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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当一些热衷于藏学事业的专家开始注意并搜集、整理和翻译《格萨尔王传》时，也许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事何等伟大的事业，更不可能预测到半个多世世以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会如此兴旺发达，以至于在国际学术界不得不单独划出一个独立的新学科——《格萨尔》研究学。 尽管最初的研究和翻译的数理是十分有限的，翻译的水平和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但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首先，它为《格萨尔王传》成为一门专门的跨国研究新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它带动了整个藏学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围绕《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开始形成了一支颇为壮观的学术研究阵容。三十年代初，内地的一批专家学者先后在四川、西康、青海等地，了解和搜集包括《格萨尔王传》在内的一些史诗，民间故事、谚语。解放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五十年代，在《格萨尔王传》极为流行的青海省，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研究《格萨尔王传》等藏族文学作品为主的学术研究机构——青海省民研所。使《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从此，《格萨尔王传》的研究由一些专家学者和学术团体的自发行动，变成了由国家扶持的一项专门事业。 毫无疑问，青海民研所从一开始就做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效的工作，他们的成绩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藏文版《霍岭大战》（上下册）便是由民研所组织著名学者才旦夏茸、桑热加措、多哇吉合洛等人整理、校订的。直支今天，它仍是众多《格萨尔王传》分部中最为出色的一部。这部作品来被译为汉文并正式出版了。到了八十年代，又有十几部《格萨尔王传》先后被译为汉文，并分别由四川民族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这些译稿的不断出现，不仅为今后将更多的《格萨尔王传》翻译成汉文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那些一直想了解藏族文学，但又苦于不懂藏文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目前，这种翻译出版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各地的格萨匀研究机构搜集到并有待于整理出版的《格萨尔王传》的数量还十分浩大。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否则，只做一般化的工作，是无法完成这一繁重任务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搜集和整理《格萨尔王传》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产生这部史诗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源——那些分布于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以演唱《格萨尔王传》为主的民间艺人们。显然，这此艺人是《格萨尔王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同《格萨尔王传》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将在《格萨尔王传》的搜集和整理中所发挥的极力重要的作用。这些艺人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小就学习和阅读《格萨尔王传》，并师从别人学习《格萨尔王传》的演唱艺术，经过勤学苦练，成为《格萨尔王传》的演唱艺人的。也就就是说，是后天努力而成的；另一种是天生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才，这种艺人往往自称是岭国某一高级将领的化身，是得到格萨尔王加持的非凡的创作者，是发掘师，他们自小便能说唱《格萨尔王传》，而且说唱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以演唱二十卷以上从内容到艺术风格完全不同的《格萨尔王传》，甚至更多。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种奇迹。据估计，藏区以演唱《格萨尔王传》为生的民间艺人约有百余人，但这显然是个保守数字。这些艺人将是格萨尔研究中一个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 关于《格萨尔王传》的统计数字，目前学术蜀尚无一个完全一致的看法。有的专家估计有40卷至60卷；有的估计有60卷至120卷，甚至比这个数字更多。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当然，这只指分散在民间的手抄本和现行的国家正式出版物，不包括各地民间艺人们尚未发表的新作。倘若我们把这些潜在的数字也统计在内，那么《格萨尔王传》的全部卷数将是十分可观的。对于这样一部宏篇巨著，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尽可能的搜集和整理好它，并做到取精用弘。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到如何使这部史诗超越产生它本身的地域和文化领域，使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翻译这种手段。 不言而喻，翻译是用来交流和沟通不同语言的民族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手段，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想同其它民族交流思想和感情，都必须通过这种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翻译就象是一座桥梁。但翻译的作用不单限于交流情感和思想，假如我们把翻译的发展同人类其它文明的发展作一个同步观察，便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翻译不仅增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同时因为这种交流的作用，使各民族吸收了彼此文化的精华，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一个民族能不能接受其它民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这个民族能不能发展的关键问题。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要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就必须把别的先进民族的长处拿过来，补充自己民族的不足，这样彼此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才能得到共同发展。因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1300多年前，吐蕃人就大胆吸收了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唐王朝、等地的医学、天文历算、工艺等文化，把这些文化同自己原有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变成了自己的文化，然后又把这些文化慷慨地介绍给了别的民族。到了吐蕃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吐蕃人又从印度和中原引进了大量的异质文化，翻译了《二十一部观世音经读》等典籍。到赤松德赞时代，吐蕃文化翻译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阶段。应该说，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代，吐蕃王国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培养了大批的翻译人才，修建了许多的佛教庙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显、密宗经典。现在我们汇编的《甘珠尔》中的大部分经文和一些密宗经典、《丹珠尔》当中的许多篇幅，都是那个时代翻译的。当时的吐蕃王朝自上面下都很崇尚翻译工作，尊重翻译人员。据藏文《藻词学》记载，当时翻译人员被称做“世界的眼睛”，备受世人尊重，就连赤松德赞本人也亲自礼拜译师，每日以美味佳肴供奉。吐蕃王室也从国库中拿出大量金子，以斗称金，作为译师们的俸禄。足见当时的社会风尚。