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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华 摘要：为反击七子派格调论，晚明性灵论者在研究和阐释唐诗时，往往别开生面、新意层出，使得古典唐诗学堂庑顿开；公安派以性灵说为核心，认为唐诗是真性灵的典范、是极变穷趣的典范、是元神活泼的典范；发掘唐人独抒性灵的内在精神，弘扬唐诗自然真率的艺术风格，揭示唐诗历久弥新的内在原因；冲破“诗必盛唐”的“格套”，打通初盛中晚乃至唐宋界阈来论述诗歌流变，证明诗歌新变的历史合理性，致使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唐诗均得以受到重视，使得明代唐诗学得以凑全勋。性灵论与格调论在碰撞中凸显或深化了彼此的唐诗观，产生了非常丰富而精微的唐诗理论研究成果，并促使唐诗文献在万历中叶后得到空前规模的整理与开发。最后，在各种观念的相济相兼中，古典唐诗学逐渐摆脱局促和失衡，走向宏阔和通达。 关键词：性灵论；唐诗学；明代 明神宗万历年间，是中国思想史上发生巨变的时期。朝廷无所作为，政治腐朽黑暗，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阶层壮大，极端思潮泛滥，最终导致现实秩序与传统文化的巨大裂变。性灵派的崛起，正是上述状况在文学上的体现。那寄托着美好憧憬、体现着高度权威、激发着无限热情、充满着高度自信的格调论，不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写真诗真精神，反对七子派模拟包括唐诗在内的古代诗文，性灵论者因此而被视为传统的颠覆者、古典的否定者，他们对唐诗的研究成就及其对唐诗学发展产生的正面影响几乎被忽略。事实是，为反击格调论，晚明性灵论者也在研究唐诗、阐释唐诗，并逐步形成具有性灵特色的唐诗观。在此影响下，传统唐诗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乃至影响到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走向。 一 当万历初期王学左派演变为异端色彩的个性思潮时，徐渭等人对唐诗的论说，已为公安派唐诗学的兴起作好了准备。万历中叶，公安派高扬“性灵”的旗帜，向格调论发起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格调论唐诗学体系，并逐步形成具有性灵特色的唐诗观。 1.“唐人妙处，正在无法”，唐诗“流自性灵” 南宋严羽“辨尽诸家体制”[2]的理论主张和初步尝试，经由元人杨士弘编《唐音》时“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的诗学实践，再到明初高棅“辨尽诸家，剖析毫芒”[3]进一步努力，终于在李东阳那里形成“格调论”完整的理论模式，即通过形式上可感的格律声调，去揣摩、体味、把握、分辨诗歌的艺术风貌和诗人的性情。李梦阳在两次写给何景明的信中，都明确主张模拟汉魏盛唐诗格调，并称之为“法”、“规矩”，强调“尺寸古法”。七子派接受唐诗，大体遵循这一思维模式。[4] 虞淳熙在《徐文长集序》中称：王世贞、李攀龙主盟文坛时，“囊括无遗士，所不能包者二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汤显祖(号若士)在南京为官十载，曾师从泰州学派罗汝芳，后又受李贽影响，并与徐渭友善，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其《答王澹生》一文述及他与友人论讨李梦阳、李攀龙和王世贞，“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对照七子派后学胡应麟在《诗薮》续编卷二中，论歌行将李梦阳媲美李白、王世贞媲美杜甫，论七绝将李攀龙媲美王昌龄，称他们“才力悉敌”、“异代同工”，汤显祖此论，无疑对复古派大家作了否定。但“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的判断，见出他对唐诗汉文的高度评价。其《清莲阁记》云：“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唐代诗人都以才情自胜，是“有情”而非“有法”之天下成就了大诗人李白，这就是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表露的观点：“世总为情，情生诗歌”。 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曾受学李贽，与汤显祖多有交往。万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袁宏道任苏州府吴县令。期间，曾给弟中道诗集作序，其中表达的理论主张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 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5]秦汉文、盛唐诗，都不是靠固守前人法度而来。他指出，“唐人妙处，正在无法”：“如六朝、汉魏者，唐人既以为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虽慕之，亦决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6]唐代诗人能取得度越千古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并不因袭古人。而唐诗之所以历千年还能给人以新鲜感，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就因其出自诗人的真性灵：“唐人之诗，无论工不工，第取而读之，其色鲜妍，如旦晚脱笔研者……夫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7]视唐诗为诗人真性灵的自然流露，视真性灵为唐诗千载常新的生命之源，将法度的唐诗还原于性灵的唐诗，这是对唐诗内在精神的发掘。当人们已经习惯视唐诗为权威的固定范式、习惯在唐诗中寻找法度时，这一提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袁宏道评宋刘辰翁批点的《韦孟全集》，即体现出他对自然性灵、对唐人“高趣”的偏爱。 袁宏道任吴县令时，江盈科恰任长洲县令，二人同在苏州府，交往便利，诗文酬唱，同气相求。江盈科对唐诗的接受态度亦颇具针对性，他说：善论诗者，当关注诗是否“真”，不应介意是否唐或盛唐；如能写出“真诗”，即便不刻意求似盛唐，“而盛唐自不能外”，也即具有盛唐诗的风貌；不出自真情实感，却摘取盛唐字句，一味从形式上模拟，无异于偷盗。[8]其间透漏出他对唐诗尤其盛唐诗的价值判断：真。唐人或写真境象，如杜甫夔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皆作”，这一新变，“非有意换格”，而是杜甫面对“挺特奇崛”的蜀中山水，“象境传神”、“随物肖形”的结果，是“真诗人真手笔”；或抒真性情，如李白是“快活人”，得意时斗酒百篇，“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及流夜郎后，作诗甚少，“当由兴趣销索”；又如王维，和平淡泊，发于自然，“譬如春园花鸟，羽毛声韵，色泽香味，都属天机”。[9]总之，被时人热衷模拟的盛唐诗，原本是真性情真境象。与袁宏道一样，江盈科也揭示了唐诗的内在精神。 既然是诗人鲜活的真性灵铸就了唐诗的辉煌，则不当以模拟格调为接受唐诗的方式，而应领会其内在精神，学其本真。 2.“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唐诗“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北宋王安石辑《唐百家诗选》，按初唐诗、盛唐诗、大历诗、中唐诗、晚唐诗排序，将唐诗分为五期。