Kut）一来，生活充满福乐（Kut）”(682行)，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月圆大臣，作者说他是幸福（Kut）的象征（355行），诗人通过月圆之口阐述了他的幸福观：“我（Kut）在哪儿，一切美好的要围绕着我奔跑，享受在我身旁，苦难远走高飞，欢乐在我身旁，忧愁云散烟消。”（677行）而幸福不是永恒的，作者认为幸福正如月圆的名字一样，“福运来临，你声名卓著，好似新月满盈，光照寰宇。须知福运无常，莫对它倾心，它好似满月，会亏损而消逝。”（740行）诗人在作品中反复强调了幸福的变化莫测，说它“如同一个圆球滚来滚去，变化无踪”（662行）“如同流水，流转不停”（669行），“犹如一只敏捷的羚羊，稍纵即逝”（722行）。 作者尤素甫继承了古代维吾尔人传统的幸福观。这不仅表现在《福乐智慧》沿用了“Kut”这一古老的回鹘文词汇，更重要之处在于，这部作品对于幸福（Kut）含义的理解与阐述，与古代维吾尔人对于幸福含义的理解与认识完全一致。《福乐智慧》所体现的幸福观，既不是伊斯兰教的幸福观，也不是中原汉民族的幸福观，而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民族传统的幸福观。 第三，人类自古就向住幸福，追求幸福 但是，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维吾尔民族有悠久的文明，这个民族自古就很重视知识。他们认为，获得知识才能获得幸福。11世纪以前，在维吾尔民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古老的民间谚语：“幸福的标志是知识”。⑨它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古代维吾尔人对于知识与幸福关系的理解。另一首古老的维吾尔民歌亦反映了相同的思想与认识，它写道： 要学习知识，我的主人！ 有知识的人，让知识成为你的伴侣； 终有一天获得幸福！ 这表明，在维吾尔人的传统观念中，幸福与知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导向幸福。⑦诗人尤素甫在《福乐智慧》中所着力宣扬的，恰恰正是这些思想。他在阐述“幸福”问题时，从来没有离开过“知识”，这在他给自己作品的命名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清晰。如前所述，《福乐智慧》的原文直译即为《福乐知识》，他认为导向幸福的是知识，他告诫人们：“获得了知识，就会获得幸福”，（1814行）“运用智慧与知识，就会获得幸福”（2626行），“幸福与智者为伴”（1778行）。这些主张与古代维吾尔人传统的幸福观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尤素甫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古代维吾尔人的智慧观与幸福观，而且使之获得发展。他在谈论智慧、知识与幸福问题时，特别强调了智慧与知识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平民百姓有无智慧与知识，只关系重到个人能否获得幸福，而一国之君，获能幸福，能否实现国泰民安。他把智慧、知识与幸福这一伦理、哲学范畴内的一般问题升华到治理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高度加以阐述，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对维吾尔民族智慧观与幸福观的创造性发展。 二、维吾尔民族原始信仰、古老的观念及习俗在《福乐智慧》中的反映 维吾尔民族在西迁以前，与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一样，曾长期信仰萨满教。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系的先民把巫师—被视为人神之间的使者，称作萨满，萨满教由此而得名。但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有不同的称谓，古代突厥语民族一般称萨满作“喀木”（Kam），现在多称“巴克西”（bakxi）。《福乐智慧》问世时，维吾尔民族在大规模西迁已有二百多年，喀拉汗王朝境内的维吾尔人也已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西迁后，萨满教在维吾尔民众中仍然很有势力，萨满及萨满的活动依然存在。这在《福乐智慧》中留下了清晰的踪迹。大臣月圆病危时，诗人描写道：“无论是医生，还是喀木，对将死亡的人，都无效应。”（1065行）这说明，11世纪的维吾尔社会中，有萨满（喀木）存在。诗人在论及应如何对待医生和喀木的章节中指出，医生用药物医治头痛脑热之病，而喀木则用符咒治疗鬼魂附体引起的病。古代维吾尔人相信，鬼魂恶灵附体，凡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请具有超人神力的萨满作法，请神下凡，才能将鬼魂祛除，病人就会康复。举行祛灾避邪仪式，作法请神驱魂治病，均为萨满的重要职能。诗人尤素甫在诗作中说，“这种人（指萨满）应该与之交往，鬼怪作崇他们会有用场。”在（6361行）这些诗句表明崇拜萨满，对于萨满请神治病的现象，在当时的维吾尔民众中还相当盛行。 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认为人也是有灵魂的，灵魂寄寓在人的肉体之中，灵魂可以离开肉体游走。灵魂不归，人也就死了。萨满教的这种灵魂观在《福乐智慧》中得到了形象地表现。月圆大臣病危弥留之际，诗人引用这样一则民谚加以描写：“驱体的住所是华丽的房屋，灵魂的住所是漂亮的驱体”。（1524行）他接着说“灵魂飞走了，驱体成了空壳。”（1525行）。 在萨满教的观念中，灵魂像鸟、象鹰一样可以在空中飞翔，灵魂飞走了，人也就死了。