正因为吐蕃王室崇尚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而使吐蕃这个生产力非常落后的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当时东拒大唐，西抗大食、威震中亚的帝国。今天，吐蕃王朝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但从那时起遗留下来的崇尚知识的遗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却在昭示我们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振兴翻译事业，将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粹介绍给其它民族，再把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翻译过来，所以，我们翻译工作者应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业，把《格萨尔王传》等文化曲籍翻译成各民族的文字，让整个世界了解藏族，同时也让藏民族通过“世界的眼睛”，去了解和认识整个世界。 [分页] 当然，翻译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劳作，在某种程度上比创作本身更为艰苦，因为翻译者不能象作者本身那样去放纵自己的创作情感，而必须沿着原作者的思路去翻译，这就使翻译者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一定的框架内，难以自由地发挥。同时，由于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困难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当代作家张承志在《美义的沙漠》一文中所说的：“我以为这个（美义不可译）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它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械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牍）、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就《格萨尔王传》而言，它之所以在汉族读者中影响不 大，主要还是因为翻译的质量问题。这里所说的质量问题，是指我们在翻译过秘中过于强调“信”字，而在“雅”字上欠功夫，使得译文显得过于拘谨、生硬，缺乏活力，难以表达原文的感情，读者难以接受。当然，在“信”字上下功夫，是完全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丢掉了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好“信”与“雅”的关系。 近几年我们翻译和出版过一些《格萨尔王传》（汉文版），为汉族读者了解这部史诗提供了一些方便，但同藏文原作在读者当中的影响和史诗应有的艺术地位相比，影响却甚小。这主要是我们的译文在语言表达上尚不够清晰，有的语言表达方式还停留在陈旧的方式上，有的甚至停留在藏文语法的表达方式上，这显然是不足取的。在我看来，我们要译好《格萨尔王传》，就必须考虑藏族人生活的青藏高原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雪域文化同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汉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熟悉藏文化和汉文化，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翻译好《格萨尔王传》，因为这里牵扯到一个让读者适应和介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或者说至少在感觉上还比较陌生的异质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殊异感必然会使读者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异民族文化的隔阂所致的对立情绪，所以，翻译者的责任不仅是介绍一部作品，还应尽可能地消除读者在阅读时的这种对立情绪，理解和接受它，并主动介入这部作品。 现在有些人有这样一种观点：藏文史诗翻译成汉文，应一律译为古汉语的文言诗，除此之外，不能有其它译法。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因为藏文诗歌的韵律同汉文诗歌的韵律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区别。因而既可以译成形式严谨、韵律讲究的古文言诗，也可以译为形式自由的现代诗，而且从现代人的审美习惯考虑，应以译为现代诗为主。这样有助于让更多的汉族读者理解和接受这部史诗。因为汉语的文言诗和现代诗之间本身就有很大区别，许多汉族读者也很难懂得旧体的文言诗。 在谈到翻译作品的质量时，还应谈到翻译水平的标准伺题。我们经常说到翻译的水平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个水平有了限度，那就是标准。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算符合标准呢？对此，学术界自古以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直译就符合标准了，有的则认为意译才算符合标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直译和意译的问题。直译和意译指的是用何种方式表达译文的内容，而翻译的标准则是指译文内容的表达程度，两者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我认为，只要把原文的内容精粹表达出来了，而且译文的文字也符合正字学和语法，读者能理解且喜欢阅读，就可以算做符合标准了、有的译者认为，在进行汉藏文字翻译时，古藏文应译为古汉文，现代藏文应译为现代汉文，如此才能算达到了翻译的标准。晕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古代藏文同现代藏文没有多大的区别，虽然它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演变，但现代人阅读它并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汉文则不同，承袭了几千年的文言体，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白话文革命后，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以至于现代读者大多数都看不懂文言文，需要借助工具书去阅读，或去看现代文的译本。所以，我们在处理古今关系时，要注意对不同情况做不同处理，不能生搬硬套。这里有两个技术性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在处理专业术语时，一定要保留原有名词，不能随意创造新名词，倘若过去没有这个名词，非创造新的不可耐，要在充分了解这个新名词的意义上进行创造，新名词应力求通俗易懂，要易于被人民大众接受，同时还要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二是我们在翻译《格萨尔王传》时，诗歌体要在保留原有名词的基础上译为现代汉语的诗歌体。散文部分也要如此，这样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 在搜集和翻译《格萨尔王传》的同时，我们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出版问题。目前，读者拥有的《格萨尔王传》尚不多，而出版界又普遍追求高业效益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般来说，作品内容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发行量，而我们过去对此认识不足，显然也给《格萨尔王传》的发行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所以，今后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宣传工具，大规模地宣传《格萨尔王传》，造成一种声势，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汉族是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十多亿人口的伟大民族，如果我们不能把《格萨尔王传》这部伟大史诗介绍给这样一个民族，那就是我们翻译人员的失职。 在搞好宣传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改革现行的出版发行办法，尽可能地实现发行渠道多元化，不能单靠一个发行渠道。否则，宣传工作做的再好，也会因为发行渠道问题而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总之，作为尚处在整理和发掘阶段的世界上最行的一部史诗，也作为藏族文学的典范之一，《格萨尔王传》的整理和翻译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但也是义不容辞的，所以，我们必须全心致力于它的发掘和翻译工作，使这部伟大史诗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责任编辑陈静萍］ ［作者简介］洛珠加措，男，现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