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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尹虎彬，朝鲜族，辽宁宽甸人，1960年5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部，获民族学硕士;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民俗学)。1989年9月～1990年9月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1994年7月～1995年2月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7年4月～1999年4月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访问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神话学会秘书长。主要社会兼职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主要学术领域为民俗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出版专著《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和译著《故事的歌手》。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参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皇家科学院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史诗与英雄”。近年来主要关注口头传统领域综合性研究的新趋势，致力于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田野研究。 日前结束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文学)以“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为主题，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主张从文化遗产学、口头传统研究、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对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进行跨学科研究。什么是口头传统?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现状如何?具有哪些特点?如何采集口头传统?如何实现口头传统数字化典藏?带着这些问题，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生效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研究员。 中国口头传统现状：困境中存在希望 记 者：您在本次论坛上作了《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数字化典藏实践》的报告。很多听众和读者对口头传统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口头传统? 尹虎彬：口头传统可以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面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口头传统。首先，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尤指通过口口相传的传递方式;其次，它也指一种文化传承的结果，可以指一种文化表达的形式，这个形式以人类语言艺术为基础，是口语的艺术，口头的艺术。口头传统有多种样式，比如神话、史诗、故事、谚语、谜语、绕口令等等，都属于口头传统的范围。中国有着丰富的口头传统，比如相声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口头传统形式;再比如成语故事，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等，这些故事常常被用于儿童的启蒙教育。可见，口头传统对人类社会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另外，口头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人类历史上有过像楔形文字和甲骨文这样出现比较早的文字，但是，运用文字进行书写，以及这种能力的普及，这在世界各地的历史并不是很长。而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到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使用文字。同文字、书写和阅读相比，人类掌握口头语言进行交流，这个能力的获得，其年代要久远得多。因此，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是靠口耳相传这种方式来传递知识、传授经验、传播文化的，这种情况在文字出现之后，甚至在书写文化比较发达的时代，也依然存在。从这个方面来讲，口头传统意义重大。 记 者：那么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现状和特点是怎样的? 尹虎彬：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传统深厚;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各有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所以，我国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有着丰富和多元的特点。从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到内蒙古，再到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从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到东南的广东、福建、海南和台湾，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分布地域广阔，门类繁多，形式多样。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脆弱性。新中国诞生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我们的现代化在广度、深度和高度上，都有了日新月异的飞跃。在这种背景下，反观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其工作进度远远赶不上城市现代化的速度。口头传统就因为种种社会原因，目前处于濒危境地。如果现在到黄河、淮河流域这样的汉族聚居区去搜集口头传统，你会发现要找到一个能讲故事的人并非像过去那么容易。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的城市里，年轻的母亲给孩子讲故事，一般都是照着《格林童话》念故事给孩子听。如果倒退50年，这样的情形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父母讲给孩子的故事都是随口即来，不用照着书本来念。照着书本念出来的故事，语言是书面化的语言，念起来也很别扭。如果我们的口头传统保存得比较好，年轻的父母把他们从前辈那里听来的故事说给孩子听，那么这种生动的、口语化的讲述方式不仅适合儿童的理解能力，也会易于记忆。遗憾的是，我们已经逐渐失去讲述传统故事的能力，口头传统处在了濒危状态。而且，口头传统非常的脆弱，一旦消失便不可再生，这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口头传统的现状，如果由我来总结的话，那就是在困境中存在希望。尽管目前在我国的一些现代化大都市里，口头传统在日常生活里已经难觅踪影，但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能够搜集到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现在在西藏、新疆的纵深地带，还存在着一批史诗艺人，他们不仅能够口述史诗，而且还在传授弟子;在贵州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古歌的传承人，通过他们，人们还能够听到古代的歌诗。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研究者们发现一百多年前的口头传统在当地基本上荡然无存。所以，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保护还是充满希望的。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大有提升，加上中央政府对非物质文化的重视与日俱增，因此，对中华民族丰富的口头文化传统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和收集，建立中国民间口头传统资料库，推动中国口头传统的研究，可谓时不我待。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乃至全社会付出艰辛的努力。 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 记 者：您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有9个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这些田野研究基地有什么作用? 