理论上明确给唐诗分期，始于南宋严羽。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从诗风兴替因革的角度，将整个唐诗区分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种体式，简要勾画了唐诗流变的基本轮廓，即由六朝经初唐而趋向盛唐之盛，再经大历、元和而转入晚唐之衰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严羽列“汉魏晋与盛唐之诗”为“第一义”，又强调“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10]。元杨士弘选编《唐音》，正式标列“初、盛、中、晚”，“四唐”的分期终于取得定型。明初高棅著《唐诗品汇》，不仅大致区划了“四唐”的具体时限，而且承续严羽，明确提倡以开元、天宝为楷式，直接开启了“前七子”对唐诗范型的选择。[11]《明史·文苑传》说李梦阳倡言“诗必盛唐”，并不准确，倒是钱谦益的说法更符合实际：“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12]李梦阳的观点基本代表了七子派确定的唐诗范式。[13] 袁宏道《叙小修诗》曰：“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强调每个时代都不可沿袭前朝成法，而应充分变革，尽量展示属于自己的真实趣味和时代个性。基于此，格调论者于唐诗推崇初盛排斥中晚乃至宋诗就是错误的： 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 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 又有一字相袭者乎？ 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14] 注目于唐诗各具面目，袁宏道突破七子派“诗必盛唐”甚至专主李杜的“格套”，否定他们对唐宋、“四唐”及其诗人的优劣分畛。在有明一代复古派和反复古派中，唐宋诗之争始终是核心话题。七子派“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15]，于宋诗贬损尤过，李梦阳和何景明都曾说“宋无诗”。[16]袁宏道从贵真的角度出发，不仅肯定大历以后诗人，且褒赞宋诗。在写给李贽的信中，袁宏道对宋代苏轼、欧阳修极力推举，认为苏轼虽高古不如杜甫，“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又谓“至李、杜而诗道始大。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17]由“大”到“圣”到“神”，渐次递进，在表述对尊唐贬宋不满的同时，着力提升了韩愈、柳宗元、元稹和白居易的诗学地位。尚需指出，虽然袁宏道从极变穷趣的角度认为宋诗超越了唐诗，但在实际创作中，他却更多地接受了中晚唐诗的熏染。这是袁中道多年后的评断：“昔吾先兄中郎，其诗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处似晚唐，而盛唐之浑含尚未也。”[18]为突破七子派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的藩篱，江盈科称：“吾以为善作诗者，自汉魏盛唐之外，必遍究中晚，然后可以穷诗之变；必尽目前所见之物与事，皆能收入篇章，然后可以极诗之妙。”以通变的眼光看，“中晚之诗，穷工极变，自非后世可及”。[19]从妙趣的角度求，“白、苏二君子，所谓元神活泼者也。千载而下，读其议论，想见其为人，大都其衷洒然，其趣怡然”。[20]“怡然”之妙“趣”，即“元神活泼”，实为“极其变”所致，他对白居易即如此高评：“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境到意随”，世间一切“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21] 在《雪涛阁集序》一文中，袁宏道根据“法因于敝，而成于过”的观点，解释诗歌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俪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 在七子派那里，往往强调“法”的先验性结构，致力于维护它的权威性。王世贞在论律诗时说：“《诗》不云乎：‘有物有则’。夫近体为律。夫律，法也，法家严而寡恩。又于乐亦为律，律亦乐法也。其翕纯皦绎，秩然而不可乱也，是故推盛唐。”[22]论及各体时亦称：“五言古，故苏李其风乎，而法极黄初矣；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杜、李矣；律畅于唐乎，而法极大历矣。”[23]“法”有“极”的时候，“法极”也就标志着达到了该体最完美的状态。学诗者就当以此为楷范。袁宏道却认为诗“法”是诗弊逼出来的，然诗“法”既出又会矫枉过正，此时又得逼出新“法”，唐之初、盛、中、晚及宋诗之法，皆出于鼎新革弊之必需，无有固止，递变无穷。像这样打通初、盛、中、晚乃至唐宋界域来论述诗歌流变，显然是对传统唐诗学的一大突破。 3.“偏嗜必奇”“以偏而至”，唐诗出奇制胜 七子派对盛唐诗审美特质的推举，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中一段话很有代表性：“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李梦阳《与徐氏论文书》说：“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谢榛《诗家直说》卷二称韩愈、柳宗元五言诗常用艰深奇涩之字，卢仝诗句“黄金矿里铸出相思泪”“太涉险怪”，提示“后学当以为诫”。这符合传统古典诗歌的美学理想。 绍兴府山阴人徐渭 (字文长)曾师事王畿，有强烈的异端思想。当时的异端思潮主张用自然的人性、人情、人欲来对抗正统儒家的名教、礼教、理学，这种蔑视历史上一切权威、反对任何思想束缚的伦理哲学，必然导致文学思想上的不趋流俗，标新立异。徐渭曾辛辣地嘲讽“今之为诗者”如鹦鹉学舌：“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矣。”[24]显然针对师古派而发。但徐渭并不排斥唐诗： 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不知近日学王、孟人，何故伎俩如此狭小？ 在他面前说李、杜不得，何况此四家耶？ 殊可怪叹。菽粟虽常嗜，不信有却龙肝凤髓都不理耶？[25] 这段文字很有代表性，体现了徐渭对唐诗的认识。一方面，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都堪称师古派“诗必盛唐”的核心典范，他们的诗歌符合文质彬彬、情理谐和的古典审美理想，相较于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等开创新体格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显得典雅而平凡；另一方面，前后七子或学李、杜，或师王、孟，千人一面，已致该典范流于平庸熟滥。由此观之，独辟蹊径、走偏入奇的诗人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让人眼界顿开，令徐渭大为惊叹，呼为“奇种”。需要指出，徐渭只是叹“奇”而已，并未贬低李、杜、王、孟诗的价值。因为，以“菽粟”比李、杜、王、孟，以“龙肝凤髓”喻韩愈等“四家”，菽粟乃寻常食物，远不及龙肝凤髓珍奇，所以人们不会因“常嗜”而推却珍奇，但后者终不可作为充饥饱腹之主食赖以为生。虽则如此，徐渭还是流露出对唐诗奇趣的偏嗜。他曾认真批注过李贺诗，从他对 《唐李长吉诗集》的批注中，亦可看出他的嗜好，如批外集《嘲雪》诗：“奇甚，不犯诸作雪套。作语更奇，宛然雪似人也。”