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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诗人黄礼孩、江涛主编的《诗歌与人》（总第 11 期）于 2005 年 8 月推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其中入选的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共 32 人，分别属于藏族、满族、彝族、回族、傣族、壮族、水族、蒙古族、土家族、裕固族、朝鲜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 13 个民族；共收入作品 332 篇，其中诗歌 276 篇，另有散文、访谈、诗评等等，内容丰富、风格纷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少数民族女诗人诗歌合集。《诗选》试图勾划近 20 年来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发展的面貌，使之兼具“全面性”和“代表性”。诚如编选者在序中所言：“ 中国的现代诗歌经过这二十多年新的历程，现在已经成熟并到了它的繁荣时代，女性诗歌在这个属于诗歌伟大的时代，没有缺席而是呈现出急行军的姿态。而在女性诗人当中又隐藏着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女诗人。她们的诗歌不但有着本民族的诗歌传统，又为本民族的诗歌注入新的元素，不断更新本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完成本民族的文化现代转型。她们在当代语境的诗歌创作中进行着有益的取舍与诠释，同时也给汉语诗歌带来了激活的经验。忽略或忘却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将是一种缺遗”。 《诗选》的文本模式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认同民族记忆的公共民族志的文本模式；另一类是重在伦理诉求的个人经验史的文本模式。这两种文本类型均体现了诗人对其所处的民族与文化的反思。当代文化史在女性、少数民族等领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革命，其波澜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为历史、民族、文化和文本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相当系统的例证。《诗歌与人》这份民刊，以两人之力，而有如此质量兼具的成果，这可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这部《诗选》为中国诗歌史研究、当代文学史研究预作了重要的保存和印证的工作，就其更广阔的历史和民族的意蕴而言，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是开放性的、前瞻性的。 一、公共民族志的写作 将重心放在民族记忆的公共民族志的写作，主要包括了四个框架：民族历史、民族宗教、民族习俗、民族艺术。作品对民族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探讨了具有独特的遗传天赋和特定生活史的人们与所处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巴莫曲布嫫《图案的原始》、唯色《西藏》、鲁娟《彝人速画像》、湄子《山人野语》、阿卓《关于西藏植物的四首十四行诗》等诗作穿行于民族的历史、礼仪、语言与情感之中，每一息呼吸，每一种节奏都是历史象征与现代生存的重叠，不同的世纪，遥远的地方在相互呼唤，并用相同而惟一的声音应答。阿拉旦《巴苏达》、江涛《祖母的麻将牌》中的民族先辈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讲述民族历史和个人身份这一纯粹和持久的事实，在不确定的现实生活的流动之中，以本民族的信念确定深沉的生命脉动，给我们留下了温暖的时空记忆。在一代代人的延续过程中，民族的遗传因素不仅在体貌上，而且在精神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使得绵绵相袭的数代人被一个坚定的信念联系起来，具有独特而持久的民族气质，并赋予各自的民族生活以独特的形象和意义。 诗人们在写实和想象的民族风情中进行了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发展。她们无比喜悦地发现：具有独特性的民族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是庄严且辉煌的。在当今世界处于急速同质化的发展之中，在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多元文化及其冲突的广泛存在的基础之上，在人类狂热地渴求征服未来的时候，诗人们努力保存与丰富着自己的过去，并在今天和过去之间构建某种理想的承接关系，再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为自己的民族命运确立方位，也因此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希望。 二、个人经验史的写作 重在伦理诉求的个人经验史的文本模式是在民族生存和个体生存的双重层面上，诗人们以富有穿透力的人生痛苦与创伤敏感，把现代人表现情感的、生活的、民族的、哲学的方式传达出来，在平常意象中作深刻的洞察与发现。梅萨《生如夏花》，马兰《戏剧生活》，娜夜《幸福》，讴阳北方《命运》，柏桦《回家》等诗作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个体感觉的语言描述独特的生命奇想和丰富的深度情感，呈现着与远方的联结，与梦幻的联结，与未知的联结，体现了人生的本体困惑和本体意义。诗作是一种召唤，召唤着人们一起追询人生的意义。深入自我来叩问灵魂，意味着文化的敞开，意味着置身于一场以探求生存意义为目的的延绵不绝的对话。对话，不仅应在各种民族文化之间，也应在每一个人生意义的思索者、探寻者之间展开。随着自我叩问的层层深入和自我生命的层层绽现，互为心灵与良知，不断地询问与丰富对方。在思与言之中，使人的灵魂充分展露、显现和敞开。 《诗选》中的大多数诗人寄居在城市，远离了自己的民族家园，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并没有给她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对一个急剧变迁的世界和自我的陌生感，存在中的虚无、残缺、间离、断裂、错位、悖谬等等，使得诗人们在心理上开辟了民族文化的空间，利用童年生活的片断、印记在父辈身上的历史、民族史诗的章节来构成一个能维系生存意义的属于想象和心理的文化空间。梅卓《游走在青藏高原》、德乾旺姆《青海：我是你沙哑的草籽》，沙戈《西天的边上——新疆笔记》，金仁顺《高丽和我》，既是一种探寻民族文化的历程，也是一种在探寻活动中自我呈现的过程。在此，民族之谜其实不过是自我之谜，对民族家园的寻找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惊愕、自我否定、自我发现和自我生成的历程。诗人们依然走在路上，通向茫茫的未知。但是，将灵魂深处的矛盾揭示出来，将自我的困境与暧昧呈现出来，本身难道不也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民族文化探寻”？ 三、文化史的自觉意义 《诗选》所体现出的民族文化探求，有得亦有失。得之一面，是建立了对民族文化的坚定自信；失之一面，是少有诗人朝着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纵深和动态关系中寻找更宏大的文化背景与更深刻的历史意义。 在《诗选》中，无论是公共民族志的写作还是个人经验史的写作，多数作品浸渍着深刻的历史孤独感。诗人们在各自的时间和文化空间上分别创作出来的作品，呈现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在这幅巨大的画卷中，当我看到各民族勃发的生命力呈现出的鲜艳色彩时，也感到一种悲壮的气息隐蔽着慢慢袭来，那既是诗人对本民族的历史以及文化独特的生命强力形成的自信，也是诗人对本民族文化被排斥于现代文明进程之外的愤懑。 在中国目前的少数民族定居地，汉文化的存在和影响是强有力的，这是一个相当宝贵的因素，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特点；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因素。从汉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少数民族文化，大多数人都会有意识地寻找这些对象的独特性，萦绕着人们的视野和记忆的，是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域情调的神话，它们可以成为抒情诗、幻想作品甚至小说的主题，但很少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他们在对民族文学和艺术表现出热情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产生全面理解它赖以生存的文化热情，对民族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肤浅认识。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思想领域里为描述、证明和赞颂人民创造自身并维护自身存在的行动而做出的全部努力。每一个民族都在既存的诸种可能性范围之内做出了它自己的选择。各种民族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文化所共有。但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存在。横的移植的全球化，纵的继承的民族化，乡土情怀的本土化孤立起来看都不免有所局限。 在多元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估量文化交汇和冲突的态势，如何评价民族文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应当是少数民族诗人们继续深入思索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