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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鞍山乡土文学的画廊里，60多年来能被读者记住的作家和作品屈指可数。很多作家创作的农村题材作品，尽管充满了乡村生活气息，但是那种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似的美学要素被忽略，作品中描写的乡村生活单一而雷同，乡土经验中的地域性和神秘性，以及淳朴、自然等美学基调，被生活积累的浅薄和价值观的短视所屏蔽。当然，这样的缺憾也许同地域特征有关，但作者对乡村生活熟悉的程度和观察体验的深度不足，以及缺乏浓烈的乡情，也刚性地制约了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产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古老的乡村正逐渐失去“生命”的本真，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势不可挡。这些影响乡土文学发展的客观因素，为乡土题材作品的创作带来了空前难度。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乡土文学创作日渐式微的理由。因为，以灵魂为“雕塑”对象的文学，其跨越时空，超越“器物”的美学特征，不会因生活具像的改变或者消失而不存在。相反，在一种积极的人文精神激励下，某些成熟作家因此竟会写出许多优秀作品。刘树林先生的诗文集《月是故乡明》，便是最好的例证。 《月是故乡明》收录了作者近期创作的律绝、词赋、散曲和散记150余首（篇），这些作品，以作者家乡的农村生活为题材，以极具辽南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民情为描写对象，田园牧歌似地展现了寓于其间的文化底蕴，其刻骨铭心的人文情怀令人慨叹。该书既是树林先生对以往旧体诗词和散文创作的一次美学意义上的升华实践，更是其对消逝的故乡的一次酣畅淋漓的情感宣泄，也成就了鞍山乡土文学创作的一次新的突破。 《月是故乡明》全景式地展示了辽南农村的乡土生活，于“土气息、泥滋味”的个性化书写中，为读者带来了一次崇高的人文精神洗礼。全书十个专辑：《故园行吟》，《桑梓情思》，《儿时农事》，《衣着旧事》，《农家花卉》，《庭院林木》，《庄户食事》，《乡间俗情》，《童年趣事》，《乡音短笛》，这些题目系列影片一般，百科全书似地播放着辽南乡村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那桥头“心忧客少”的瓜农，承载着“掏蟹洞，甩鱼钩，渡黄牛”童年趣事的小河；那“蚱蜢乱飞蝶乱舞，骑牛就是放牛人”的草甸，“绿荫深处学猫步，悄挽弹弓猎获频”的村旁树林；那“慢挑轻拨除莠草，锄飞浑似解牛刀”的农耕生活场景；那“柔如锦缎帖颊耳”的狗皮帽子，“一提一抿一匝横”的抿裆裤，等等，这些读起来甚至还带着些土腥味儿的文字，以最自然朴直的风貌撩动着读者心弦，引导你走进“作家生身之地的风土人情和原乡况味”。在作者笔下，意趣昂然的乡土生活清澈而单纯，即使接神、祭祖、扶鸾、跳神等带有些神秘色彩的乡俗，也被作者赋予了健康积极的文化意义，显得生动而富于情趣，绝无封建迷信的张扬。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没有‘救救孩子’的赤裸裸的呐喊，来理性审视和表现浓郁的乡村生活，”这在作者笔下得到了圆满诠释。而这一点，也正好揭示了读《月是故乡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和汪曾祺作品的必然性。当然，“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黑格尔）作者没有忘记作为一名作家的责任，在精心描绘乡村美妙生活场景的同时，更以一种生命体验观照其间，使朴素而纯粹的乡土生活具有了“慰籍”和“清洁”功用，读者的轻松阅读更像是灵魂的沐浴，其获得的那份远离喧嚣的城市文明的心灵的恬静，实在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精神盛宴。整部作品中，无论是有生命的林木花卉，还是没有生命的衣着食事；无论充满谐趣的乡间俗情，还是忙碌繁杂的庄户农事，作者从不在形象的描绘或者情感的表达中放纵“小我”感受，一种崇高的审美指向贯彻了全书始终。如在《浣溪沙·瓜农》中，“溪畔闲牛吃野草/桥头笠叟卖西瓜/心忧客少日西斜。”在极富画面感的勾勒中，流水闲牛野草，小桥斗笠瓜农，因一句结语“心忧客少日西斜”，而活泛出浓郁的生活滋味。深沉的书写蕴涵着生命的体验，小小的画面所传达的生活感悟，博大而凝重。再如《毡帽头》：“凉风吹动又清秋/青衣布衫毡帽头/半个西瓜圆似釜/两边片瓦翘如钩/内折冠底藏钞物/外展皮毛护耳眸/民俗一代风飘絮/几度乡心载客愁。”后两句是对前面描写的总括，特别最后一句，作者睹物思情，万般感慨，一种粘稠的乡土情结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淡淡的乡愁，表现了在新时代语境下，作者内在的精神追求同大众生存体验契合中所折射出来的一种民族乡土精神。结识作者20余年，我心里一直深积着对他的敬重，这不只是因为他有着扎实而广博的学问，单是在漫长的交往时间里，他带给我的那些睿智而良善的人生觉慧和诚挚而掏心的成长帮助，也足以令我敬其为一生的师长。他有着学者的风范，智者的内涵，更有着能够被你迎进心里的兄长的风采。就是这样一位被知识改造离开了乡村，后来从政做了市级领导的兄长，内心的“乡愁”竟如此涌动，像一面摇曳的旗帜，从来没有静止过。