只要达到新奇效果，即便诗人凭空杜撰意象，亦深得徐渭称赏，如批卷四《溪晚凉》：“‘玉烟’、‘银湾’并杜撰，却自是好。”徐渭在创作中也是这样接受唐诗的，卢世㴶即指出其诗受到李贺沾溉：“文长诗不今不古，实可孤行，自堪命代。乃不能不沾沾于李长吉。”[26]陶望龄《徐文长三集序》亦称徐渭“文类唐宋，诗杂入唐中晚”。除受当时的哲学思潮影响外，徐渭的好尚，也取决于他的身世经历。从徐渭坎坷不平的遭际、耳濡目染的环境、孤高桀傲的个性可以判断，他推崇中唐韩、孟、卢、李之奇偏一格，实际上是他追求一己之“真我”的哲学思想在诗学领域的实践。徐渭的上述论说，显然与格调论接受唐诗的审美范式相背离。而徐渭摒弃固常、偏嗜新奇的思想，在晚明性灵论诗学中却很有市场。这就为曾受冷落而又富于创新的中晚唐诗提供了焕发生命的历史舞台。 袁宏道极为推赏徐渭，曾整理并评点《徐文长文集》，在文中再三致意，故而其诗学思想也受到徐渭的影响。江盈科就说：“中郎为诗，最耻模拟，其于长吉，非必有心学之。”[27]虽从反模拟出发曲为之辩，却揭示了袁宏道学李贺的事实。 从性灵论角度出发，即便李白、杜甫，也是张扬个性、富于创造的奇才。受王学左派影响，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激烈抨击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提倡个性解放。他在《藏书·儒臣传》里曾为陈子昂、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多位诗人立传。他对李、杜、韩、柳是这样评价的：“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 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28]孔子曾经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9]后来孟子就此解释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30]儒家以“中行”为最理想的行为方式，狂和狷都是不合中道的行为，李贽对李白等作如此归类，意欲说明唐代成就最高的作家都不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实践者，其成就的取得，恰是不循规蹈矩，伸张个性的结果。江盈科也是这样理解李、杜的，其《解脱集引》将李白、杜甫与李贺相提并论，称杜甫诗“宏博精炼”，为“正而能奇者”；李白诗“超脱妙绝”，乃“以奇为奇者”；至于李贺，“事不必宇宙有，语不必世人解，信口矢音，突兀怪特”，则“奇之奇者”。这就是性灵论者接受李、杜的独特视角。不过，他对李贺“奇之奇”的评价是：“盖有唐三百年，一人而已”，显然让李、杜充当了配角。王思任山阴人，比袁宏道晚三年进士，曾为青浦县令，后又补松江府学教授。他在给曾益注《昌谷集》所写的序文中，对李贺诗歌的价值、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了精辟论说。王思任指出奇正相生、穷则通变的自然常理以及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为肯定以 “惊”、“怪”、“奇”、“变”为特点的李贺诗作铺垫。[31] 万历二十四年，陶望龄请假回乡，特慕名拜访吴县县令袁宏道。两人长谈数日，引为知交。次年，宏道辞官，与陶望龄同游越中，交情益笃。万历二十九年，陶望龄进京主持公安派学会。其《马曹稿序》有谓： 吾观唐之诗，至开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沈舒促，浓淡悲愉，固已若苍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浅也，患其入也，而郊、岛则惟患其不入也；韦、柳之冲也，患其尽也，而籍、建则惟患其不尽也；温、许之冶也，患其稚也，而卢、刘则惟患其不稚也；韩退之氏抗之以为诘崛，李长吉氏探之以为幽险。予于是叹曰：诗之大至是乎！ 偏师必捷，偏嗜必奇。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 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 开元之诗，固可称“盛”，但其盛况恰表现在诸大家各有宗趣，其特色之鲜明，“若苍素之殊色”，而非众所同趋，千篇一律。由此演进而入中唐，元、白、郊、岛等等诗人亦皆有自己的个性追求，甚且互为对立，他们不求同，不摹古，发挥各自偏长，终能出奇制胜。这就是陶望龄对唐诗的理解。此前，何景明、李攀龙都曾引述《周易》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拟议以成其变化”论述诗歌创作，但“富有”与“日新”而成的变化，是建立在“拟议”的基础上，建立在与古人求同求似基础上；[32]陶望龄则认为“众偏”才可汇合成“富有”，“独至”方能实现“日新”，这就充分肯定了中唐而后独辟蹊径的众多诗人。 二 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33]虽不免夸大，仍可见出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性灵派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性灵论阵营来说，对唐诗学产生最明显的成效，一是直接导致此前备受冷落的中晚唐诗受到高度重视，二是推出了袁中道和竟陵派对性灵论唐诗学的改良性成果。 叶向高万历三十五年入阁，次年为首辅，其观点有一定代表性。在万历三十三年所作《精注百家唐诗汇选叙》中，叶向高明确宣称：“善论诗者，问其诗之真不真，不问其诗之唐不唐、盛不盛。盖能为真诗，则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在；苟徒徇盛唐之名，而概谓中晚之不足观，则谬矣。”和公安派的观点何其相似。“论诗当求其真”，不应根据是否唐诗或盛唐诗评判优劣。在此基础上，叶向高进一步提出 “诗必研穷中晚，方尽诗家之变”。[34]这样，叶向高由取真性情的视角，最终也导向对中晚唐诗歌的重视。从“尽变”、求真性情而重视中晚唐诗作，是公安派直接影响下的结果。这一思路，一直沿续到明朝末季。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的姚希孟，在其《合刻中晚名家集序》中，即从变初盛、“快人意”、“抒幽恨”、“写离愁”的角度，对中晚唐诗大加赞美。崇祯时魏学洢则从出新求变的精神层面肯定中晚唐之作，认为盛唐大家开辟殆尽，“止留一尖脆僻险之径以遗后，而后起者亦宁尖脆、宁僻险，而断不肯为初盛优孟，于是一代之风气遂日迁而不穷”。[35]杨文骢序毛晋《唐人八家诗》时，从诗歌本体意义上肯定中晚唐诗“宛转悠扬，沨沨乎独行于声音节奏之外”的“声情风味”，以“有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之致”的“声情风味”来概括中、晚唐诗的艺术特色。稍前的李栻在《唐诗会选凡例》中谓晚唐绝句“妙悟透彻，托兴深远”，超过盛唐；略后的陆时雍在《唐诗镜》里说中唐诗“去规模而得情趣”，是其“胜盛唐处”，表现出类似识见。 在前后七子勃兴时期，初盛唐诗歌文献得到大力整理和开发，成就斐然，而中晚唐诗则受到冷落。[36]在性灵论影响下，中晚唐诗遂得重视。选本最能体现选家的审美趣味，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刘生龢辑 《唐诗七言律选》8卷，选录唐人120家诗近600首，其中初唐9人，诗18首；盛唐10人，诗23首，不选李杜；中唐选42人，诗162首；晚唐选59人，诗388首。所选初盛唐诗人不及中晚唐五之一，诗不及十之一。又如徐用吾辑《精选唐诗分类评释绳尺》，只有7卷，但选初唐自贞观至麟德24人，盛唐自麟德至天宝83人，中唐自天宝至元和间70人，晚唐自元和至南唐100余人，流露出轻初盛、重中晚的倾向。