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突厥语民间文学中，若说一个人“变成一只鹰飞走了”，就是说此人的灵魂已离开驱壳，表明此人已死了。因此，“灵魂飞走了”，或是“灵魂变成鹰了”，在突厥语民族中已衍化成“死亡”这一概念生动形象的符号。在一些突厥语民族的语言中至今仍保留着以“uqpketei”（他飞走了）或者“Laqinbulup Kakdi”（他变成一只鹰了）表述“他死了”之意。 这种表现原始思维方式的、具有浓郁萨满文化色彩的比喻在《福乐智慧》中亦处处可见。隐士觉醒病重，梦见自己“向九宵云外翱翔飞腾，飞入蓝天，消失了踪影”，（6064行）他自己圆梦到，“这说明我的灵魂将脱离驱壳，飞向去而不返的冥冥之中”（6065行），他告诉人们，自己即将死去。大臣月圆弥留之际，亦是用同样的比喻：“他的灵魂欲向蓝天飞去”（1518行）。这种种比喻都不是偶然而出，随意而成的，这些比喻体现了阿尔泰语系民族萨满教的灵魂观念。 灵魂不灭论是萨满教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在萨满教看来，人死了，只是人的躯壳死了，人的灵魂飞走后依然活着，它像常人一样，要吃、要喝、要穿、要住。因此，古代突厥萨满教有这样的习俗，即葬礼及祭日要为亡灵准备食品，宰马杀羊。此外，为了取悦亡灵，还要举行盛大的赛马、摔跤、马上比武等群众性竟技娱乐活动。在公元7—8世纪的鄂尔浑—叶尼赛古突厥文碑铭中，对于盛大的葬礼有生动的记述；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名篇《阔阔台依的祭典》，对于这种古老的萨满教丧葬祭典仪式描绘的更是精彩绝伦。在古代突厥语中，给亡灵准备食品叫“约”，（yog ），由于葬礼、祭典都要为亡灵准备食物，所以古代突厥人把葬礼祭典亦称作“约”，举行葬礼、祭典叫作“做约”（yog Kilmak）。 在《福乐智慧》中保留了这种古老的萨满教丧葬仪式。月圆大臣死后，“其子贤明为其父举行祭祀”（1564行）。从这行诗的汉译文中看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是“举祭祀行”这句话的原文却是沿且了古代突厥语中具有浓郁萨满教色彩的“yoq Kilma K”（做约）一词。此句诗如果按原文直译应为“贤明为其父月圆准备了食物。”参加祭祀活动的人很多，祭祀仪式上宰杀的马匹羊只煮熟后发给众人同享，把羊皮马皮用木棍支挂起来，它们到了亡灵那里便变成整匹的马、整只的羊了。正因为如此，诗人尤素甫把祭典分享祭祀牲畜之事与各类宴会并论，《福乐智慧》中论及赴宴的诗章中写道：“请你赴宴的人身份不等，宴会的类别也有别。其中有尽人所知的婚宴……还有为丧事而施舍的饭食。（4574—4577行）“为丧事而施舍的饭食”，在原文中只是一个古老的突厥语词汇“yog ax”。“约”（ yog）这个与萨满教观念、习俗有密切关联的古代突厥语汇多次在《福乐智慧》中出现，从一个侧面表明，《福乐智慧》与古老的萨满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中，“腾格里”崇拜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腾格里”在突厥和蒙古语中均为苍天之意。在《突厥语大辞典》中，“腾格里”词条的注释说，异教徒把苍天称作腾格里，并对此顶礼膜拜。拜天以及拜日、月的习俗成为萨满教仪式的一部分。 值得注目的是，《福乐智慧》问世时，伊斯兰教已被喀拉汗王朝奉为国教。但是，维吾尔民众中的腾格里崇拜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真主”（胡大）是伊斯兰教所信奉的唯一的至高无尚的神。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高呼着“真主”之名，向“真主”祈祷。然而，在《福乐智慧》中没了有出现一个“真主”（胡大）之词，《福乐智慧》汉译本中的“真主”，在原文中不是用“腾格里”（苍天）就是用与“腾格里”同义的“巴雅特”所取代。由此可以看出，萨满教的腾格里崇拜在维吾尔以及突厥语各民族中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多么深刻。 从伦理观的角度来考察，人们会发现《福乐智慧》受伊斯兰文化、中原汉文化影响至深。诗人尤素甫反对用武力劫掠他人，他在作品中劝告人们“莫要夺人财富，伤人性命”（1395行），“莫要去攫取他人的财产”（1284行）。这可视为《福乐智慧》伦理观的主旋律。但是，人们在作品中又可发现一些与主旋律有异的不合谐音，也就是说《福乐智慧》中有些主张与诗人的上述主张恰恰相反。例如，在论述到君王应具有慷慨大度的品格时，作者曾引用一位古代突厥将领之言：“要慷慨大度，馈人以衣食；财产匮乏时，去战场上寻找。无畏的勇士不缺钱财，凶猛的白鹰不缺食品。男儿若有了刀斧、勇气，那怕财产不够用。圣明的君主从何处谋求财富？哪儿有兵马，哪儿就有金银。”（2053—2056行）诗文还引用了一则民间谚语“哪里有战刀，哪儿有兵马，哪儿就有金银，战刀就指向哪里”对上述主张做了进一步地阐述。这种劝告实质上煽动君王要凭借武力弱肉强食，去进行动掠，以掠夺的手段积累国家的财富。这是古代维吾尔萨满教伦理观的一种体现。萨满教的信仰中没有因果报应观，他们相信生前杀的人越多，死后供灵魂享用的财产亦越多。因此，杀敌多者为英雄，掠夺财富多者为勇士，崇尚武力、崇尚强者构萨满教伦理道德观、英雄观。 萨满文化是维吾尔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它于维吾尔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草原游牧生活时代。维吾尔民族西迁定居天山南北地区、过上农耕生产以后，萨满文化在维吾尔发众中依然很有影响。古代维吾尔人的萨满教世界观及其习俗在《福乐智慧》中的反映，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点。 