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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诗人越是羽翼丰满，写诗恐怕就越是一件困难、甚至“危险”的事情。这和技艺的锤炼无关，而是说成熟的诗人必须时时保持警惕，避免重复、避免流俗，避免被一些陈旧的或是时髦的写作模式、题材套路所引诱。而自翟永明开始，夤夜之中那一尾神秘的黑裙成了许多女诗人笔下必备的配件，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女性的性别身份，不突出性别身份似乎就辜负了女诗人的属性。但是那种过分狭隘、逼仄的自我想象跟宣泄与其说是“阁楼上的琴声”，倒不如说像是洗手池里的“烦恼丝”一样，让人皱眉。这类诗歌钻入了“个人化”表达的牛角尖，也阻断了诗歌和社会生活的精神联系。在我看来，当前汉语诗歌的最大问题，恐怕并不是缺少一颗丰富、深邃、充满碰撞的文学心灵，而是缺少一支颤抖的诗笔，面对浮躁、喧嚣、浸染着悲情和希冀的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写下真实的诗篇。和许多女性诗人的作品相比，宋晓杰的诗并不那么强调所谓的女性意识，也没有过分炫目的技巧和诡谲的想象，她静静地体会着“日常生活的诗意”[ 2012年12月3日宋晓杰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大雅讲堂”做了题为《日常生活的诗意》的讲座。]，细致、真切地呈现着“平静之美、细软之美、日常之美”[ 宋晓杰、霍俊明：《“只有我，是越来越旧的……”》（未发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还没有爱够这纷飞的尘土”（《绝尘》）。宋晓杰用陶器一般拙朴而大气的笔触，为连通诗歌与凡俗生活开掘了一条新的路径。
一、“持重”的“中年心态”
宋晓杰或许没有太大的野心，她的诗基本不涉及国家大事、社会变革这类公共话题，也不刻意突出“女性”的身份，在我和她的对话中，宋晓杰曾谈到“我更愿意读者或评论家把我的诗和其他作品上升到‘人’的高度上来，而不是别有用心地在‘女’字上打转，我觉得那或多或少偏离了‘关注’的初衷。”[ 宋晓杰、冯雷：《周末闲谈——关于诗歌的对谈》（未发表）]这段话虽然是围绕“女性”身份做的回答，但也不妨理解为，宋晓杰的写作姿态其实非常普通、平凡，她更愿意做一个安静的诗歌写作者，以一种不悲不喜的状态平实地记录着时光的流逝，挖掘着日常生活的诗意。书写日常生活，这当然不是什么首创，只是宋晓杰的特殊之处在于，她的诗歌时时流露出一种“中年心态”，这在当前的诗歌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宋晓杰专门有一首诗就名为《中年》，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自己的内心，“允许败笔、俗套、顽疾、坏习惯/它们跟随我多年了，已成为我的老友/一个也不能少”，人到中年，早已不再是年少轻狂，对许多事情都不再像青春年少时那么较真儿、那么理想化，时间和年龄一面拆掉了幻想的翅膀，一面又教给诗人一系列“允许”，“允许缓慢地回头、答话/更多地微笑；允许坐在重要的场合/像个标本，绝不诘问、指责/允许动不动就掉眼泪儿；允许自恋”。时间把诗人从光滑、细腻的瓷器打磨成粗糙、厚重的陶器，“我不是瓷器，是陶”。另外一首名为《正午》的诗，很明显是对“中年”的呼应和变形。在《中年》里，诗人学会了妥协和让步，而在《正午》中，诗人同样“基本学会了按部就班”。而且这两首诗的结尾都出现了同一个意象“羽毛”，如果说“羽毛”本身象征了轻盈和纯洁的话，那么在作品中则正反衬出了“中年”的泥实和滞重吧。不惟这两首，《状态》、《岁末》、《最后，我留下》、《木头人》等许多诗歌都表现出时光抚摸诗人内心留下的痕迹。
当然，如果只注意到《中年》、《正午》之类的作品，恐怕不免对宋晓杰的“中年心态”留下一个消极、负面的印象。事实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高枝上的猫头鹰》和《四十七岁的孤儿》两首诗里，宋晓杰都用了“持重”来修饰“中年”，或许这个词最能体现诗人内心对时间、年龄的感受与态度。
