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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学界接受西方神话学理论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那时，他们以开放的胸襟吸纳西方新学，逐渐以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取代了传统相承的中国儒学。二十世纪初出版的《西洋文明史》、《世界文明史》（高山林次郎著）和《支那文明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著）等史学著作，都采用了“比较神话学”的新观念。在西学的刺激下，一些学者尝试以新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神话，很快获得成果，并不断向前推进。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发表最早的论文，是井上圆了1882年于《东方文学艺术》上刊登的《尧舜作为孔孟偶像形成的原因》一文。接着，1886年，赤松谦淳发表《周易起源的传说》；1894年，清野勉先后发表《尧舜》和《续尧舜》；1898年，中村德五郎发表《五帝论》。最先涉及中国神话研究的论著，是高木敏雄1904年出版的《比较神话学》。这部被尊为“日本神话学的奠基性著作”的书，在详细介绍西方神话学理论流派的同时，对日本和中国的神话进行了比较分析，把中国盘古神话区分为“尸体化生”与“天地分离”两种类型，并破天荒提出了这一神话的印度起源论。当然，这些在书中只是被顺便提及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日本学界中国神话研究的萌芽期。 日本中国神话研究的真正开拓者，是史学家白鸟库吉。他主攻东洋史，曾任东京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以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考察神话，一改儒家的传统思路。1909年（明治42年），他发表《中国古代传说研究》一文，大胆提出了尧、舜、禹非历史人物，而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的新论。此后，顺势而下，进一步论证中国上古史记载都具有神话性。他的惊世之说，当时曾引发激烈论争，也有力地影响了日本汉学界中国神话研究的发展。 到二、三十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活跃期。许多不同专业的学者都来参与，出现了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和著述。早期以津田左右吉为代表。在学术思想上，他是白鸟库吉的继承者。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神话研究，其《左传思想史之研究》一书，同样贯穿着怀疑和推翻中国上古传统的论证目标；他还借助西方人类学理论，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某些中外神话人物的相似性。他的重要神话论著《关于中国的开辟神话》和《古代中国关于天及上帝的观念》，分别发表于1921、1922年。白鸟清是白鸟库吉的儿子。他继承父业并积极开拓，尤其关注对殷周感生神话和神话中龙的形象的研究，认为中国先民的龙崇拜，是因为他们把“龙”幻想为专司降雨的天神，因此与祈雨活动有关。 小川琢治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著称，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他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代典籍记载的各种殊方异物来考察中国神话，把它们与古希腊、巴比仑相关的神话内容进行比较，试图论证儒家是如何把神话改变为历史的。 这一时期成果最丰的是出石诚彦。他是津田左右吉和白鸟库吉的学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探讨，进一步将中国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关于古代中国异常诞生神话》、《关于中国帝王传说之考察》、《关于中国洪水神话》等即是代表作品。在研究中，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同时勇敢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思路，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进自然史方法，对那些相关的自然现象进行详尽统计，列成图表，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他是日本第一位专致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结集为《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该书为日本第一部中国神话研究的专门著作。他的有关见解特别是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对后人有很大影响。可惜年仅四十七岁（1942年）便去世了。 比出石诚彦稍后，1944年，森三树三郎的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如果说出石的著作还只是一部论文集的话，那么此书更进一步，显示出比较严谨的结构体系。全书共五章，先四章分别对上古诸神、帝王传说、自然宇宙神话和民间神话人物作了整理论述，为前所未有；末章总论“神话与中国文化”，亦多有新见。在论述中国神话为什么过早“消亡”（这个观念曾经很流行，现在看来显然是片面的）时，森三强调了古代知识阶层的作用，指出主要原因是他们因热衷“合理主义”而对“神秘主义”的神话进行了拒绝和排斥。在论述中国神话何以未能形成自己的发达体系时，他又与希腊、北欧诸国比较考察，独抒己见：其一，是中国的疆域过于辽阔；其二，是在神话形成的年代，中国人的“民族统一观念”不强。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有意思的。该书是作者早年的著作，遗憾的是此后他便不再关注神话。 森三之后二十余年，是日本学界中国神话研究的淡季，六、七十年代又渐入新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分类研究和一些重要问题专项探讨的深化。值得注意的学者有如下一些： 森安太郎。他的《黄帝传说——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70）一书集中了专题论文十二篇。这些文章分别对黄帝、祝融、鲧禹、帝舜、河伯冯夷、殷汤与夏桀等众多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考证分析，力图超越故事的表层，寻踪推原，发掘其潜在的深层文化内涵。例如，考察祝融形象，他依据对“融”字的音韵学分析，得出祝融的原始意义是指由天而降的火蛇即闪电的结论，并进而解释与祝融相关的神话传说；论析大禹，由其父鲧其祖父颛顼的原身（鱼）推定他的原始本义为鱼，据此又推断中国古代应存在以细长鱼蛇为崇拜对象的原始信仰；等等。他的某些结论或许太过大胆，很难为人接受，但这种底层探秘的努力，的确显示出学术研究的一种新的深入。 御手洗胜。据他的中国学生、目前正活跃的神话学者王孝廉介绍，他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最初动机，“是由于他目睹当时日本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天皇的盲目信仰的刺激而引起的。他认为日本人这种思想的根源由于他们对日本古代神话的信仰而来。”