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上讲，战争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是一种通过杀死敌人、杀伤敌人或以其他手段使敌人丧失战斗力，从而服务于一个集团的利益的行动——如果说非常残酷，却是理性的。但在实际上，任何论断都不能超越事实。甚至经济学家，今天都已一致认为，包括勇士和士兵在内的人类，并非一心图利的机器。无数事实证明，战争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魔力——这种魔力会最大限度地激励参战者，然而其影响力又绝不仅仅限于参战者。战斗本身就可能是快乐——甚至可能是最大的快乐——的源泉。从战争的魔力中产生了一整套围绕着战争的文化。实际上，战争便浸润于这种文化中。像所有其他文化一样，这种与战争相关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无用的”各种游戏、装饰和矫揉造作构成的。这些矫揉造作、装饰、游戏，时而也会过头，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事实一向如此，将来大概也会如此。 要想充分地讨论战争文化，不是一本书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整整一座图书馆。这种文化表现在：从古代的盔甲(或者说，在盔甲产生之前的勇士涂在身上的颜料)，到今天的迷彩服的实用的形状和装饰;从古埃及人在特制的棋盘上通过符号玩的兵棋，到今天五花八门的战争游戏、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从《申命记》中耶和华的训诫(对于在战争中遇到各种敌人时如何应对所制定的基本原则)到今天国际法中不可胜数的条文。战争文化涵盖了从军人的举止、习尚、文书、队列、阅兵和其他各种仪式，以及无穷无尽的宣战、作战、庆祝和纪念战争的方式中，所体现出的武士的价值和传统。 在许多社会，特别是塔西佗(56~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等。——译注)曾描述过的部落社会、荷马笔下的希腊那样的封建社会，还有中世纪的欧洲、马穆鲁克时代的埃及和武士时代的日本，战争文化都享有极高的地位。例如，克雷蒂安·德·「」特鲁瓦(1160?~1180，法国诗人，以描写亚瑟王传奇的故事诗《珀西瓦尔》闻名。——译注)在《珀西瓦尔》中曾说这是“上帝最高级的创造物和支配物”;16世纪的一位法国骑士布朗托姆说骑士制度是“荣誉的宗教”，还号召赋予骑士制度高于所有其他文化形式的地位。相反的是，今天自诩“先进”的国家中，很少有如此高度崇尚战争文化的。军人、战争游戏玩家、民兵召集人，甚至军事历史学家，都对此心知肚明。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文化会被视为以往的，大概也不那么理性，不那么实际，不那么人道的过去的一种奇特而有趣的残余。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文化会遭到否定、摒弃、忽视、嘲讽，或者被斥为孩子气的“好斗”。正如无数关于军事智慧、军法、军乐甚至军队伙食的笑话所暗示的，战争文化经常被轻蔑地视为喧闹、粗俗和鄙陋的。 有人甚至声称战争与文化是截然对立的。在拜伦爵士等人眼中，战争完全是“割断脖子、砸碎脑袋的艺术”;因此，每当军旗升起、军号吹响时，他们都会移开目光，捂上耳朵。另外一些人，虽然愿意承认的确存在一种战争文化，却视之为万恶之首，是“军国主义”。学术界，特别是许多政治思想左倾的学者，尤其喜欢这样思考问题。这也许便能解释：为什么诸如《中世纪的兵器和盔甲》、《德军军服》或《世界各国的战斗机》之类的书无疑很受欢迎，但对于战争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却从未面世。这也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一本自称主题为古代社会的“战争标志”的书，内容却完全是在讨论兵器、盔甲和战术。 即使对战争的指责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战争文化就不值得认真关注。战争在人类事务中一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英国官员曾对我说过的，任何帝国、任何文明、任何民族，或者任何宗教的崛起，莫不以在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上取得优势为先决条件。通常，最成功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和帝国，都不过是设法获得了最多的大炮，然后利用大炮将其余的对手压制了下去。相反，鲜有伟大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或帝国，在衰亡之前不试图通过武力来挽救其命运的。尽管悲天悯人的心灵厌恶这样的事实，但战争及其文化的确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中不可割裂的要素。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予以了解。而为了了解它们，就应当以研究人类生活的其他部分同样的认真、认可的态度，来研究它们。 而正如本书所试图揭示的，这种指责经常是不正确的。即便今日，当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不再实行征兵制，军队重新由职业军人构成时，在大多数平民和军人之间，仍无法划出鲜明的界线。的确，军人并非千人一面。也许有些军人感觉迟钝、冷酷无情、粗鲁野蛮，但绝对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人在军队中就比在其他行业多;相反，倒是有理由认为：那么多“文明”人能够陶醉于高雅的情趣中，原因之一就是有军人在替他们干脏活儿。因此，只有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创造并浸润于其中的那种文化，经常会被认为低劣于其他群体的文化，无论这些群体是牧师、商人、职员、工人、白人、黑人、女人，还是从癌症中康复的人。 实际上，战争绘画、盔甲、军服和武器，较之平民的服装，同样有趣，同样历史悠久，同样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联。军队的典礼不仅像平民的典礼一样复杂精细并充满象征意义，而且往往对后者有示范作用。的确，时常有军人无视、践踏战争方面的法律，或以之作为掩饰一些人冷血本性的幌子;然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有其他领域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所有其他法律上。从荷马史诗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既能带来无比的欢乐也能带来难言的痛苦的战争，历来能激发出伟大的文学灵感。从希腊萨莫色雷斯岛展翅欲飞的胜利女神像，到华盛顿黑色的V形越战纪念碑，对于为纪念战争而立的建筑来说，也是如此。 很多对战争文化嗤之以鼻的人，都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人——对他们根本不必理睬;或者是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就他们自身而言倒是幸运的。