读着这些被“故乡的明月”燃亮的作品，我相信，乡愁就是一种“宗教”，因为透过书中那些朴素的“原生”意象，我能感觉到作者对于家乡的情感，真的如“信徒”一般，执着而虔诚；乡愁带着一种根的情怀，也是校验“孝子”的试金石，通过对故乡厚重的乡土文化的诗意解构，作者间接地告诉我们，忘记自己出处的人，如同不孝子，不足以称之为我们的朋友。这样的乡愁，“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维系，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冯骥才）。这种充满驱动力的“乡愁”，在跨越辽阔空间和悠邈时间的同时，也生生不息地激励着一代代从褐色土地中走出来的它的儿女们。而这，应当是作者创作《月是故乡明》的原动力。 《月是故乡明》在艺术形式的把握上，唯美而深沉，恰到好处地为作品乡土气息的表达“锦上添花”，为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宣泄“推波助澜”。《月是故乡明》艺术形式的处理可谓诗意而独特。全书作品根据各篇内容的不同，分别使用了律绝、词赋、散曲和散记等多种文体。对此，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是依据描写对象的不同，给各种文体做的分工，以使他们“各尽所能”，“各领风骚。”于是，我们看到，不同内容的作品被“分配”给不同体裁的文体，读者在阅读中，因文体的“抑扬顿挫”而产生的交响乐般的旋律感油然而生。律诗和绝句的庄重严肃，古体诗的灵活激扬，竹枝词的通俗明快，开放率真的散曲，以及精短明快的散记，在作者的“指挥”下，俨然是竖琴、长笛、单簧管、小提琴和钢琴的此起彼伏，忽而凝重悠扬，忽而隽永绵长，乐器同旋律如胶似漆有如天籁，为读者奉献了一曲回肠荡气的美妙乐章。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内容存在于形式之中，形式一方面负载并传达着内容，另一方面形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本身就是内容。“你要想把它从内容分出来，那就意味着消灭了内容”（别林斯基）。在内容与形式的处理上，《月是故乡明》无疑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的背后，是作者所经历的对于其能力的巨大挑战。作者有着厚重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写作修养，曾经出版过多部旧体诗集和散文集，但在一部书中，面对不同的描写对象，分别施以不同的文学体裁（特别像旧体诗词这样十分考究的文体形式），如果没有坚实的文学功底和超强的驾御语言能力，是很难做到的。成功的自信来自于浑厚的修养与积累。童年难忘的的乡村生活经历，大学中文系的出身，以及“时时未敢忘故园”的经年关注，是作者以“大家”风采完成挑战的重要原因。 刘勰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其中，“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既对作者的写作才能提出了很高要求，也为作者的思想文化水准设定了一个很高门槛，非一般作者而能为。在《月是故乡明》中，“沿隐”的过程自然而流畅，那些近乎口语化的叙述和描写，那些充满乡土味儿的风景风情风俗画面，那些洋溢着快乐和自豪感的意绪，给读者带来的是溪水般清爽的审美感受。这些作品，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读者来说，也许因亲切而感到珍贵，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也许因时间久远而感到新奇，但是对于作者来说，那在庭院中汗流浃背玩着扯朗狗游戏的孩子，那于农历十月初一为故去的亲人烧着寒衣的庄户人，那院子里大人们吓唬小孩子的一声，“别哭了，红胡子来啦”……等等，其实是一页页沉重的铺垫，一串串欢实快乐的情景背后，深掩着作者润满泪水的苦情。对于一个把乡情看得生命般重要的农民的儿子来说，面对曾经养育了他的故乡的突然消失，该是何等的沉重和失落。然而，“卒章显其情”，读者阅读的过程竟无感伤，“至显”的伤痛完全在掩卷之后。作者把阅读的快乐送给了读者，而把无限的感伤留给了自己，“因内而符外”，乡情的宿命也许真的属于个体，作者崇高的情操于此可见一斑。 《月是故乡明》是作者蘸着生命的体温创作的一部乡土文学佳作，其创作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在乡村社会面临巨变，有人甚至提出“乡土文学消亡”的背景下，乡土文学创作如何继承近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于沉寂中犁开种种现实的“阻滞”，在发现和表现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创作实践上，如何把握乡土文学的美学特征，避免蜻蜓点水似地表现或者“时尚化”地粉饰乡村生活；乡土文学作品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以及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有所突破，等等。然而，《月是故乡明》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在低俗文化泛滥的当下，如何在作品中实现价值观的引领。这是文学作品神圣而艰巨的使命。惟其如此，中国乡土文学才能如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