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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产生，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了挑战了知识分子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或许应该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才能真正揭示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关键词 口头文学;文学史学;价值判断;原生态 口头传统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民间故事、说唱文学等多种口头艺术种类，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口头传统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6年，一个名为《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的刊物在美国创办。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开始走向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口头传统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开展，时至今天，已经建构了丰富的理论，形成了诸多学派。综观口头传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口头传统的文学史学研究有着明显的不足。本文从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角度，分析文学史学中口头传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口头传统研究给文学史学带来的挑战，探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应该解决的问题。 一 口头传统作为文学史学的“问题” 口头传统一直是文学史学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文学史学领域围绕口头传统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讨论的话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口头文学是否具有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虽然19世纪的实证主义文学史学家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对于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却一致地持漠视态度。实证主义文学史学从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出发，认为文学史是基于真实可靠的材料，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史。法国学者朗松系统总结了实证主义文学史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文学史应该“努力探索一般的事实”，强调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作品”，而且是“印刷出来的文本”。 口头文学由于没有确定可靠的史料支撑，尤其是口头文学的作者和创作时期等都很难界定，这些与实证主义文学史学所重视的版本、编年史要求截然不同。以维谢洛夫斯基等为代表俄罗斯学派批评了实证主义文学史学的缺陷，认为文学史应该研究文学类型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维谢洛夫斯基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中论述了民间抒情诗、短歌、歌谣、史诗、神话、传说作为现代文学的源头，以此证明了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文章结尾，他借用瓦尔特•司各特的话， 再次强调了民间诗歌、传说、神话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必要性。形式主义文学史学从历史的进化观念出发，认为口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源头，具有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类型史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 因此，他们认为民间传说的类型研究“一样有意义”， 高度称赞了口头文学类型史著作，认为《德国颂诗史》和《德国歌谣史》是“两本非常好的书”， 但是他们也批评综合的文学史的著作“过多地注意了固定的口头文学诸类型的问题”。 与西方文学史学不同的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学就认识到了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设置了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或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二元对立，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五四”先驱十分重视民间文学，鲁迅认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的。” 胡适在分析汉朝的民歌时提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 鲁迅、胡适、梁启超等文学史家都十分重视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并自觉承认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把古代民间的神话、传说、民歌、歌谣等口头文学作品纳入了文学史写作范围。1930年代，郑振铎在雅俗并峙的文学史观念指导下，高度评价俗文学(包括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他认为“‘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因此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给予中国古代的口头文学以较多篇幅，尤其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古代民歌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迅速崛起，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多是以口头形式存在和保留，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十分重视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甚至有个别民族的文学史其实就是口头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认为口头文学具有不可置疑的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其次，口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叙述。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历史比较方法是文学史研究的核心方法论，他强调文学史上“任何一种以往的发展都必然会体现在”“必然的形式中去”，他通过瓦尔特•司各特的话，主张编写民间诗歌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从而发现“生活的新内容，怎样渗透到各种旧的形象”。 韦勒克主张书写民间传说的类型史，反对书写综合性的文学史，在文学史分期上，他反对“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主张“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 在中国文学史学中，口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方法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把口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源头进行叙述，如鲁迅、胡适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其二是编写口头文学的类型史，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基本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民歌的文学类型史。其三是编写综合性的口头文学史专著，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中。1961年，何其芳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中探讨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一，“对口头的材料加以忠实可靠的记录和整理”。 何其芳强调材料的真实与可靠是文学史写作的基础，认为根据不可靠的材料写出的文学史并非“信史”。其二，“口头文学的断代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何其芳认为口头文学无法断代就难以进行文学史写作。何其芳提出口头文学的材料与断代问题是文学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涉及到口头文学的真实性，前一问题主要涉及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后一问题主要涉及创作时间的真实性。