因此，“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思想根源就不能不研究那个民族的古代神话”。（见王编《中国的神话与传说》第292、293页）由这种观点出发，他笔下的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也都沿纵深向古貌推进，大多追源到某一特定的古代部族，探讨他们最初是以何种身份又如何受到尊崇的。研究黄帝传说，先证其为“龙”，进而论及其与“云”的关系，以及与相关神话人物（如少皋、伯翳、伯夷等）的同源同性，最后探寻故事的发祥地，认为应在山东省境至江苏北部一带；论昆仑神话，更是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之民族学考察”，其思路是：“昆仑”连天接地，上住天神——神而犯错，被贬为“迁人”，联系神人，又为“巫”——由此推论古人的宇宙观——进而导出老庄超验性的哲学观和邹衍循环转移的历史论。他的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大多被收集在《中国古代的诸神》（1984）。 白川静。他是一位中国古文字学家，对甲骨文、金文研究有素。有《中国神话》（1975）一书，在探讨洪水神话时，不仅把大禹、共工、伏羲、女娲和伊尹都归为水神，而且为他们分出族系：禹为夏系，共工为藏系（羌），伏羲、女娲为古苗系；还指出他们所属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禹和共工属仰韶文化，伏羲、女娲属屈家岭文化，伊尹属龙山文化。全书贯穿中日神话的比较研究，力求寻找两国神话的共同点。 林己奈夫。他是一位考古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出土的古代器皿的研究。他关注的是出土文物殷周青铜器和汉画像石上所描绘的精灵异物世界，希望籍此探寻对神话人物的新认识。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的神巫》（1967）、《长沙出土楚帛书之十二神之由来》（1970）、《汉代的诸神》（1989）等。他论证帛书带有巫的性质，并指出其中的神怪形象印证了《山海经》等古籍中的记载。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及其成果值得一提。如，从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角度对神话加以论述的加藤常贤的《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思想》（1954）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1980）、赤冢忠的《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1977）、 池田末利的〈〈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1981），等等。另外历史学家贝冢茂树《诸神的诞生》（1963）尝试运用柳田国男、折口信夫的民俗学方法论，对中国神话加以了解释。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研究者，首先必须举出的是鸟居龙藏。他于1902—1903年间深入中国华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成为把彝、苗等少数民族神话介绍到日本的早期的人类学家。其后，出现了松本信广《东亚民族文化论考》（1968）、大林太良《稻作文化》（1973）、《东亚的王权神话》（1984）等研究者及其成果，这些都是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各个民族的比较神话学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汉学界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谷口义介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1988）、从哲学观点进行研究的有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研究》（1990）等。铁井的研究还运用了米尔查·艾利亚德的宗教学和神话学理论。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中钵雅量的《中国的祭祀与文学》（1989）、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与故事》（1984）及《西王母与七夕传承》（1991）等。 文革之后，在中国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传承的资料。而日本在这样的趋势下，为探求日本文化的起源，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承尤其感到兴味盎然，君岛久子、伊藤清司、铃木健之等学者，利用新资料推进了古代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特别是君岛久子在天女、龙神、竹王神话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伊藤清司在与日本神话的比较研究及对《山海经》神话研究的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主要著作有《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1979）《中国的神兽·恶鬼》（1986）。 此外还有一些正从事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学者，如百田弥荣字、谷野典之、齐藤达次郎、村上信幸、樱井龙彦等。百田迄今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在中国的传承曼陀罗》（1999）之中。谷野以贵州、云南为中心制作了少数民族神话主题分布图，并且在古代神话的研究中积极灵活地使用考古的图象资料。齐藤和村井针对纳西族神话进行了论证考察。樱井正在从事以彝族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运用图象资料的古代神话以及《山海经》等方面的研究。 在古代神话研究领域，近年来有两位学者值得瞩目。一位是工藤元男。工藤通过解读秦简等考古材料，发现了禹具有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旅行神的性格，并且在禹与四川羌族的关系问题上也有新的见解。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经整理后成书，即《从睡虎地秦简所看到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1998）。另一位是森雅子。森从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东方之地探寻中国古代神话的起源，认为有关黄帝、后羿、西王母、穆王等的神话是从西方传来的。不可否认，这是来自比较神话学的，为修复片断残存着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一种尝试。 （二） 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神话每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都有日本学者的奉献。这表明，日本学界对中国神话的关注与西方学界的关注其动机和动力是并不相同的——它直接来自于日本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深刻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内在地成为日本学界一个不可缺少的学术领域。