除选诗外，汇刻中唐诗亦成风气，如陆汴辑《广十二家唐诗》81卷，朱之蕃辑《中唐十二家诗集》11卷，均录储光羲、独孤及、孙逖、崔峒、钱起、刘长卿、刘禹锡、卢纶、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12家诗；陆梦龙辑评《韩柳合刻》8卷，蒋之翘辑注 《韩柳全集》104卷。其时李若讷指出：“中朝李空同、何大复、徐昌谷以迨七子，非李、杜、王、孟不为也。而近日乃元、白、仝、贺、郊、岛诸家，以颖见售。”[37]确乎如此，如徐守铭辑《元白长庆集》31卷，马元调亦辑《元白长庆集》141卷；李贺诗集继徐渭、董懋策之后，又有姚佺、张睿卿、陈愫、丘象随、孙枝蔚、黄淳耀、张恂、曾益等人为之评注笺，不少时彦名流如李维桢、吴文焕纷纷为李贺注本作序，以示倡扬，足见一时风尚。 不过最明显的是，大量晚唐诗人集子纷纷汇刻面世，深受世人关注。如万历三十一年许自昌辑《陆鲁望皮袭美二先生集合刻》38卷，录陆龟蒙集20卷，文薮10卷，皮日休倡酬诗8卷；万历四十年朱之蕃辑刻《晚唐十二家诗集》25卷，录孟郊、郑谷、许浑、姚合、杜牧、薛能、李中、吴融、罗隐、李频、许棠、杜荀鹤12家诗；毕效钦则在原录《十家唐诗》的基础上，增入中晚唐间张祜、韩翃、秦系、耿湋、项斯、温庭筠、许浑、李咸用、李洞、曹松、于邺、刘沧12家诗，共23卷；天启四年李之桢辑刻《唐十家诗》录徐安贞、刘长卿、韦应物、李德裕、陆龟蒙、皮日休、许浑、郑谷、欧阳詹、黄滔 10家唐人诗集，共51卷；天启年间姚希孟辑《合刻西昆集》，录李贺、温庭筠、韩翃、韩偓四家诗。尤其崇祯年间毛晋编校一系列唐人合集，更显示了这方面的业绩。他除合刊《唐人选唐诗八种》[38]外，又辑《唐人八家诗》，录许浑、罗隐、李中、李群玉、李商隐、薛能、贾岛、李嘉祐诗集，其《五唐人诗集》、《唐人六集》、《唐人四集》、《唐三高僧集》尚辑皎然、孟郊、李贺、王建、李绅、鲍溶、姚合、温庭筠、郑谷、韩偓、吴融、方干、杜荀鹤、周贺、韦庄、齐己、贯休等人诗集，并逐一作跋，考镜版本，多有评骘。这些诗人诗作的大量传播，不仅让熟习初盛唐的诗坛充满新奇，也促使明代唐诗出现 “凑全勋”的兴盛局面。 其实，袁宏道身后的性灵论者，也在修正着自身的理论。 袁中道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比宏道晚中24年。宏道去世后，中道对公安派的创作认真反思，力求通过吸纳格调论的合理意见，完善公安派的性灵说。在《蔡不瑕诗序》中，袁中道对七子派的评价比较客观，对公安派的检讨也算深刻。指出公安派的弊端在俚俗和率露，亦切中其病。这些认识，决定了他对唐诗的态度：“诗以三唐为的”，“传盛唐之神”。“诗以三唐为的”，则纠正了公安派对唐诗法度的否定；“传盛唐之神”，则避免重蹈七子派接受唐诗时“徒取形似，无关神骨”[39]。袁中道一直于此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如《寄曹大参尊生》谓：“至于作诗，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盖天下事，未有不贵蕴藉者，词意一时俱尽，虽工不贵也。近日始细读盛唐人诗，稍悟古人盐味胶青之妙。”以变化解七子派之俗套，以含蓄救公安派之率易。“学古诗者，以离而合为妙。李、杜、元、白，各有其神，非慧眼不能见，非慧心不能写，直以肤色皮毛而已，以之悦俗眼可也。”[40]显为针对七子派末流徒袭唐诗体貌不顾神情的弊端。“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次则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李白、杜甫之才实胜王维、李颀，诗却不如王维、李颀，“亦以发泄太尽故也。”[41]此又针对公安派流弊。这甚至决定了他对唐宋优劣之争的态度。在《宋元诗序》里，袁中道明确断言：就诗来说，宋人“不能无让”唐人，“诗莫盛于唐”；宋元诗虽不如唐，却有与唐诗并存于世的价值。这种说法，避免了七子派与公安派在唐宋之争上的极端或偏执。此外，文中所指唐宋诗的优缺点，显出调和“格调”与“性灵”的意图。谓唐诗“览之有色，扣之有声，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此乃袁宏道“唐人千岁而新”声口；谓唐诗“抒情绘景，以远为近，以离为合，妙在含裹，不在披露。其格高，其气浑，其法严”，宋诗“甚且为迂为拙，为俚为狷”，则吸收了七子派的论说。称唐诗“其取材甚俭，其为途甚狭”，宋诗“各出手眼，各为机局”，“情穷而遂无所不写，景穷而遂无所不收”，亦为性灵派通论。 万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间，钟惺与谭元春合作，编撰《唐诗归》36卷。钟惺之父钟一贯为武进学训，万历后期钟惺在南京礼部任职多年。钱谦益称：“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42]朱彝尊亦谓：“《诗归》既出，纸贵一时。”[43]可见钟、谭及其《诗归》在当时影响之大。从他们评论唐诗的文字中，可以大体把握其唐诗观。 钟惺《诗归序》强调“以古人为归”，这是对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反拨；但又不同于七子派师古人之格调，提出“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七子派以盛唐为最高范式，中、晚唐有诗得到肯定者必定近似初盛唐，所谓 “高者可入盛唐”，而钟惺欣赏的中、晚唐诗则自具面目，独得其“妙”：“看晚唐诗，但当采其妙处耳，不必问其某处似初唐与否也。亦有一种高远之句，不让初盛唐者，而气韵幽寒，骨响崎嵚，即在至妙之中，使人读而知其为晚唐。”“晚唐诗有极妙而与盛唐人远者，有不必妙而气脉神韵与盛唐人近者。”[44]他选编唐诗时，为避开“极熟”面孔，竟舍弃许多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如杜甫《秋兴》八首、元稹《连昌宫辞》、白居易《长恨歌》等，于李白《古风》59首仅录1首，这与钟惺所理解的“古人之精神”有关。所谓古人之精神，即不为时人所觉察、所熟悉的“幽情单绪”：“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具体说来，又体现为奇异孤偏和清灵深远二端。先看对奇异孤偏的好尚。钟惺对刘希夷等人评价极高，即着眼于“淹秀明约，别肠别趣”；认为杜甫七绝“长处在用生，往往有别趣”；评元结诗“溪刻直奥，有异趣，有奇响”，说严武“交有奇情，诗有奇趣”。[45]许学夷谓其“大抵尚奇偏、黜雅正”[46]，颇中肯綮。这正是性灵论对唐诗的接受视角。再看对清灵静远的偏嗜。钟惺说：“浩然诗，当于清浅中寻其静远之趣”，“读太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47]，常建诗“清微灵洞”、“灵慧之极”等等，都表现出对清灵静远风格情有独钟。对此，袁中道引为同调：“友人竟陵钟伯敬，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48]不过，钟惺在欣赏清灵的同时，意识到“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灵慧而气不厚，则肤且佻矣”[49]，认为唐诗清远的韵味基于浑厚的底蕴，从而避免了肤浅与轻佻。所以，尽管公安和竟陵同是从性灵说出发，而归趋并不一样。公安派的诗论成为清代宗宋派唐诗学的先导，竟陵派的唐诗观却构成了由前后七子向王士祯的过渡。 谭元春对唐诗的态度与接受角度与钟惺相合。一是抛弃公安派 “信手信腕”的做法，主张取法古人；二是避开七子派对唐诗的格调定位。为避免钟惺所谓“极肤极狭极熟”者，他另辟蹊径，如七子派要求古诗师法汉魏，谭元春却说“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与钟惺一样，他特别致赏奇险和清灵淡远的风格，如对孟郊与李贺的态度： “诗家变化，自盛唐诸家而妙已极，后来人又欲别寻出路，自不能无东野、长吉一派”，视孟郊与李贺为摆脱旧径、另辟新途的代表，因此他为李贺问祖正名：“长吉诗在唐为新声，实有从汉魏以上来者，人但以为长吉派耳”[50]，又称孟郊“于奇险高寒，真所谓生于性、长于命、而成于故者”[51]。