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领域，口头文学的材料与断代问题一直是人们探讨的焦点，翦伯赞、马学良、刘澍德、邓敏文等人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刘澍德在《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几个问题》中，以白族文学史的编写为例，探讨了口头文学材料界定与断代方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以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性质为主要依据”、“根据一些史料”、“从作品中所反映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的应用情况”、“从作品所反映的道德伦理观念”、“根据地名、人名”、“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 邓敏文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中也专门探讨了民间口头文学生存年代的判断问题。总之，在中国文学史学中，口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方法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在文学史的分期上，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基本是依据文学的标准，但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中，大都是依据政治历史的变化来分期，这与韦勒克强调的观点截然不同。 最后，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问题。在西方文学史学中，从实证主义文学史学到形式主义的文学史学，他们都强调了书面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的统治地位，口头文学大多作为书面文学的“史前史”而叙述。丹麦学者勃兰兑斯是实证主义文学史学在实践中的重要代表，他强调以“杰出人物” 来贯串文学史，“杰出人物”是文学史的中心，是文学史的纽带。然而口头文学是一种民间形式，往往是民间集体创作，很难确定具体的作家，因此，在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学中，口头文学不可能具有与作家文学同等的地位。五四时期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学，开始就把口头文学置于与书面文学同等重要的位置，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看法。1961年，额尔敦陶克陶在《关于<蒙古文学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把口头文学“放在文学史的正统地位上”的观点。 1994年，刘魁立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的序言《回顾与展望》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他说：“口头文学……在文学范畴里占据什么位置?和书面文学什么关系?”，刘魁立强调“口头与书面文学是属于同一范畴的”。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学中，有部分学者强调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与西方文学史学的部分观点大不相同。 二 口头传统作为文学史学的“挑战”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答，切中了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也决定了文学史编写的内容。文学史学讨论口头文学，本身就意味着口头文学是文学史学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在20世纪，由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兴起，口头文学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研究，文学史学领域也开始逐渐重视口头文学。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史学中的口头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中的口头文学研究)，对传统文学史学带来了不少挑战。 其一，口头传统研究挑战了知识分子文学史观。19世纪后期以来，有不少文学史家认为文学史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勃兰兑斯提出文学史“是灵魂的历史”， 他认为研究文学史就应该分析作者的思想特点，“不对它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本书”。 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基本就是为“杰出人物”作家谱，突出了“杰出人物”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勃兰兑斯的观点在文学史学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圣伯夫“通过作家身世与心理来分析作品的方法” 就与他异曲同工。在中国文学史学中，也有不少学者认同上述观点，杨义认为：“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史都可以看作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分期与发展状况》中，把文学史视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体现了这种文学史观。知识分子文学史观在理论上排除了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晚近的口头传统研究抬高口头文学的在文学史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强调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都是文学史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口头文学纳入文学史写作范围，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口头文学被提高到与作家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个别民族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口头文学史。由此可见，口头传统研究挑战了知识分子文学史的霸主地位，使文学史书写出现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双线并进的局面。 其二，口头传统研究挑战了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一方面，在主流文学研究中，口头文学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在口头文学研究得到重视以后，作家文学独霸历史的文学史写作方式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研究范围挑战了作家文学独占历史的文学史定论。晚近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和全球化一体化文学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作家文学独霸历史的文学史写作方式的反抗。另一方面，口头文学在传承过程中，仍有不少口头文学处于淹没状态中，还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因此，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对于文学史写作必然带来冲击，比如新近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这部口传史诗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形式，不但对已有的苗族文学史成果是一种挑战，使重写苗族文学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成果也是一种挑战，它颠覆了中国南方民族没有长篇史诗的文学史定论。 其三，晚近的口头传统研究的新趋势挑战了文学史叙述方法。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共同创立了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口头传统开始向口头传统的诗学研究转向。口头诗学借用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注重对口头文学的程式、句法、叙事模式、演唱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口头诗学理论体系。中国学者借用西方口头诗学理论，结合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实践，形成了口头诗学的中国学派，比如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和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口头诗学研究充分挖掘了口头文学的艺术性，比如朝戈金运用口头诗学理论对《亚鲁王》的分析，揭示了《亚鲁王》作为“复合型史诗”具有的叙述特征。总之，口头诗学的兴起挑战了重口头文学的内容分析而轻艺术分析的文学史学。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口头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占到了一席之地，并且给文学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然而，只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史叙述中，口头文学才真正具有与作家文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整体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口头文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鲁迅和郑振铎十分重视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但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只是把神话与传说作为小说发展的源头进行叙述，在书面文学出现以后，鲁迅就很少论及口头文学作品了。