在访谈中，宋晓杰曾坦陈自己对时间比较敏感，她把她的散文集命名为《流年》，给她的诗集取名为《忽然之间》，两者都和时间有关。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自觉地意识到“生命状态”的变化，“更在意随风飘零的细枝末节”，“这样的变化反映在诗中就是更多的沉潜、思忖、反省，不断地回头，从而积蓄着稳步向前的不竭动力。”她还说“年龄的增长不是罪，但是如果没有相应匹配的思想的成熟、视野的开阔、心灵的宁静……那就亏欠自己了”[ 宋晓杰、霍俊明：《“只有我，是越来越旧的……”》（未发表）]。时光的流逝固然让诗人感到难过，但宋晓杰却并非沉湎于怀旧而孤芳自赏、自怨自艾，而是依然稳健地、“不欣喜，也不悲伤”地操持着生活和诗歌，静候着命运的下一次挑战。就像她在作品里写到的那样，一面要“擎着空的双手——忠实地等候大大小小的意外，滚雷一般，破空而降……”，另一面仍然要“活在有滋有味儿的世上”。因而，所谓“持重”大概就是一种心灵的“平衡术”（《不欣喜，也不悲伤》），而这才是宋晓杰“中年心态”最重要的部分。
二、对“命运”的想象与书写
宋晓杰在很多诗歌里频繁地谈到“命运”，比如《状态》、《雨夜，你奔驰在路上》、《突然想起满眼的野花》、《暮霭》、《关于雪，另外的说辞》、《这一天》等等，包括在另外一些诗里提到的“今生”、“宿命”等，也可以视为是在谈论“命运”。年届不惑，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已经不再稀奇，慨叹“命运”其实也是感悟“时间”的另外一种形式。“命运”成为宋晓杰诗歌里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主题。
在阅读中，我发现，每每提及“命运”，宋晓杰时常会谈到、使用“列车”这个意象，有些是直接出现在作品的标题里，比如《列车一直开进深夜》、《云朵中的小火车》，还有一些则出现在诗行当中，比如《雪在烧》、长诗《大地，以辽阔、沉静之名……》的第七篇《“向如此更新的世界告别是心酸的”》以及《山居琐记》中的“第六天”《梦中的火车》。或许在诗人看来，那不为任何人停留的“列车”正如同无法挽留的“时间”一样吧，沿途的那些田野、河水、小溪流、杨柳、花果、石头、云朵、微光、腐草、虫鸣、星星、月光终将成为过去的记忆，空留下“回不来的往昔、烟一样的旧事和风物”（《列车一直开进深夜》），让人怀念、让人感伤。这几首诗的情绪也都比较低回，尤其在结尾，诗人带着几分冷意直接射中“命运”的把心，“震颤过后的大地/寒光一般寂灭……这遥远的今生/有限的今生”（《雪在烧》）；“我一言不发，像个跟谁赌气的人/呼啸着，被巨大的孤独/带走……沉入深渊！”（《列车一直开进深夜》）；“你锃亮地，站在风起的云端/如一颗寒凉的星，带着/不安和宿命”（《云朵中的小火车》）。其实，不应忽略的是，在这些作品里，“列车”是分别行驶在“雪”、“云”、“黑夜”和“梦境”中的，或许正是这种遥远而模糊的视域引起了诗人对流逝的时光、未知的命运的感怀？而列车的轰鸣和呼啸莫不正如时光闪回带给人的震动和冲击？
如果说行驶中的“列车”还只是宋晓杰对“命运”的一种想象的话，那么现实世界中生命的终结则成为她记录“命运”的真实刻度。
宋晓杰时常会在写诗的时候想起那些已经去世的亲人、朋友，诗歌似乎成了诗人与之对话的中介，诸如《那边的亲人》、《诉与故去的亲人》、《四十七岁的孤儿》等。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都写到了故去的亲人，但是在徐俊国、邰筐、江非等的笔下，他们往往对应着“故乡”，那些已经去世的亲朋似乎更多的是他们乡村想象的一部分，是身在城市的诗人们与鹅塘村、平墩湖保持联系的精神纽带，是畸形城市化浪潮下的一种特殊“乡愁”。甚至也不妨说，那些亲人、那些死亡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了一代人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精神跨度。相比之下，宋晓杰四岁进城，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她没有经历过里灵魂上的迁徙，所以对于宋晓杰来说，“死亡”只是她作为一个中年主妇操持生活所必须面对的一部分，“腊月二十三了，我要赶在‘小年’之前/把多一点的‘纸币’汇兑到那一边”（《那边的亲人》）；“现在，我的第一要务就是/看管好剩下的亲人，尽量小地抵销得/少一个……”（《诉与故去的亲人》）。