尚奇险的旨趣与公安派一致。与此相关联，他也欣赏清淡的境界：他批张九龄《入庐山仰望瀑布水》：“清景相逼，心目恍惚，不知其故，自然有参合玄冥之妙。”批常建《题破山寺后院》：“清境幻思，千古不磨。”而对于公安派的率露拙易，谭元春似有意矫之以含蓄浑厚：杜甫《捣衣》“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夹批：“涵蓄渊永，意出纸外。”除标举含蓄隽永的韵味外，谭元春极为看重唐诗浑厚的意境：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句夹批：“多少厚！”皇甫松《古松感兴》批点：“极朴极厚亦极高。”[52] 钟、谭重提师法古人，标举唐诗含蓄浑厚的风格，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公安派浅俗率易之病；而要求取唐人之精神，又避免了七子派的徒袭体貌；对唐诗别开生面的钩奇探奥，也拓展了唐诗接受的领域。七子派后学许学夷批评《诗归》道：“古今好奇之士多不循古法，创为新变以自取异，然未尝敢以法古为非也。至袁中郎则毅然立论，凡稍近古者掊击殆尽，然其意但欲自立门户以为高，而于古人雅正者未尝敢黜也。至钟伯敬、谭友夏，则凡于古人雅正者靡不尽黜，而偏奇者靡不尽收。”“尚偏奇、黜雅正”的取向与格调论固然不合，其“特标性灵”也与“诸家评诗，皆取声响”[53]迥然异趣，钟惺和谭元春所选所评，主观意识很强，未必符合原诗原意，却也显示出唐诗在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可以产生巨大的能动力量。竟陵诗派的出现，曾改变了一时风气，钱谦益评袁宏道时说：“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54]钟、谭的美学宗趣及其被广泛接受，根源于时代的文化土壤：以奇异孤偏和清灵静远为唐人精神，实际上表现了他们远离尘世、孤芳自赏的落寞情怀，体现了晚明士人消极的人生态度。 三 面对性灵派的挑战，七子派后学积极抗争，反复论辩。与偏重性灵论的上述诸家相比，他们对唐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为了对抗性灵论诗学另立诗学范型，通过选诗、刻诗等方式继续传播初盛唐诗，张扬其美学价值；二是在与性灵论的辩论中，极力维护着格调说的根本，从而在思辨中深化了传统格调论唐诗学；三是吸纳性灵论的成分，改良格调论唐诗学。在性灵论和格调论对立的同时，也有人试图取长补短，建构一种更为通达的唐诗接受模式。 如前所述，性灵论影响下中晚唐乃至宋诗文献得到大力整理和开发，这一状况也刺激了七子派拥护者整理和传播初盛唐诗歌文献的热情。如吴勉学辑《唐乐府》18卷，汇辑唐人乐府，只录初盛，而不及中晚；臧懋循辑刻《唐诗所》47卷，仅录初盛唐诗；黄克缵、卫一凤辑《全唐风雅》12卷，亦就高棅、李攀龙二家选本增损而成，其自序谓：“大都取其文章尔雅、音韵谐畅，雄浑高古、沉抑顿挫无不兼取，而用意必归于忠厚，庶几风雅之遗。”[55]张可大辑《唐诗类韵》4卷，万历四十七年自序云：“法严韵谐，此规矩也；若气格，若风骨，若情采，则又系乎识者之宏裁。”他们选唐诗的依据都是格调论的审美取向。万历十四年进士李沂辑《唐诗援》30 卷，选录唐人诗 1100余首，按体编排，多录初盛唐诗，其选编宗旨见书前《自序》：“前七子”出，文质炳焕，诗道大昌；至天启、崇祯年间，“始有舍盛唐而宗中晚者。盖识短则便其卑，力微则爱其薄，源不正则趋于诡，思不洁则流于绘。更舍唐而宗宋元，窃恐欲新其调，调弥俚；欲畅其词，词弥率；欲深其意，意弥谫也……是中晚及宋元人皆知尊盛唐，皆知学盛唐而患不逮，乃今之人背高曾而尸祝其云孙，忘本而逐末，取法乎下，必至风日颓、道日降。沂故不惮以衰朽余年，订斯编问世，不得已而命之曰‘援’也。”[56]从中可见性灵派唐诗观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格调论唐诗学所面临的尴尬困境。对此，李沂以老迈之年挺身而出，编唐诗以救援，重扬七子派唐诗观。又如郭浚辑《增定评注唐诗正声》12卷，天启六年自序称：有感于学钟惺者“以轻艳为秀逸，拗僻为新奇”，乃合梓高棅《唐诗正声》与李攀龙《唐诗选》，“取其不悖于正者稍益之”，“俾世之为诗者知象必意副，情必法畅，歌之而声中宫商，揽之而色薄云汉，循循然不逾规矩，而一出于性情之正，唐调其不亡矣”。书前的《凡例》又谓：“是编合刻李于鳞先生《唐诗选》一篇不遗”。郭浚重新编刻格调论唐诗学代表性选本，是为了扭转《唐诗归》在社会上的理论导向，其针对性很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此间初盛唐诗歌文献再掀开发热潮，初盛唐诗审美特点重新凸显，实际上是性灵论刺激的结果。 屠隆鄞县人，万历十二年即削籍归乡，王世贞所定“末五子”之一，乃后七子流裔，但与汤显祖、袁宏道亦有交谊。他论唐诗的文字散见于多篇诗文专论和序文。《与友人论诗文》记载了屠隆与性灵派的一次正面交锋。文章以“里中有友人见过，与仆抵掌谭诗文”开端，引发出近三千字的长篇专论。“友人”自《三百篇》下至唐诗以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诸人，一概贬斥，而独推宋诗。认为唐诗“千篇一什”，至劝屠隆“标异出奇，旁通俚俗，自为一家言”。显然，这是性灵论对格调论的发难。对此，屠隆在文章中一一驳斥，要言之，主要强调了唐诗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唐人长于兴趣，抒写性情。屠隆认为这是唐诗优于宋诗之处，“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又好用故实组织成诗”，“甚而叫啸怒张以为高厉，俚俗猥下以为自然”，远离性情，兴趣全无。二是唐诗娴于音节，琅然可诵。唐诗“起伏顿挫，回合正变，万状错出，悲壮沉郁，清空流利，迥乎不齐，而总之协于宫商”，而这些声音节奏传达着那个特定时代的许多信息，“用以聆音，亦以观世”：“初唐之政善，其风庞，诗葩而含；盛唐之政洽，其风畅，诗蔚而藻；中唐之政衰，其风降，诗惋而弱；晚唐之政乱，其风敝，诗飒而悲。”[57]三是唐诗格调雅正。“友人”推举“质直”、“俚下”、“博综猥琐”之格，至谓杜诗“最可喜者，不避粗硬，不讳朴野，若无意为诗者”，意欲伸张其“信手信腕”的主张。屠隆则曰：“老杜语多质朴，滥觞苏、黄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矣。”“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他一口气举了42联杜诗，以显示其悲壮、瑰丽和宛转流利的特征。其中许多具体论说，深化了传统格调论唐诗学。 但屠隆毕竟处于性灵思潮高涨的时代，他的唐诗观也吸纳了性灵说成分。如其《论诗文》云：“各极才品，各写性灵，意致虽殊，妙境则一。”因此，在评述唐人格调时，他注意到诗人才赋的差异。如同文称：“杜甫之才大而实，李白之才高而虚。杜是造建章宫殿千门万户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楼手。杜极人工，李纯是气化。”“青莲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元冲，长吉仙才而奇丽，香山仙才而闲淡。独秀俊者人易赏识耳。”既然认识到诗歌创作中才赋的作用，他对李贺、白居易这类尚怪崇俗的诗人也就能予以同等尊重，这与传统格调论大异其趣。由于尊重诗人的才性，屠隆便看到了才性对唐诗风格的决定作用：“四杰佻放，其诗砰宏；沈宋俊轻，其诗清绮；审言简贵，其诗沉拔；无功朗散，其诗闲远；燕公流播，其诗凄惋；曲江方伟，其诗峭岩；少陵思深，其诗雄大；青莲疏逸，其诗流畅；右丞精禅，其诗玄诣；襄阳高隐，其诗冲和；东野苦心，其诗枯瘠；长吉耽奇，其诗谲宕。”[58]才性不同有如其面，那么就应雍容大度，对不同风格的唐诗兼收并蓄，故他在《论诗文》里批评李攀龙选唐诗“止取其格峭调响类己者一家货，何其狭也！”