这种状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写作中是常见的，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批评了当时这种现象，“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症的”。郑振铎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患有一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 这就是忽略了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宋、明的平话、明、清的宝卷和弹词。变文和弹词在历史上其实就属于口头传统，郑振铎对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口头传统的重视，后来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口头文学的叙述，就是为了弥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不足。也许在郑振铎看来，只有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合并起来，才能算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学史。1994年，刘魁立仍然批评中国和外国的文学史著作对口头文学“点到为止”。 郑振铎和刘魁立的观点说明了口头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三 口头传统作为文学史学的“出路” 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对于口头文学，还是对于文学史学来说，都是如此。在韦勒克的文学研究体系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是三位一体的，因此口头文学只有进入文学史学范畴，才能真正显示出口头文学作为一门系统学科的价值和意义，缺乏史学支撑的文学研究，或者是不全面、不系统的文学研究，或者是只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文学史学为口头文学铺垫历史座标与历史脉络，充分展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与意义。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长期以来就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文学史学遗漏口头文学，至少也是不全面、不系统的文学史学。然而，由于口头文学本身具有的独特性，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总是矛盾重重。 为了促进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笔者提出几个问题，期待能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在文学史学中，价值判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认为价值判断是文学史的必要环节，朱德发甚至认为“没有判断就没有文学史文本，没有深刻的判断就没有深度的文学史，没有公正的判断就没有公正的文学史，而主体的深刻或公正的判断须臾离不开深刻而公正的价值尺度。” 由此可见，价值判断在文学史学中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不作价值判断的文学史写作不是真正的文学史写作，而只是文学史料的堆积或汇编。在文学史的价值判断过程中，价值评判标准(或价值尺度)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评判标准决定了价值判断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学强调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统一，然而形式主义文学史学却特别强调了美学标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派的学者，他们都认为“文学性”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在文学史学中，“文学性”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标准，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由于口头文学大都是民间口头创作，其“文学性”逊色于文人创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远古的神话与史诗，它们作为文学发展的源头，“文学性”的逊色是历史的必然;以活态形式保留至今的史诗作品，如果单纯以“文学性”来界定，其意义也要大打折扣的。因此，从“文学性”这个角度来说，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因此，文学史学单纯以“文学性”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对口头文学显然是不公平的。长期以来，口头文学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处境，与文学史家的根深蒂固的“文学性”观念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学中尤其明显，中国古代的口头文学大都成为文学史中被压抑的对象，如郑振铎所说的俗文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等。由此可见，文学史学应该打破某种单一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应该创立一种多维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口头文学进行价值判断，给予口头文学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真实性也是文学史学一个重要问题。文学史作为一种历史科学，真实性毫无疑问是文学史学的内在追求，虽然自克罗齐以降，一直到晚近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遭遇了质疑，但是在文学史学中，真实性一直是文学史家长期捍卫的观点，19世纪的证主义文学史学把文学史的客观真实性发展到了极致，虽然形式主义文学史学和接受美学文学史学反对实证主义，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文学史叙事的真实性。在文学史学的理论体系中，口头文学遭遇的质疑比较特殊，口头文学由于其传承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史料的不完全可靠性。这种不可靠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个别口头文学在最初产生时，是对历史事实或历史人物的真实表现，比如英雄史诗，但是在传承过程中，口传形式容易使口头文学的内容发生改变，因此，口头文学内容的真实性是不完全可靠的。其二，一部口头文学作品流传至今大都会出现不同内容，不同艺人表述或演述的内容也是各有差异，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内容，这种不同或者矛盾的口头文学作品，体现了口头文学史料的不完全可靠性。因此，文学史学应该突破客观主义历史哲学的束缚，在文学史叙述中不应过度纠缠于口头文学的断代以及史料方面的问题。 口头文学向书面形式的转化也有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书面形式改变了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当代社会，口头文学往往是在民间以口头形式流传;然而在一定时期都有可能出现文人收集或者采录口头文学作品的情况。这些口头文学作品在经过文人的收集或采录以后，实际上这些口头文学大都转向以书面形式进行流传，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的收集或者采录口头文学作品，往往会对口头文学进行删削、剪裁、加工，比如“孔子删诗”就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事件，又如屈原对《九歌》的改作和加工，毫无疑问，孔子和屈原对远古口头文学的流传有过巨大作用，但是他们也改变了远古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其二，书面形式也有可能改变了口头文学的艺术形式，其中以口传史诗最为明显。口传史诗大都是演唱体，通过民间艺人的说唱或者演述展现出来，并且经常还是某种仪式的组成部分，在史诗演述的过程中，也还可能参杂着仪式。史诗《亚鲁王》本是送灵仪式的一部分，民间歌师在演述《亚鲁王》的过程中，还参杂有“砍马”仪式。口头史诗在演述和流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规则和禁忌，也正是这种仪式、规则和禁忌增添了口传史诗的神秘性和艺术性。口传史诗经过文人的整理以后，开始以书面形式进行流传，然而书面形式很难真实地保留口传史诗的仪式、规则、禁忌，以及诸如音乐、动作等方面的内容，即使能部分保存，也很难真实地展现口传史诗的原生态特征。对于口传史诗来说，原生态特征可以说是它最重要的艺术价值之一，书面形式无法展现原生态特征，也就降低了口传史诗的艺术性。因此，文学史学应该摒弃过度重视口头文学的内容分析，追求内容分析与艺术分析的统一，尽可能地展现口头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原生态特征。 参考文献： 朝戈金：《口头传统：人文学术新领地》，《光明日报》，2006年5月29日第012版。 [法]朗松：《文学史方法》，[美]昂利•拜尔：《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01页。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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