正因如此，宋晓杰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也显得更加真切、生动。比如在《那边的亲人》里，一张纸钱、一叠火焰似乎就对应着一位亲人，诗人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地提到。在另一首诗里，诗人一遍遍地用“你们”来概括那些故去的亲人，似乎“你们”近在眼前，整首诗也更像是祭奠时的倾诉和祷告。
三、唯善、唯美的情怀
虽然“命运”、“生死”引发了宋晓杰的许多诗情，但显然诗人并没有对“死亡”做过分形而上学的阐释和联想，毕竟诗人不是哲学家，死亡是每个成年人都必然会经历、面对的事情，它一面教给人们坚强地成长，“如持重的中年，让我理解了变故、不测/唯独没有胆怯”（《四十七岁的孤儿》）；另一面也启示人们要珍惜现有的生活，“这么说来，可能，已过了前半生/或许，更多一点……//即使这样，我也知足了”（《可能，已过了前半生》）。宋晓杰有不少诗歌都是在回忆自己的往昔，这些作品非常强烈地涌动着一种感恩、知足的情绪。或许这正应了孔夫子的那句话——“未知生焉知死”。
读宋晓杰的《恩人》不免会对她的幼年经历、身世产生好奇，让人猜测诗人在两岁那年的冬天曾遭逢疾病，是“爸爸”“冒着冬夜的凄寒”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挽救了“一条小命”，随着成年，对“爸爸”的感激和爱里多了几分羞愧，这种感情像一根骨刺一样，在诗人的内心隐隐作痛。在《偏得》里，诗人则庆幸自己“占用了三十九年的土地、空气和阳光、布匹、柴火/还占用了三十九年的关爱、体恤、惦念、恩泽……”，和那些流落民间的孤儿和步履蹒跚、病榻缠绵的老者相比，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实在是“偏得”，甚至“相对于那些早早离去的好人，我有点过分了”。如果说前一首诗包含着诗人对于生命沉甸甸的敬意的话，那么后一首诗则洋溢着一种饱满的幸福感，“我还一天一天无赖似的活着，这真是偏得！”的确，没有比较或许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如此幸运、幸福，在《可能，已过了前半生》，宋晓杰在把自己和“草草退席、缠绵病榻的”、“尚未出生的”、“风起云涌或白肠白肚的”做了比较之后不无自豪地惊叹到“我的确是赚了！”“像个无赖似的活着”，“我的确是赚了”，这样率真、恣肆的表达真是一扫“中年心态”和感悟命运那颓丧、沉重的一面。
关于诗歌，宋晓杰曾经谈到：“作品要展示出写作者甚至世界干净、内敛、通透、辽阔的那一部分。不管社会发展到如何不堪地境地，它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并且在任何一个细部，都有不可疏忽的或人性之美、或事物之美、或时光之美……即使是写死亡、残暴、裂纹、灾难、罪恶、消沉、坠落，也要用纯粹、纯洁、纯正的心态和词语去书写”，而且她还特别强调道“从根本上说，我还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不管是写诗还是做人。我觉得不管是鞭挞还是赞美，是陈述还是议论，我和生活、世界的紧张关系都应该有自己独特而真纯的表达方式——应该主动去引领一种向上、向善、向美的生活。”[ 宋晓杰、冯雷：《周末闲谈——关于诗歌的对谈》（未发表）]显然在宋晓杰看来，内心的“平衡术”在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平抑苦难和不悦，真正重要的是对善良与美好的向往。这不由得使我想起《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刘世吾的那句名言“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