有些故意忽视战争文化的人也是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然而对我们其余人来说这却很不幸，因为他们非常危险。我指的是那些自封为“新现实主义者”的人，他们就像是童话里制造麻烦的小妖精，他们当真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或者多半是官僚们就预算问题展开的争斗)的继续，而不是别的。他们从没当过兵，完全无视战争会引发巨大的伤亡，而打仗的人也是血肉之躯这一事实。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整天处理的都是些抽象的事情。他们的眼里除了“效用”和“利益”之外，再无其他。他们认为战争文化与手头“现实”的事务风马牛不相及，因而也会以此为出发点来决策处事。他们中就有一些人在华盛顿或者其他国家首都担任着要职，或身处只要他们愿意就能把他们的同胞拖入战争的高位。 的确，与其他各种文化相比，围绕在战争周围的文化有很多是看似不明智，不合算的。然而，这丝毫不能降低其重要性。原因之一就是，如果剥离了这些“无用”的文化，战争就会堕落为仅仅是暴力的放纵，就是没有任何组织、任何目的和任何意义的施暴。不言而喻的是，历史上这样的暴行屡见不鲜。一些史上最好的军队，时而也犯下这样的罪恶。将纪律抛诸九霄云外，失去一切控制，在盲目的愤怒驱使下胡作非为。然而，这样的暴行并不是战争造成的。总体而言，那些没有分清战争和暴行的区别的军队，都算不上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装备有重型“文化武器”的军队。 这就告诉了我们战争文化重要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它在克服人们避免，或者说逃避危险，同时准备在需要时做出最大的牺牲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种军队都可能准备好为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杀戮、抢掠和破坏。他们也许具备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一切要素：资源、人数、组织、装备，等等。然而，除非他们也准备好了克服天性，牺牲生命，否则他们就派不上用场，甚至更糟。 必须承认的是，巴顿的那句名言——打仗的目的就是要让另一个家伙为他的祖国而死——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他只说对了一半。他的话反过来又意味着：那些不重视战争文化的学究们，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自以为是，都在犯着大错，因此无论他们说什么、写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太相信。曾有一个故事说，德军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1893~1905年在职)做出过一个直率的总结。“是的，”他曾对一名刻薄的批评者说道，“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怎么打赢。”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篇论述战争文化在和平时期的表现。包括军服和武器装备的装饰，在各种军事教育机构中灌输和传授的军人价值观，以及大量旨在准备战争和模仿战争的军事训练项目和战争游戏。第二篇论述战争文化在战争当中的表现。包括由和平转入战争，进入战斗，战斗的乐趣，战争的规则，以及由战争转回和平。第三篇简要地介绍随着战争结束产生的战争文化，诸如纪念碑、战争文学、战争电影、战争博物馆，等等。第四篇关注1945年以来的文明——即所谓的“后现代文明”、“后军事文明”、“后英雄时代文明”，旨在说明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恰恰相反，此前几章所探讨的战争文化要素，不仅全部存在，而且极其活跃。这些要素尽管经常遭到蔑视，时而受到压制，但就潜藏在水面之下，随时等待着露出峥嵘。 这些是本书关于历史的章节。然而假如战争文化不存在了，会发生什么情况?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本篇关注的是一些历来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是，与战争文化对立的事物，即：野蛮的乌合之众、没有灵魂的机器、没有骨头的男人，以及女权主义。 我写作本书，有双重目的。首先，我想煞煞所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主义者”们——诸如相对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破坏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更脆弱的非战主义者，还有女权主义者——的气焰。请他们原谅我的不恭，这样一种战争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兴盛，非常值得研究。再进一步，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战争文化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战争文化，本质上仍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写作目的与约翰?基根的《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1993年出版)针锋相对。他试图说明，当文化改变后，战争行为也会随之变化。我则恰恰相反，想揭示：尽管武器、战术等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的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却依然如故。 另一方面，我想冒犯一下“新现实主义者”们。他们关注的几乎只有信息、性能、武器系统，以及一位著名军事杂志的编辑所谓的“精确战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证明他们根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战争，以及他们没有能力驾驭战争。我则相反，旨在唤起人们研究所有那些被他们，以及他们的“笔杆子”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著有《战争论》，主张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提出了总体战概念。——译注)忽略了的关于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于是我就在政治—文化领域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与多愁善感的左派和铁石心肠的右派开战了。但我一向是好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