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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郭淑萍。 这个认识为什么打了引号，是因为我只认识她的面孔——那张邻家大姐的脸，至于她的高姓大名，她的具体身份等等，我一概不知。隐隐约约，我觉得她是一个女干部，做些妇女之类的工作。我总能看到，她和一些农村妇女打成一片，聊家长里短，或者计划生育那些话题……当然，这与文学无关。 我与郭淑萍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我们都出生在辽宁省普兰店市（撤县设市之前称新金县）墨盘乡，她年长我十来岁的样子。墨盘乡是普兰店市的贫困乡镇之一。这个到处是丘陵的地方，没有任何特产，没有像样的工业企业，没有值得称道的文物古迹，没有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这里只有玉米、水稻、花生、苹果等普通农作物，自给自足尚可，发家致富基本属于梦想。 墨盘乡名称的来历，郭淑萍是这样解释的：家乡的这座绵亘十余华里的大山，因其主峰形似磨盘，人们便用“磨盘山”为之命名。现今，随着各种型号的粉碎机进入村屯，辗转了几千年的石磨历史已经成为了过去，磨盘山的称谓也就凝固成了往日的荣耀。不知何年何月何人，巧妙地将“磨”字改称“墨”字，音相同，意不同，白捡了些文采，“墨盘”，人们就如此地叫到了今天。(引自《家乡有梨“一面红”》)郭淑萍的解释大抵是权威的，她几乎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她谙熟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这里的父老乡亲，了解这里的家长里短，欢喜这里的一草一木。 郭淑萍从什么时候爱上了文学，这对我来说是个谜。在我看来，于文学而言，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划定，自己到底什么时候爱上了文学，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那些生活的经历，那些苦难的历练，那些情感的滋养，那些特殊年代的潜移默化，都对一个人爱好文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常说，某某人有佛缘，那时那地这个人还浑然不觉，许多年后，他（她）一心向善，哪一个节点能算作他（她）礼佛的发端呢？我们常说“冥冥之中”，其实都是命运注定。而真正开始写作，你当年的作文，你当年的书信，甚至你当年的入团入党申请书，你的工作计划，你的检讨，哪一样不是你最初的练笔呢？变成了铅字，那只是发表，就文学创作的本真而言，发表与不发表又有什么干系呢？难道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发表吗？ 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从普兰店小城走出的著名女诗人玉上烟，2009年才开始在网络上写诗，而后迅速成长起来，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国内文学大刊、名刊发表作品，被诗坛视为奇迹。其实，我觉得玉上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她是有准备的。她的父亲大学中文系毕业，家中藏书不少，父亲又给予她很好的教养；她的哥哥年轻时酷爱诗歌创作，对玉上烟有着必然的潜移默化。赶上了网络时代，玉上烟是幸运的，通过网络，她迅速被诗坛认可、接受，她完成了有的作者需要走一辈子的里程。 有一句俗话：“革命不分先后。”对于文学爱好者，这句话同样适用。 我猜想，郭淑萍至少在学生时代就爱好文学，只是在墨盘乡这个穷乡僻壤，她只能偷偷地看书，只能默默地写作。她甚至都不敢“暴露”自己的这个爱好，她怕乡人的闲话，来自工作单位上的，来自乡里乡亲嘴上的。但在郭淑萍眼里，乡人都是美好的。她写道：柳丛中挂满了她们洗干净的花花绿绿的衣衫。柳絮不知何时从她们的衣领钻了进去，有的脱下衣服站在河边旁若无人地抖落，那两个不戴乳罩的乳房也跟着上下颤动，接下来又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笑声过后，又是一番拉呱儿。三句不离本行，谈论起居家过日子来，她们可头头是道。各种畜禽的孕期推算的丁点不差。什么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九马一年，鸡三七二十一天，鸭四七二十八天，鹅五七三十五天……山上的农活，她们也不外行。什么谷雨种大田，过了芒种不可强种，槐树亮刺儿种花生没事儿，杏堵鼻种谷糜，糜子满垄台儿，谷子一条线儿……扯东拉西没完没了。（引自《山村春景》）她喜欢这里的男人女人，喜欢这里的一年四季，喜欢这里的春华秋实，喜欢这里的父老乡亲。 我也是在学生时代爱上了文学。在那个小地方，我很孤独，家长、老师都不理解我的所爱，他们对此看作是不务正业。郭淑萍是否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呢？我没有与郭淑萍交流过，在那个小地方，我常常会与郭淑萍不期而遇。作为乡村女干部，她不认识我，她也没有义务与我打招呼。我认识这张朴实而亲切的脸，但我不知道她爱好文学。我想，如果当时我知道她爱好文学，就会去拜访她，或许与她成为忘年交。 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网络，我们所能见到的报刊少之又少，能将习作变成铅字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不管怎样，我们失之交臂。 后来，我与父母举家搬到邻近的小镇上。紧接着，我就从军离开家乡。 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在《普兰店日报》副刊版面上，看到一篇题为《碧流河，我童年的歌谣》的精短散文。