在宋晓杰的创作中，我注意到有几首诗提到了她的儿子，比如《第一天》、《这一天》。提到儿子，宋晓杰全是溢美之辞，“勤劳、勇敢！像个能干的/大力水手，你带来菠菜、欢笑和阳光、那么多那么多……屋子里一下子就满了/我一下子就强壮、完整起来——/不贫血，也不缺少骨肉”，“这一天，麦芒成熟、夏作物忙着播种”、“这一天，汽笛和车轮奔向四面八方”、“这一天，多少人等待着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天，野雏菊盛开，柳枝发出新芽/婴孩在摇篮里，嘹亮地哭啼”。在宋晓杰的笔下“儿子”简直和沈从文笔下的“龙朱”一样完美无缺。由此或许可以说，“儿子”实际上已经成为宋晓杰诗歌的一个独特意象，它象征着世俗生活的疲惫与温馨（《状态》、《斜阳微微地照着》），象征着母性和爱心（《楚雄》），象征着原初与本真（《看见自己三年前的一首诗》），象征着对善与美的寻求。
四、“母土”：介入现实的想象与力量
尽管宋晓杰曾纠正我的阅读印象，说她的诗“基本是不悲不喜的状态多些”[ 宋晓杰、冯雷：《周末闲谈——关于诗歌的对谈》（未发表）]，但是从她的作品中我确曾读到一种充满静穆与庄重感的喜悦。我想这或许和她对“大地”的描绘与体验有直接的关系。“大地”也是宋晓杰诗歌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比如《眼看着太阳沉落》、《暮霭》、《平安夜》、《绝尘》、《隔世的森林》。如果说在这几首作品里，“大地”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自然景物而出现的，那么在《大地，以辽阔、沉静之名……》这样的命名中，“大地”显然成为了一种审美的对象，在诗人的心目中显现出一种独特的品质，召唤起了诗人独特的联想和情感，“七月的灌木丛，具有大地的品质”（《七月的灌木丛》），“没有哪一年像去年那样热爱土地/没有哪一年像去年那样恋上野外”（《我需要一个人滞留在途中》），我甚至猜想这种情感是不是像对父亲或母亲那样，以致于让诗人直接指认“我是大地的孩子”（《高枝上的猫头鹰》）。
我曾就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写到“大地”问过宋晓杰，因为她乡村生活的经历非常短暂，宋晓杰将其解释为是一种“精神疆域”的寻求和拓展，她说“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毕竟有限，但是，他的精神境域却是无限的。这与他身居何处、多大年纪、眼前景、身边人，有关，又无关。”这种解释当然是成立的，也是有效的。但是除此之外，更为现实的，还有诗人生活了四十年的家乡——号称中国的“湿地之都”、“中国最美湿地”之一的盘锦对她诗歌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诗人自己也承认“熟悉盘锦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的作品里有地域的广袤、辽阔，又不乏细腻、温柔。这是溢美，但是，水土与人的关系确实与那句俗语所说的一样。” [ 宋晓杰、采耳：《认识宋晓杰：采耳与宋晓杰的访谈》，http://www.poemlife.com/showart-19309-1142.htm（诗生活·诗人专栏·宋晓杰）]关于家乡，诗人曾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散文，用富于诗意的笔触讲述了盘锦的水系、物产、生灵、景致以及人文历史。在介绍家乡的“红海滩”时，诗人动情地引用了自己的一节诗“大地赋予你的神圣标签/多么熟稔啊 你的波峰浪谷以及/到哪里都不会错认的容颜/那其实就是故乡的容颜/母亲的容颜”[ 宋晓杰：《湿地——人类永久的旅程》，《天辽地宁十四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328页。]。诗人把红海滩比作“大地”的标签、“母亲”的容颜。而在访谈里，宋晓杰也特别强调“草木、乡土、农耕时代的诸多文明，正如故乡、母土和母亲一样，是一个人的出处和归途、根基和归宿”[ 宋晓杰、冯雷：《周末闲谈——关于诗歌的对谈》（未发表）]“母土”，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否是宋晓杰首创，然而通过“大地”，将“故乡”和“母亲”联系起来，糅为一体，这又确乎是宋晓杰诗歌的一种独特品质。由此可见，在宋晓杰的文学世界里，“大地”和“故乡”是互为表里的，其中包含的是像对母亲一样的虔敬。
