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本十多年前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旧书，其中的一些文章写于二十多年前。 由此再追至三十多年前，我刚进中山大学历史系，便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后来又放宽条件，说是从50岁开始。由此前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这对刚刚入学的我，产生了一种矇眬的困惑：对于一个愿意研究历史的学生来说，在他的“黄铜”时代、“黑铁”时代甚至“垩铝”时代，又该做些什么呢? 话虽是这么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山大学历史系很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我不知道这一做法始于何时，但我却因此有了一些习作发表。尔后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导师陈旭麓先生尤其强调写。我刚上第一个学期，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做一小手术，同学潘振平来告我，陈先生让我们每人写一篇论文，题目自己定。此时我正在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于是写了《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跟陈先生学习的两年，我几乎不停地写，大约写了十多万字，我也在懵懵懂懂之中进入了史学。本书中《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与英、法军兵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装备与训练》两篇，即是硕士论文中的主要部分。 我由此知道有两种培养历史系学生的方法：最常见的是让学生们先经过严格的方法训练，熟悉主要或大部史料，方才动笔。这也是我现在经常训练学生的方法。另一种不常见，主张学生尽早进入研究的阶段，通过研究来学习历史，即陈先生当年带我们的方法。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种方式更好，很可能各有利弊，但我确实是从后一条道路上成长起来的。也因为如此，我知道后一条道路的全部缺点。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就越有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 从第一篇文章《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经《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到本书的最初结集出版，十八年的时间，就这样无声地过去了。 我还必须说明，我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得益于许多编辑。作为一名大学生、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当时投出的稿件都得到了认真的处理，竟然没有被退稿，而被各种刊物所采用。让我至今都感动的是，我在研究生时期的习作《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自行投到《历史研究》，资深编辑左步青先生给我回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要求，提供修改意见。我因在校期间学习过于紧张而未来得及修改，毕业后来北京，他还多次询问。当我最后将修改稿交给他时，时间已过去了一年。由此而成忘年交，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对我都多有帮助。除了左步青先生外，助我甚多甚力的编辑还有：夏良才先生、冯士钵先生、张亦工先生、阮芳纪先生、曾业英先生、许医农先生、朱金元先生、陈达凯先生……他们现已离开编辑岗位甚至已经去世;至于现今还在编辑岗位上的诸多朋友，我还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对于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我的心中有着一份感谢，更有着多量的敬意。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学术刊物、出版社增加了几十倍，但年轻人的发表机会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反而经常听见他们说起各种各样的“版面费”、“补助费”。我以为，编辑部也是培养人的地方，编辑也可以成为史学青年成长的导师。 正因为如此，这次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出的增订版，与十多年前上海三联书店版相比，增加了《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原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一文，以表示对陈旭麓先生与左步青先生的敬意与谢意，尽管其中的主要内容已被我写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此外，重新核对了史料，改正了错字，某些篇章设立了小标题，并为读者之便，增加了“征引文献”和“人名船名译名表”。本书其余各篇最初于1985年至1998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历史档案》、《历史研究》、《档案与史学》(上海)等刊物上;只有《公使驻京本末》一文，原投于广东某刊物，后因该刊被撤销而未能发表。由于搜集材料、论文写作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还有一些时间差，以上这些文章大多可谓是我在“黄铜”、“黑铁”时代的作品，现在看来显然有着许多不足;但使我稍稍心安的是，此中也不尽是废铜烂铁。 由此而回想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做研究生的日子，不浓不淡地全在记忆之中。从丽娃河到东川路，人生已是一周。此文史楼已非彼文史楼。坐在此处，重校当年的旧稿，心情自然殊样，就像大树看见了自己的年轮一样。 (本文为作者为其《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所写的序言，本报发表时略有修改，该书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