在确立唐诗范式时，屠隆不像前后七子那样笼统地提某体学某人，而是注重范型诗人各自的特长，如《论诗文》指出李白、杜甫得诗人之材，王维和孟浩然得诗人之致，高适和岑参得诗人之气，刘长卿与王昌龄得诗人之声。这倒像在回应陶望龄所谓“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 “末五子”之一李维桢的唐诗观大多继承前后七子，但与汤显祖、袁宏道等性灵派成员交往甚密，亦受到性灵思潮的影响。他特别指出诗人因才性不一而各有所长，所谓“性有殊尚而才难兼收，偏嗜者必奇，偏长者必胜”。正是这些新的思想观念，促使他对传统格调论唐诗观加大了矫正力度。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从不同角度对六朝、中晚唐乃至宋诗抱有同情之理解，并进而宽容乃至局部欣赏。如《祁尔光集序》批评“慕古之士”“束唐以后书不观”，认为自《十九首》至唐中晚诗“各有所当”：人各不同，其才具、格调、规模、造诣自别；处时有异，其好尚、体裁、风气、师承难一；诗歌的风神色泽正缘此“日异而月不同”。《陈山甫诗序》则替严维、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辩解，认为他们笔下白云春风、花草蜂蝶、绮罗脂粉、金玉鸾凤，符合宇宙间的天文地理人士物宜，可资后学积集诗材。又赞李贺 “胸有万卷书，笔无半点尘”[59]，尤其对七子所不齿的宋元诗，他亦别有会心：一是从诗歌发展的自然规律示以同情之理解，如：“诗自《三百篇》至于唐，而体无不备矣。宋元人不能别为体，而所用体又止唐人，则其逊于唐也故宜。”[60]二是从传统儒家观风俗知盛衰的角度肯定宋元诗的认识价值，如《宋元诗序》称：“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采风陈诗，而政事学术、好尚习俗、升降污隆具在目前。”三是以唐诗为准绳认可宋元诗中亦有高格之作，如其《郭生诗题辞》赞赏王世贞“尝讨论差次，标其合者与三唐并传”的意愿。李维桢的这些论说，预示着格调论唐诗观将变得更加开放。 常州府江阴县许学夷著《诗源辩体》，详论诗歌源流正变，大体沿袭格调论。他对唐诗演变史的深入研究，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6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在性灵论的激发下造就的。其崇祯五年《自序》即开宗明义：“近袁氏钟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予《辩体》之作也，实有所惩云。”但他在坚持格调论基本观念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吸纳了性灵论的成分，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二端：一是对元和诗人未见贬绌。许学夷论及元和以后诗歌变体，称之为“万怪千奇，其派各出，而不与李、杜、高、岑诸子同源”，但同时强调这正是“元和诸公所长”，“其美处即其病处”，“学者必先知其美，然后识其病”；谓韩愈古体为“大变”，但称之“字句奇险，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无扭捏牵率之态”；又谓孟郊五古“不事敷叙而兼用比兴，故觉委婉有致，然皆刻苦琢削，以意见为诗，故快心露骨而多奇巧耳”；“韩、白五言长篇虽成大变，而纵恣自如，各极其至”，诸如此类“奇险”“奇巧”新变之作，均获正面评价。二是对晚唐和宋诗抱有理解之宽容，如谓：“晚唐诸子体格虽卑，然亦是一种精神所注，浑五、七言律工巧衬贴，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虽初盛而庸浅无奇，则又奚取焉！”[62]从真精神而非从高格调角度看待晚唐诗，体现了性灵论的意旨。对于七子鄙弃的宋诗，他也为之辩护：“宋主变不主正，古诗、歌行、滑稽、议论是其所长，其变幻无穷、凌跨一代正在于此。或欲以论唐诗者论宋，正犹求《中庸》之言于释、老，未可与语释、老也。”[63]从时代递变高度，肯定宋诗“变”的价值。可以看出，许学夷既要维护汉魏盛唐的正宗地位，又不得不承认诗歌变异的历史合理性。 在格调论与性灵派针锋相对的状态下，也有人站在圈外冷静思考二者的得与失，力图取长补短，建构新的范式。比如明末陆时雍曾编有《唐诗镜》54卷，其中初盛唐28卷，中晚唐26卷。在他的理论观念上，古诗宗汉魏，近体崇盛唐，主情，主高格逸调，与七子派格调论唐诗观有明显的承传关系。但他也已经迈出格调说的门槛。首先，陆时雍拈出神韵，有意在格调与性灵之间找到一条中道，《诗镜总论》中的这段文字，似乎透漏了这一信息：“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第律诗有余，古诗不足耳。离象得神，披情着性，后之作者谁能之？ 世之言诗者，好大好高，好奇好异，此世俗之魔见，非诗道之正传也。”格调太板，“好大好高”；性灵太活，“好奇好异”；若取其中行，神韵当是最佳选择。他在反对“主意”时，也不想给“信手信腕”的性灵论者留下口舌：“太白雄姿逸气纵横无方，所谓天马行空，一息千里。曹子建、李太白皆不群之才，每恃才之为病，其不足处皆在于率，率则意味遂浅。”[64]其次，陆时雍对唐诗神韵的认识，已经与格调派相距甚远。“末五子”之胡应麟把体格声调比作水与镜，将兴象风神比作月与花：“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65]，遵循着由体格声调上窥兴象风神的传统方式；而陆时雍说读李白诗“当得其气韵之美，不求其字句之奇”，“写景一一入神，色象绝不足道”[66]，称王维诗“离象得神，披情著性”[67]，皆为超越语言符号直接把握唐诗的“意味”；《诗镜》极少触及具体字句及声音格律等审美接受中介层次，所评均直指诗歌的神情韵味。至此，在调和格调论和性灵论的努力中，陆时雍完成了明代唐诗学由格调向神韵的转化，从而与清代王士禛的 “神韵说”接轨。 这种在调和中建构新的唐诗接受审美范式的努力，也体现在唐诗文献的整理和开发上。如明末唐汝询辑《汇编唐诗十集》，该书共22册，以天干名号标为十集，按体排次，每体中又分初盛中晚，依时代列诗人诗作，诗作中之眉批、夹批、尾批出示诸家包括作者本人的评点。书前《自序》谓，高棅《唐诗正声》虽体格纯正，而高华、雄浑未全；李攀龙《唐诗选》虽高华雄浑，却流于单一刻板，多遗秀逸之作；钟、谭《唐诗归》虽则秀逸，但索隐钩奇，有乖风雅，评字品句，忽略体裁。三家之选各有得失，但其诗学地位不可等量齐观：高、李所选，风格森典，是诗家之正体；钟、谭所收，奇新跌宕，为唐风之变什，可“开明广聪”。基于这种折中的接受观，他集合三家，连同自己所作《唐诗解》，辨析观点之异同，又采高棅、李攀龙之旧评而补其缺，汰钟惺、谭元春之冗杂而矫其偏，力求使“高之纯雅，李之高华，钟之秀逸，并显而不杂”；而对“所谓庸者、套者、偏僻者，各加议论，以标出之”。这一意图贯彻在该书的编选体例中，因而别具一格：如甲集收三家共选之诗，所谓“体之纯粹者”；丙集收高与钟、谭所共，乃“纯正中之森秀者”；丁集收高氏独选而入《唐诗解》者，为“典雅中主神韵者”；己集收李与钟、谭所共，所谓“雄浑中深秀者”；辛集收钟、谭与《唐诗解》所共，即“体主清新合乎风雅者”；壬集为钟、谭独选，为“诗之变体”。这种编排，既能扬各家之长，亦有助于相互比较和调剂，收到“并显而不杂”的效果。这种综合性选本的出现，是明代唐诗选学发达的结果，但亦在性灵论出现后方有可能。而其建构新范式的意义，更值得称道：其时《唐诗归》如日中天，学诗少年宗之为孔子删《诗》[68]，而显得萧条冷落的七子后学，则视之为野狐外道； 各执一端，愈走愈偏。《汇编唐诗十集》以补缺矫偏、相兼相济的眼光，努力为世人提供一个更为完善通达的唐诗范本，其功甚伟。 在唐诗文献的整理和开发中，明代唐诗接受观念走向宏通阔大的标志性成果，是浙江海盐人胡震亨从天启到崇祯历10年汇编而成的 《唐音统签》。他评李攀龙《唐诗选》，虽肯定其“刻求精美，幸无赝宝误收”的长处，却否定“唐诗尽于此”的说法；又认为《唐诗品汇》“即繁杂而得奏全勋”，胜过诸选之“纵精严难免觭弊”，但“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69]，这些，都体现出胡震亨融合各家、不拘一格、转益多师的宏通视野，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海涵万象：全书1033卷，按天干编为十签。