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艺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但人们对当代儿童文学的价值还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些儿童文学界的人士对儿童文学的认识都是模糊的，其中不乏怀疑和贬低态度。当前，社会上对儿童文学的歧见主要有三：一是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后继无人；二是认为今天的儿童文学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三是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还缺乏世界性的作家作品，与西方儿童文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还有很大的差距。认真阅读当代儿童文学作品，回顾当代作家的儿童文学探索历程，应该说，儿童文学在建构当代儿童的精神世界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贡献也是令人鼓舞的。具体地说，当代儿童文学至少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一、确立了儿童文学的主体精神。作为主体读者为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的主体精神无疑是关注成长、表现成长，且有助成长的。这也是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是儿童文学的美学定位。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基本上确立了这一主体精神，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作家自觉地承担起了儿童文学“发现儿童”和“为儿童”的使命。如冰心在1979年《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一文中，就说过：“我认为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为儿童服务的作品，必须能够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关心，而且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高洪波在《发现儿童》一文中，也对儿童文学的主体精神有一个清晰的阐述，他说：“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是促进社会成人对儿童的发现，开掘或诱导儿童的自我发现，这样，我们的儿童才能自立独行，才有可能具有自主意识，而不是成为寄生虫式的软骨头。”曹文轩也在《追随永恒》一文中，就“儿童文学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的观点，反映了两代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的明确认识，也证明了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一开始就没有迷失自己的创作方向，他们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来呵护童心，来捍卫童年生命的纯洁，来塑造儿童心灵的美好。
    二、儿童文学从总体上走上了审美之路。应该坦诚地承认，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当代儿童文学在发展中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儿童文学一度出现“教育主义”和“政治工具化”的倾向，以模式化的形象和“主题先行”的叙事强调了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期乃至中期，儿童文学作家也曾经有过急切反映时代生活、为政策服务并把儿童文学当作政治传声筒的经历。冰心也曾在《笔谈儿童文学》一文中，批评过这些现象，并告诫作家们：“要写好儿童所需要而又便于接受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怀着热爱儿童的心情，深入儿童的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写起来才能活泼、生动而感人。生活本来是创作的惟一源泉。‘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是最要不得的！坐在书案前苦思冥想，虚构情节和人物、开头和结尾，最后只能写出一篇没有生气、没有真实、空洞而模糊的故事。”但儿童文学创作从总体上是朝着审美之路上迈进的，如60年代陈伯吹提出的“童心论”，认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陈伯吹的这些观点虽然引起过争论，但最终得到儿童文学界的认可，这就是儿童文学作家朝着审美世界探索的一个标志。80年代童话创作界曾出现了“热闹派”和“抒情派”两种比较鲜明的风格，而且儿童小说界也有过“新潮”与“传统”的论争，今天看来童话那两个“派”并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流派”，而儿童小说的所谓“先锋性”也不是新时期文学中“先锋写作”的那个路子，但它们确证了儿童文学作家一心一意为儿童创作精美作品的艺术理想和探索勇气。新世纪以来，不少儿童文学作家也提出了明确的美学主张，秦文君就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一种简易的文学，而是要用单纯有趣的形式讲述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深奥的道义、情感、审美、良知。它运用想像力、英雄主义、游戏精神三大法宝完成它在美学、艺术上的追求。”事实上，从冰心、严文井、葛翠琳、金波等，到曹文轩、秦文君和张之路等，儿童文学作家一直在形成个人风格的同时，为儿童建构美的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现代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生相比，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晚了很多，中国真正体现人文主义儿童观的儿童文学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而且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周作人、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都受过西方儿童文学的洗礼，他们不但参与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而且还参与了儿童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建设。但并不是说中国儿童文学没有自己的传统，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中国民间文学和神话中就有儿童文学的元素，中国儿童文学一直在几千年文学的滋养中成长。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黎锦晖等为儿童奉献的《稻草人》《寄小读者》《大林和小林》和《葡萄仙子》这样的优秀童话、散文和儿童戏剧等，本身就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可贵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们一直在艺术探索过程中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勇气和自觉。如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金近的童话《小猫钓鱼》、赵燕翼的童话《金瓜和银豆》、秦兆阳的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和金江的儿童寓言《乌鸦兄弟》、彭文席的儿童寓言《小马过河》等，都是借鉴了中国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的手法，或从中国神话故事中汲取艺术营养，创作出来且滋润了几代人心灵的优秀之作。80年代儿童文学作家们提出的“回归‘五四’”，并非倒退，实际上是作家们对“五四”儿童文学艺术精神的回归。到了新世纪，新生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借鉴西方儿童文学观念、学习西方儿童文学创作技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从本民族文化中获得艺术养分。如老作家葛翠琳在年近八十高龄时，还从中国民间故事中吸取精华而创作了具有东方风格的“山林童话”；中年作家黄蓓佳创作的《中国童话》，更是完全以中国民间神话为素材，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青年作家薛涛创作的“《山海经》新传说”系列幻想小说，也是从中国神话中获得素材和灵感。还有儿童散文作家吴然、湘女、林彦和邢思洁等，都善于营造地域文化意象，表现祖国山河的秀美和独特地域的淳朴人情民风。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当代儿童文学艺术自觉的体现，也是作家们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使命的表征。