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学者关于中国神话的研究，构成一种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格局。 从现代神话学的起步看，日本学界稍早，并在理论、方法上启发和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中国学界早期乃至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有关论文就是在日本发表的，如蒋观云、钟敬文等人的文章。但很快中国学者的研究便反过来对日本学者发生影响，如鲁迅、茅盾、顾颉刚等人的有关论著在日本受到广泛注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关于神话研究的成果。这一学派的理论、资料和方法，曾使一些日本学者深受启发，当然也有与之商榷共同探讨的。这些无疑促进和深化了两国学界的沟通与交流。 在研究内容上，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神话的构成、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人物考辨、神话的文化内涵、上古神话过早消亡的原因等等，一直为两国学者所共同关注。他们有时各自独立研究，得出相似相近的结论，例如顾颉刚与白鸟库吉关于必须区分神话与历史的见解。有时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例如探讨上古神话过早消亡的原因，鲁迅首先借鉴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观点，同时作了补充；茅盾不满意于日本学者的解释，另行提出新见；森三树三郎又不完全赞同鲁迅、茅盾等人的见解，他更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合理主义”的影响。有时互相启发，连锁反应，例如，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的“恒字考”得益于王国维〈〈观堂集林〉〉所列举的丰富资料；出石诚彦作〈〈关于中国古代的洪水神话〉〉受到顾颉刚〈〈洪水之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的启发；内藤虎次郎写〈〈王亥〉〉曾事先同中国友人王国维进行商讨，而王国维因此而有〈〈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此后内藤又据王文写下，〈〈续王亥〉〉。有时又互相驳难，互相商榷，例如御手洗胜在〈〈关于黄帝之传说〉〉一文中，认为杨宽〈〈中国上古史学论〉〉一书中的某些观点不能成立，他还对中国学界曾经相当流行的将上古神话英雄看作部族或部族集团酋长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上，两国学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并相互影响。首先，汉语的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都是必修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虽然具体研究思路和方法各有差异，但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却更多地为两国学者所共同采用。这里有中日神话比较，有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地区神话比较，也有中国和西方神话比较。这一方法由于具有世界文化背景，显得更富生命力，在应用中不断成熟，到八十年代末成果已相当丰富，并涌现了肖兵《中国文化的精英》这样的比较文学巨著。在学术视野上，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田野作业的大面积展开，丰富多采的少数民族神话进一步得到开掘，中国学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以至于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的学术领域。 受此影响，日本新一代学者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领域，形成一批新成果，如伊藤清司、君岛久子、铃木健之、谷野典子、樱井龙彦、齐藤达次郎、百田弥荣子、村上信幸等人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发表在中国的刊物上。由此可见，两国学界的联系已经到了声息相通的程度。 正因为两国学者的研究如此息息相关，互相之间的交流便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交流包括学者互访、合作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互派留学生等，但更多的是学术论著的互相发表。还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蔡元培就翻译出版了日本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但因失火被烧仅剩《总论》一册）。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两国学者互相在对方国发表文章是常有的事，茅盾《中国的神话》也于这一时期在日本翻译出版。七十年代以后，学术交流进一部步加强，中国的神话学者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上、下）、《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选译百题》等多部著作先后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成为日本神话学界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此外，闻一多《的中国神话》以及肖兵的一些作品也都被译介到日本。同期，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中野美代子等人的代表性论著，均被译成中文在大陆或台湾出版。在这一交流中，台湾学者王孝廉由于求学和任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如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出版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由于神话〉〉（1988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使这种交流更为深入和丰富。 自然，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也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说来，日本学者长于对问题作精细的微观研究。他们特别重视实证，对文化背景、历史资料把握之细致，辨析之精微，运用之充分，是其它国家的学者所难以相比的。正是这一点，显示了日本学术的优长、特点与独到的贡献。中国学者则更多地关注纵横交错的宏观研究。他们的目光常常盯住那些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希望透过可靠的资料分析，进入更深广的内在层面，从而给出综合性的理论阐释。可以说两者之长，正形成一种有效的互补之势，其相互间的交流与影响，必将对两国神话研究乃至整个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相信，在二十一世纪里，两国学者将会继续携手并进，创造出更为丰硕的新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