开头是这样写的：“家乡是湿的，因为它拥有着一条大河。每天，河水都能流进我吃饭的碗，喝水的瓢，再从我童年的嗓子里流出甜甜的歌。”这诗一样的语言一下子打动了我，我禁不住一口气将文章读完。“童年的我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去问河水，你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为什么有时清有时混？河水在月光下静静地闪光，想说什么话却又被后面的波浪冲走了……”多么细腻的感觉，这无疑是一个忧郁的乡村美少女的形象了。我很兴奋，随即致电当时的副刊编辑董晓葵。董编辑告诉我，这个作者是我老家乡镇的一位副乡长，一位朴实的老大姐…… 蓦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张颧骨微微凸起、圆圆的脸，那张脸总是透着微笑，浮出健康的紫色，像当年乡人常用的扑脸红。 就是她！一定是她！ 这让我禁不住有些兴奋：在遥远的故乡，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位乡镇的女干部竟然痴迷文学。我相信，一个有着文学理想的人，一定有着悲悯的人文情怀，一定会更人性化地处理乡间的各种难缠的事务。这样看来，当是乡里乡亲的福音了。 真正与郭淑萍相见相识大约在2009年。其时，我作为报社的一名部门负责人，带领一批小老板去我的母校——墨盘乡中心小学，给师生们捐助了价值2万元教具和学习用品。中午，校领导安排吃个便饭，当时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书记郭淑萍，作为领导出面致谢。这大概是我1988年离开墨盘乡之后第一次见到郭淑萍，离奇的是，她依然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模样。 我谈起当年对她的记忆，她谈起从报刊上了解的我，我们迅速熟络起来，由此渐渐有了些许来往。一次，她对我说，她想出一本散文集，想让我帮助作序。我一口应承下来，我甚至觉得为这个老乡作序非我莫属。 2013年国庆节前夕，郭淑萍一股脑儿往我的邮箱里发来一大堆稿子，嘱我赶紧为她写序。这样，我就很密集地阅读了郭淑萍多年积累的篇章。尽管以前也读过她的数篇作品，但对其了解毕竟是片面的，一知半解的。 首先，我读到她对自己角色的感悟。作为儿媳，“婆母像寒冬之火、伏夏之风，帮我照看儿子、料理家务、排忧解难，激励我热爱事业、干好工作。正是由于婆母的全身心付出，我才摆脱了家庭的种种困扰，一心扑在工作上，获得了一项项荣誉。我把大红色的荣誉证书拿给婆母看，告诉她，这里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她总是说：‘我们老人在工作上帮不上什么忙，照看孩子应该，你年轻就要好好干工作，要对得起人家给咱的钱。’这是多么质朴的言语和多么豁达的胸襟呵。”（《母爱》）作为孙女，“我很小就投入到了奶奶的怀抱，在她的童话故事里渐渐进入梦乡。夏夜，她用芭蕉扇为我扇风，用艾叶为我熏赶蚊蝇；冬夜，她让我睡在热炕头上，早早地喊我起床。在我准备高考的那一年，她见我学习那么累，经常把亲友送给的好吃东西偷偷留给了我……可我辜负了奶奶的期望，高考落榜，在一所小学任代课教师。可她却很是满足。”（《奶奶》）作为妻子，“外面的风景再也拽不住我的思念，我渴望和老公同桌相对品尝我做的饭菜，更爱听老公夸我做的饭菜好吃，渴望和老公在夕阳下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看花草、听鸟鸣虫唱。怪不得三毛说：‘家，就是有个人点灯等你的地方。’那是多么迷人的地方啊！谁说近处无风景？我觉得我的家乡也是美的，那山那水它也是独一无二存在的。归期到了，我还没到家就做好了打算，家里再脏再乱我也不会抱怨老公，一个人在家不容易，一个人在外也不容易，何况一个大男人在家更不容易，我要每天做可口的饭菜，再也不让他饥一顿饱一顿。没有女人的家不像个家，没男人的家是一个只有月亮没有太阳的家，家是夫妻相牵相挂的风筝和风筝线，男人女人共同用心缔造的家是一个完美快乐的家。”（《出门想家》）郭淑萍无疑是善于观察生活的，她的心思无疑是细腻的，我手写我心，她写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写辽南的乡风民俗。 抛却那些静夜里心灵的感悟，她对辽南的地域文化也多有涉猎。《罗列乡俗》、《将媳妇》、《上梁》、《温锅》、《看欢喜》、《踩小人》等篇章，除了无限的情趣，也多有文化含量。当这些习俗渐渐远去，我们在遗憾的同时，也有义务用我们手中的笔记录和书写，这些深入我们骨髓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区别于他人的标识与符号。就像郭淑萍，作为一个乡镇女干部，在田间地头，在街头巷尾，她行走着，她歌唱着，她诗意地栖居在乡下。 这让我肃然起敬！这诞生在纯净乡间的文字，我们不必去要求它有怎样的高度，不必去要求它文字如何精美，不必去要求它符合怎样的流派，不必去要求它发出黄钟大吕的强音。我们只要设身处地地想，文学怎样滋润了一下乡下女人平淡的日子，文学怎样充实了一名乡镇女干部身心俱疲的业余生活。文学给予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一个女人扎根乡下、不羡慕城里灯红酒绿的生活，视土里土气的农民为亲人，跟他们一样吃着农家饭菜，与他们一样说着乡下方言，为他们操劳，甘做公仆。 是文学造就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好干部吗？是文学带给她淡泊名利的秉性吗？ 郭淑萍告诉我们：文学不在繁华的名利场里，而在民间，在平凡的人们中间；爱文学，就要做一个文学一样、诗一样的人，虽不能超凡脱俗，但一定要超脱。 超脱于没有底线的人群，超脱于人心不古的时代。 如此，则不愧对自己，则不愧对所有爱你的人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