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03年开始，正式启动了“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项目。具体讲，就是我们研究所和若干精心遴选的少数民族地方结成伙伴关系。研究基地的设立，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传统民俗文化蕴籍深厚，博大精深，不可穷尽。但选取某些地域性、族群性、支系性的文化传承，纳入制度化的发展规程，逐步加以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学术管理和经营，以点带面，作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样板，从而进行长期的形态学和类型学的定点追踪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可操作。“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把民间智慧的结晶，从原生的土壤中采摘出来，置于我们的档案资料库或者博物馆中，成为标本，这还不是保护，也谈不上科学。而田野研究基地的作用，打个比喻，就是让那些花朵植根在原来的土壤里，在原来的天空下开放。我们所做的，只是科学地观察、忠实地记录和实证地分析研究。经过较长时期的经营，我们就能够对社会经济文化急速变迁中的各民族口头传统和文化传承，进行高质量的、立体的、多角度的呈现。 入选田野研究基地的地方，是那些在口头传统形态上具有典型性的地区，例如较完整保有某种或某些独特的文学传统和活形态的口头艺术样式，或集中体现该民族文化特异性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地区。这些地区最好还要有传承的根脉、传承的历史、传承的艺人，传统社区比较完整。例如我们在贵州黎平建立的侗族大歌田野研究基地，有3000户的侗族居民，他们居住的社区全部都由100多年前建造的青瓦木楼构成。在这种具有历史传统的民居环境中，文化保存是比较完整和真实的，非常适合研究人员持续不断地前往进行跟踪研究。这对一个田野研究基地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我们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共建有9个研究基地，包括内蒙古扎鲁特蒙古族乌力格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四川甘孜德格藏族格萨尔史诗研究基地、贵州黎平侗族大歌研究基地等等。 口头传统数字化典藏：新媒介的优势 记 者：从这些田野研究基地采集到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如何对其进行数据化归档? 尹虎彬：刚刚过去的6月1日，我国颁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生效，这部法律规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口头传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在田野基地采集到活形态的口头艺术样式之后，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对其进行研究和保护。但是保护口头传统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可以是一个严谨规范的操作流程：首先，需要大量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工作人员，组织成团队来从事这项工作。这个专业的工作团队要懂得当地民族语言，能够完全融入少数民族社区，同时擅长摄像、摄影、录音技术，掌握现代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样式进行完整的采录;其次，田野研究基地的采录工作完成之后，研究人员要制定一定的学术规范，对采录到的每一篇材料进行整理、登记;再次，采录成果根据一定的学术规范进行登记后，才能在实体库进行编目、数字化、数据化，最后呈现出数据库的形式。一个成功的专题数据库，其内部数据必须是连贯的、完整的，按照科学合理的规则分门别类，数据的进入和调出都有详细的记录。这就是进行口头传统田野采录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已在世界民族文学的研究领域成为新的潮流。例如芬兰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在20年前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探索，现在已做得比较成熟了。我们在这个领域才刚刚起步，比上述那样一些先进国家落后整整20年。 记 者：那么，您认为口头传统数字化典藏的优势体现在哪些地方? 尹虎彬：数字化典藏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利用了新的传播媒介。以前，口头传统依靠社区里人和人之间进行面对面的口头传播，比如一个人演唱给周围的人听。这是传统方式，是和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科技水平相关联的。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数字革命的进步，传统社区里通过口口相传得以传承的传统文化逐步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互联网上也存在着网络社区，它和传统社区并列，具有更加强大的传播力量、更加快速的传播速度和比较大的信息容量。 记 者：除了这些优势，数字化技术在这个领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和挑战? 尹虎彬：口头传统的数字化典藏当然也存在着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库作为一个数字化的展示平台，需要比较大的、持续的资金投入，其维护成本高;二是当前的数字技术发展迅速，研究人员需要时刻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应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浪潮。很多人担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数字时代只是短暂的一瞬，数字化储存的宝贵资料也很可能成为一夜昙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二十年前我们使用模拟信号的录音磁带来记录民间的口头传统，现如今模拟信号的采录工具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数码产品成为工作人员进行田野研究的主要工具。科技迅猛发展，工作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存储的数据资料如何更新，如何转换到新的媒介上储存?这是口头传统进行数字化典藏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口头传统的网络共享：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记 者：这次研讨会上，一些外国专家介绍到，他们对口头传统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网站、电子期刊的方式向公众免费公布。国内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举措? 尹虎彬：在口头传统数据资料的开放性共享这个问题上，一些国家做得确实比较好。美国的一些高校，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建立数字图书馆，到90年代末基本建成。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有4个数字化项目，这些项目通过网站、电子期刊的方式对全世界开放，只要你能连接到互联网，就可以免费获取他们的某些研究成果以及影像资料，这体现了一种开放态度。我国近年来也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国家图书馆投入了上亿资金建立数字图书馆，在2009年开展了“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数字)推荐工程”，这项文化工程旨在向广大读者推荐优秀长篇小说，首批500本优秀文学作品免费向全球开放阅读。中国民俗学网上也有1500本专业书籍对外开放共享，网民可以通过登录该网站免费下载这批书籍的电子文本。 数字化时代最大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资源共享性，这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文化共享。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口头文学研究项目就是这样的典型，它的原始材料来自网民的自由采集。网民可以将自己采集到的口头文学样式通过互联网传送至该项目的网络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研究数据的提供者。这种网络化的采录方式超越了政府部门的局限，可能会造成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被侵犯、意识形态被冒犯的情况。然而，网络化采集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拥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互联网的资源共享性质和网络用户的共享精神。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里，它将成为人类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是势不可挡的潮流和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