三、《富乐智慧》与维吾尔语言、维吾尔民间文学 诗人尤素甫在《福乐智慧》这部诗作中，用纯正的维吾尔文学语言表达了他宏伟的施政抱负，表达了他的政治观、哲学观、伦理观以及审美观。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通晓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诗人学者越来越多，有些诗人学者放弃本民族语言，而去用波斯语、阿拉伯语从事写作。诗人尤素甫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坚持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文学创作，并力图保持维吾尔语言的纯洁性。据一些语言学家统计，一万三千余行的《福乐智慧》中所使用的波斯、阿拉伯语借词尚不足一百个，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语言是工具，同时它也是民族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诗人运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宜于自如地表达本民族的生活，能够更准确地表达本民族的心理、思维以及观念。诗人尤素甫在《福乐智慧》中所使用的基本语汇，均为回鹘语语汇，尤其是对一些重要观念的表述，均精心选取根置于广大民众这中，为广大民众所熟悉的回鹘语词汇，如知识、幸福、美德、善行等等。《福乐智慧》的语言犹如血脉，它把这部不朽的维吾尔文学名著与维吾尔古老的文化传统融会贯通起来。 诗人尤素甫具有丰厚的文学功底，熟谙维吾尔民间文学，有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他在诗作中大量运用比喻、对比等手法，使这部充满哲理性的诗作富于很强的艺术魅力和民族特色。他用行动敏捷的羚羊比喻稍纵即逝的福运；他用流水、清泉比喻有知识的人一开口，智慧之言便如流水不绝、清泉喷涌；他用沙漠比喻无知者的心田，他用清风、云朵比喻人生短暂；他用狼与羊在一起饮水比喻天下太平。清泉、河水、云朵、沙漠、羚羊、狼、羊等喻体，都是维吾尔人每日所见、十分熟悉之物。 诗人对武将形象的塑造采用大量动物为喻体。诗人心目中的武将是这样的：“拼搏中要像豹子臂力过人，战斗中要像老虎强悍凶猛。要顽强如野猪，力大如野狼，要暴怒如牦牛，狠猛如棕熊。要像狐狸一样狡狯奸诈，要像公驼一样牢记仇恨。人要像山鹰一样目光锐利，要像喜鹊一样灵活机警。要像雄狮一样威武凶狠，要像猫头鹰一样彻底清醒。具备了这些美德，才堪称勇士，具备这些条件，才是合格的将领。”（2310—2315行）《福乐智慧》中勇将形象的塑造与维吾尔及突厥英雄史诗的英雄塑造是一脉相承的。维吾尔族古老的史诗《乌古斯传》中的英雄乌古斯的形象，就是运用兽形类比的方法加以描绘的：“他的腿像公牛的腿，腰像狼的腰，胸像熊的胸，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⑧用虎、豹、熊、野猪、狼、狮等凶猛的动物比喻英雄，这是维吾尔族及突厥史诗、英雄传说以及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手法。这与古代维吾尔及突厥先民狩猎、游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是古代维吾尔及突厥诸民族先民动物崇拜的心理以及原始古朴的审美观的生动体现。 诗人尤素甫十分注重从维吾尔及突厥诸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福乐智慧》中引录了大量的民间谚语、民谣小诗以及古代贤人哲士的箴言。据不完全的统计，直接引用达250处之多。以谚语为例，引用量相当可观，它们形象、生动，是古代维吾尔及突厥诸民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与阶级斗争中经验的结晶。如“敌人虽是一个，危害有千条，朋友有千个，仍觉得太少”（4190行）。“交友容易，树敌容易，和解起来难”（4269行），“多听人言能成圣贤，多嘴多舌者招致灾难”（1914行），“莫要与洪水和伯克为邻”等等，类似这样言简意赅、意近旨远的谚语，在《福乐智慧》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它们如同一颗颗闪光的珍珠镶嵌在诗中，使这部诗作更富于哲理性，更具有光彩。至于民谣小诗、贤人哲士的箴言则更为集中地体现出古代维吾尔及突厥诸民族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四、《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 传统的力量强大的，但是，传统亦不是一个永恒不变有东西。现在的文化习俗，对几千年以后的人来说，无疑也就成了传统文化。此外，民族的迁徒、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变、文化氛围的骤变，均会对民族文化传统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之产生相应的变化。 西域自古是维吾尔及突厥诸民族活动的舞台。但是，直至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覆灭、大批维吾尔西迁并定居聚天山南北以后，西域绿洲才成为维吾尔民族聚居之地。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维吾尔民族才成为西域的主体民族。西迁以前，维吾尔民族基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生活。西迁以后，维吾尔民族逐渐过渡到定居的农耕生活。在漠北时期，维吾尔人已与各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文化交流，尤其与中原汉文化交流最为频繁，最为密切。