甲签7卷专收帝王诗，乙签79卷专收初唐诗，丙签125卷专收盛唐诗，丁签341卷专收中唐诗，戊签265卷专收晚唐诗，己签54卷为五唐杂诗，庚签55卷为僧、道、妇女、外夷诗，辛签67卷为乐曲、谣谚、谐谑、酒令、章咒、偈颂诸辞，壬签7卷为神仙鬼怪诗，癸签33卷录历代有关唐诗论评的资料。其取材不仅遍及唐人诗集，还补入不少佚诗与断章散句，正如俞大纲《纪唐音统签》所谓“卷帙浩繁，网罗宏备，为私家总集纂辑之冠”。《唐音统签》的编纂，直接玉成了清修《全唐诗》。 进一步考察影响性灵论唐诗学的因素，除前文论及的晚明王学左派极端思潮、晚明社会政治与时代精神、接受者个人的性格或遭际等之外，性灵论也与江南城市化有关。如前所述，性灵论者或受其影响者，大多生活或任职于江南城市。城市化因素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态，[70]“独抒性灵”即袁宏道任职苏州期间提出。依据史学家的观点，明代江南城市化进程在万历年间达到高峰。如万历间苏州府达143 597户、790 513人[71]。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使江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72]城市的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向对物的依附转移，货币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为人的精神提供了自由表现空间，导致对唐诗“真性灵”、“元神活泼”的发掘。此外，社会学提示，城市人群的密集性和离散化容易导致人们为保持自我而夸大个性，“人们被引诱去采用最具有特定倾向的怪异，也就是都市中夸张的癖性”，“但这些夸张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这种行为的内容，而在于它要‘与别人不一样’（being different）的形式，在于它以惊人的方式吸引注意力的那种醒目之中”。[73]破除“诗必盛唐”的格套而高标中晚唐诗，本质上就是“要与别人不一样”。与传统农民相较，市民更乐于接受新奇的事物、新奇的思想和新奇的行为方式。苏州陈仁锡曾瞄准商机，将所编文集一概冠以“奇”字，如《诸子奇赏》、《古文奇赏》、《苏文奇尚》、《续奇赏》、《三续奇赏》、《明文奇赏》等。崇尚中唐以后新变、嗜好走偏入奇的唐诗，当与此种心态有关联。总体上看，晚明性灵论对中国诗学的最大贡献，不是解放了个性而颠覆了传统，而应是促人思考诗人该如何面对传统经典，怎样有效处理经典的范型价值与诗人才情、时代风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性灵论者对唐诗学的贡献，概而言之至少体现在：其一，反对片面模拟唐诗的形式技巧，提示学唐人独抒性灵的内在精神，弘扬唐诗自然真率的风格，客观上更容易使唐诗的生命历久弥鲜；其二，为反击格调派，性灵论者在研究唐诗、阐释唐诗时，由于角度不同，往往别开生面、新意层出，使得古典唐诗学堂庑顿开；其三，冲破“诗必盛唐”的“格套”，致使不同风格的唐诗均得以受到重视，特别是中晚唐诗纷纷登台，使得明代唐诗学在宗初盛唐的基础上得以奏全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盛兴；其四，性灵论与格调论通过正面碰撞，既凸显或深化了彼此的唐诗观，产生了极为丰富而精微的唐诗理论研究成果，又激发了各家以刻唐诗、选唐诗、评唐诗等方式宣传自己的诗学主张，致使唐诗文献在万历中叶后得到空前规模的整理与开发；其五，性灵论与格调论互为吸纳互相调剂，在唐诗接受的方式、范型和基本观念上形成互补。同时有人力图在二者之间求取会通，建构新的唐诗学。最后在各种观念的相济相兼中，古典唐诗学逐渐摆脱局促和失衡，走向宏阔和通达。 注释： [1]袁宏道：《叙小修诗》，载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2]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52页。 [3]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9页。 [4]详见查清华：《格调论的思维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5]袁宏道：《叙小修诗》，载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8页。 [6]袁宏道：《答张东阿》，载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3页。 [7]江盈科：《敝箧集引》，《雪涛阁集》卷8，载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98页。 [8]江盈科：《雪涛诗评》，载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799－800页。 [9]江盈科：《雪涛诗评》，载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801－802页。 [10]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27页。 [11]详见查清华：《〈唐诗品汇〉的美学取向及其诗学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311页。 [13]详见查清华：《明代格调论诗学的范型文本》，《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 [14]袁宏道：《丘长孺》，载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 [15]张廷玉等：《明史•文苑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07页。 [16]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8，《四库全书》1262册，第446页；何景明：《杂言》，《何大复先生集》卷38，《四库全书》1267册，第352页。 [17]袁宏道：《与李龙湖》，载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0页。 [18]袁中道：《蔡不瑕诗序》，《珂雪斋近集》卷3，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34页。 [19]江盈科：《雪涛诗评》，载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798、805页。 [20]江盈科：《题白苏斋册子》，《雪涛阁集》卷8，载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402页。 [21]江盈科：《雪涛诗评》，载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802页。 [22]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弇州四部稿》卷65，《四库全书》1280册，第135页。 [23]王世贞：《王氏金虎集序》，《弇州四部稿》卷71，《四库全书》1280册，第214页。 [24]徐渭：《叶子肃诗序》，载《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9页。 [25]徐渭：《与季友》，《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1页。 [26]卢世㴶：《徐文长三集序》，《尊水园集略》卷7，《续修四库全书》1392册，第468页。 [27]江盈科：《解脱集引》，《雪涛阁集》卷8，载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402－403页。 [28]李贽：《儒臣传•孟轲》，《藏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56页。 [29]《论语•子路》，载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页。 [30]《孟子•尽心下》，载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1页。 [31]王思任：《李贺诗解序》，《昌谷集》卷首，《四库全书》1078册，第439页。 [32]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32，第291页；李攀龙：《古乐府》，《沧溟集》卷1，《四库全书》1278册，第176页。 [3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67页。 [34]叶向高：《精注百家唐诗汇选叙》，《唐诗选注》卷首，明万历三十三年世美堂刻本。 [35]魏学洢：《支小白新语序》，《茅簷集》卷5，《四库全书》1297册，第569页。 [36]查清华：《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蕴涵》，《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37]李若讷：《王季木诗稿序》，《五品稿•文稿》，明万历刻本。 [38]此八种为：《御览诗》、《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小玉集》、《极玄集》、《才调集》，崇祯元年毛晋汲古阁刻本。 [39]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明文海》卷25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09页。 [40]袁中道：《四牡歌序》，《珂雪斋近集》卷3，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31页。 [41]袁中道：《淡成集叙》，《珂雪斋近集》3，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35页。 [4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570页。 [4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诗综》附，清康熙刻本。 [44]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33、34，《续修四库全书》1590册，第219、229页。 [45]钟惺、谭元春：《唐诗归》2、23，《续修四库全书》1590册，第584、107、118页。 [46]许学夷：《诗源辩体》卷3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70页。 [47]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10、15，《续修四库全书》1589册，第639页；1590册，第15页。 [48]袁中道：《花雪赋引》，《珂雪斋近集》卷3，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36页。 [49]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12，《续修四库全书》1589册，第669页。 [50]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15、31，《续修四库全书》1589册，第24、204页。 [51]谭元春：《郊寒辨》，《谭元春集》卷29，陈杏珍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9页。 [52]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5、12、21、10、35，《续修四库全书》1589册，第548、673页；1590册，第87页；1589册，第641页；1590册，第246页。 [53]贺贻孙：《诗筏》，载《清诗话续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7页。 [5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67页。 [55]黄克缵：《全唐风雅序》，《全唐风雅》卷首，万历四十六年黄氏刻本。 [56]李沂：《唐诗援自序》，《唐诗援》卷首，崇祯五年刻本。 [57]屠隆：《唐诗类苑序》，《唐诗类苑》卷首，明万历活字本。 [58]屠隆：《唐诗类苑序》，《唐诗类苑》卷首，明万历活字本。 [59]李维桢：《李贺诗解序》，《昌谷集》卷首，《四库全书》1078册，第451页。 [60]李维桢：《宋元诗序》，《大泌山房集》卷9，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61]详参查清华：《许学夷唐体之辨及其诗歌史意义》，《求是学刊》2008年第6期。 [62]许学夷：《诗源辩体》卷24、25、27、30，第252、255、268、284页。 [63]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1，第377页。 [64]陆时雍：《唐诗镜》卷17，《四库全书》1411册，第442页。 [65]胡应麟：《诗薮》内编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 [66]陆时雍：《唐诗镜》卷17、卷21，《四库全书》1411册，第442、498页。 [67]陆时雍：《诗镜总论》，载《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2页。 [68]唐汝询：《唐诗解序》，《唐诗解》卷首，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69]胡震亨：《唐音癸签》卷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70]参查清华：《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袁宏道诗歌的文化学考察》，《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71]张廷玉等：《明史•文苑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0页。 [72]参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73]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费勇等译，载《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作者简介]查清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W030)；上海市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B类）成果。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