这种虔敬像“母土”一样滋养着宋晓杰“草本的心”（《剩下的芦苇》），如诗人所言“我喜欢荒野上的烟火，上升的地气和土腥味儿，喜欢植物和默默生长的东西”[ 宋晓杰、霍俊明：《“只有我，是越来越旧的……”》（未发表）]。其实宋晓杰不光写“大地”，她还一再写到“雨水”、“芦苇”、“稻田”[ 写到“雨水”的诗有《这些年的雨水》、《滂沱》、《恰到好处的第一场春雨》、《让人惦记的夜雨，沙沙地……》、《雨夜，你奔驰在路上》、《每年都有第一场春雨》；写到“芦苇”的诗有《我看见了喜鹊》、《高枝上的猫头鹰》、《剩下的芦苇》、《我需要一个人滞留在途中》、《一条大河沉睡着》、《阳光普照的正午》、《我克制得还不够》、《站在田野上》；写到“稻田”、“田地”的诗有《规律》、《我看见了喜鹊》、《给我一块稻田》、《野蜂飞舞》、《列车一直开进深夜》、《这个秋天，在田野里呆得太久》、《稻田中的那棵孤树》、《又一次来到旷野》、《站在田野上》、《我爱这一亩三分地》等。]，而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的女诗人竟会对“立春”、“雨水”、“惊蛰”、“清明”、“芒种”、“夏至”、“秋分”、“小雪”等这些农耕节气如此敏感、如此熟悉[ 比如《写在立春之前》、《今日立春》、《第一个节气，多么甜！》、《这些年的雨水》、《返青》、《今日惊蛰》、《一片又一片荒地，以至无穷》、《我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这个清明有所不同》、《青春祭，或者纪念碑》、《第十天：短暂的归途》、《夏至未至》、《有人在黑暗中说话》、《四十七岁的孤儿》等。]。而与之紧密相关的或许还有宋晓杰对“秋天”和“雪”的大量描绘。但重要的其实不是诗人究竟更喜欢秋天还是冬天，或是“为什么一次次写到雪”。我想对于宋晓杰来说，“秋天”、“冬雪”和“大地”一样都有着“自然”的属性，都是孕育着变化、新生的“母土”：
怀念一场雪，其实与雪无关/与怀念也无关。山巅丰沛、树木饱满、/河汉静默……新世界就是这样的吧/大自然醉心于再度创造 ——《怀念某年的一场雪》 散文家郭风曾经说过“当一位作家——诗人在沉醉于诗的境界时看到花朵，那是一种幸福，那是真正的一位诗人。”[ 郭风：《在放生池前》（文艺札记），载《文学月报》1986年第2期。]“大地”、“母土”、“农耕”、“自然”，它们象征着生命力、象征着希望和未来，它们实际上成为了宋晓杰诗歌中非常重要的枢纽，它们一方面赋予生命以具体的想象形式，联通了对现实人生、命运的感怀，另一方面又激发出对自然、故乡的热爱，引领着诗人向善、向美，积蓄了销蚀平庸、乏味的中年生活的力量。换句话说，“大地”、“自然”在宋晓杰的诗歌里并不等同于虚幻的乌托邦和平抑苦难的世外桃源，而是一种介入日常生活的力量。 想必是出于自谦，宋晓杰在许多场合都谈到，写诗要靠天分、靠努力。但真正对于诗歌而言，仅靠天分和努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诗歌本质上是一种知识，需要诗人们去学习和研究。宋晓杰或许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创作对于新世纪诗坛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或者说她的诗实际上回应了新世纪乃至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在社会转型期的复杂语境中，我们该如何写诗，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如何写诗，如何处理乡土、自然题材，如何平衡形而下的经验与形而上的思索，如何协调生活的“俗”和诗歌的“雅”、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关于这些问题，我想与其夸赞宋晓杰做了出色的回答，倒不如说她做了精彩的演示，提供了当代世俗生活进入诗歌的一种方式，展现了传统写作资源、习惯完成时代转化的可能，更证明了汉语诗歌的机遇与希望： 已经过了雨水，我开始平整土地 规划未来。在荒凉处栽种植物 我决定：不难为花朵，也不强迫果实 只要求绿色——最好是攀援向上的那种 ——《返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