然而，当时的维吾尔文化从整体上看，依然是以萨满文化为主，具有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征，西迁定居聚山南北以后，维吾尔人的生活境域发生了巨变。西域自古是丝绸之路要冲，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世界各种古老文明、各种宗教交汇之地，因此，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在从草原游牧文化向绿洲农耕文化的过度中，得以汲收各种古老文化的精华，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形成独具特色、具有鲜明多元文化特点的新的维吾尔民族文化。 《福东智慧》正是在西域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孕育、诞生于世的。波斯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对其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福乐智慧》的多层次文化结构中，传统的维吾尔民族文化是基础，是结构的支撑架。它作为多种文化影响的收容体犹如坩埚一样，将各种文化熔炼于一体，熔铸出一种新的维吾尔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与传统的维吾尔文化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发展不仅是决裂，还是连续。”新的维吾尔民族文化是从传统的维吾尔民族文化演化而来的，传统的维吾尔民族文化是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腾飞的基础。《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它的多层文化结构特点，是11世纪维吾尔文化特征的体现。这一特点的形成，亦是为当时维吾尔民族文化在特定环境下发展所决定的西迁后，维吾尔民族在经济、政治及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发展最为显著。维吾尔民族文化从的草原游牧文化，发展成多元的西域绿洲农耕文化，从相对封闭式的文化模式，发展成为开放型的文化。以西迁为契机，维吾尔民族迎来了文化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福乐智慧》成为维吾尔民族文化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重要标志。 自19世纪《福乐智慧》的抄本陆续被发现，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福乐智慧》的校订本刊布出版，《福乐智慧》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于《福乐智慧》问世时，伊斯兰教已被喀拉汗王朝奉为国教，作者尤素甫本人亦是虔诚的穆斯林，加之作品中伊斯兰文化影响处处可见，因此，长处以来，国内外学者大多都从伊斯兰文化视角对《福乐智慧》进行研究，成果卓著。但是，在研究中也存在一种夸大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倾向，例如，有的学者把《福乐智慧》与伊斯兰诗歌视为等同，有的学者甚至把这部作品贬为波斯诗歌的翻版。近几年来，我国的研究者们对于《福乐智慧》的认识逐渐深化，发现这部作品中不仅有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且，还有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然而，也有个别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甚至提出《福乐智慧》是继续和发扬了中原汉文化传统的观点。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福乐智慧》是一部孕育、诞生于维吾尔文化土壤中的一部体现维吾尔文化传统与特征的不朽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反映了维吾尔民族的生活，维吾尔人民的理想与愿望，维吾尔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它与传统的维吾尔文化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它是维吾尔民族西迁后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与振兴的产物。只要对《福乐智慧》的本文进行认真的研究，人们就会发现，众多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福乐智慧》虽然受到其他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它所继承与发扬的，既不是波斯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统，也不是中原汉文化的传统，而是维吾尔民族文化的传统，它根深叶茂的维吾尔民族文化大树上结出的硕果。 注释： ①②④⑦耿世民《古代住叶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9、70、83、84、41页。 ③⑤⑥《突厥语大辞典》（现代维吾尔译本）关于istedi、uqdi、delqú词条诠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