    四、找到了儿童文学的文化位置。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认识到了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性格，并以自己的文化性格加入世界儿童文学。如薛涛就认为“用汉字写作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应该维护汉语的纯净，努力创造汉语的美感，让真正的汉语言儿童文学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并且，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们认识到了儿童文学是在以文学方式参与儿童教育，参与新一代人的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儿童文学独特的文化价值不但在于对儿童教育的支援，实现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话，还有着对儿童母语意识的培养和对民族未来性格的培育。我曾在《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中论述过儿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有着四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第一，儿童文学对儿童心灵的发展；第二，儿童文学对童年生态的优化；第三，儿童文学对儿童教育的支援；第四，儿童文学对儿童母语意识的培养。其中，儿童文学对儿童母语意识的培养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的认同，这实际上是对儿童文学可以充当母语文化传递的桥梁和纽带的指认。
    五、培育了一支可观的创作力量。这是当代儿童文学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冰心、严文井、陈伯吹、束沛德、高洪波等一些儿童文学“领头羊”在不同时段的具体组织和带领下，当代儿童文学已经涌现出了一代代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和大学文学教材。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浙江、辽宁、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市都集结着一批数量可观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代儿童文学虽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社会文化建设和儿童成长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其缺点和不足也是明显的，面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一、儿童文学创作还没有完全摆脱成人思维的束缚。虽然儿童文学作家在艺术上不断努力，但具体到一些作家作品中，还没有完全摆脱成人思维的束缚，教育主义的、迎合式的文学创作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在童话创作中，还存在“说教”和“成人的幻想”的痕迹，有些被媒体炒得很火热的童话，甚至还带着暴力和情色的内容；在儿歌创作中，近两年也时常可以看到“廉政儿歌”等的出现。“廉政建设”当然是我们当前必须坚持的，但把这些政治主题加入儿歌之中，是与幼儿心理和幼儿认知能力不符的，尤其是给0到3岁孩子接受的童谣，更没有必要加载这些超出其认知的内容。在儿童朗诵诗中，很多是专门为“节日”和少先队活动而创作的，由于强调实用性，因此也明显地带有空洞抒情的弊病。在儿童小说创作中，还没有摆脱成人视角的狭隘性，有的儿童小说明显在“长大”，表现的是成人之间的情感和思维方式。
    二、儿童文学创作还无法应对社会场域的变化。当代社会发生了多次转型，尤其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的场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儿童文学作家面对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市场和艺术之间摇摆不定，有的作家则完全投降于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化，创作上完全滑向通俗读物，或者完全走的是商业化写作的路子。而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电视流行文化的风行和图像世界的冲击，有些作家一时找不准创作的方向，也不习惯于利用新媒介来促进创作、发表、出版与阅读推广。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一些青年作家的儿童小说创作越来越追求电视肥皂剧式的“幽默”，出现了批量生产“捣蛋鬼”、“淘气包”、“酷男生”、“炫女生”、“俏皮小丫”、“开心男生”等类型化和娱乐化儿童形象，还出现了一些台港娱乐文化中的“无厘头”和“搞笑”等内容的拼贴。还有些作家为了刻意追求时尚化，不惜模仿西方儿童文学，或者生硬地将都市化场景加进儿童文学作品中，使得儿童文学题材与风格都出现了清一色的“都市型青春期叙述”。
    三、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无法有效地与创作形成互动。这是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软肋。应该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有一些成果，从新中国初到新世纪，也确实涌现了几代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和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的学者，如蒋风、浦漫汀等就在儿童文学教学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编印教学研究资料，出版儿童文学教程，举办儿童文学教师培训班，等等，做了很多奠基性的工作。一些中壮年的学者如吴其南、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马力等也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出版了一些成果。但儿童文学还没有一部被儿童文学界普遍认可的成熟的“儿童文学史”和“儿童文学教程”，也缺少对儿童文学的诗学与美学进行准确而系统地阐述的理论，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所以儿童理论批评无法与创作形成良性的互动，理论批评也不能与儿童文学出版、阅读推广等环节有效连接。尤其是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由于学术构形能力的欠缺，无法赢得当代学术应有的尊重，学科地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虽然在少数高校情况较好，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学术界与教育界的边缘。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更是进入萧条期，有力度的批评和有深度的理论鲜见报刊，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几乎完全依靠媒体书评来进行，这是令人担忧的。
    当代儿童文学的成就与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将其置于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中来重新认识其价值与贡献，给予其中肯准确的评判，有助于鼓舞广大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和文学生态的优化，从而促进青少年的精神生命健康成长。儿童文学在新世纪初可以说取得了可贵的成就，发出了新的声音。但也应该清醒，对于儿童文学来说，新世纪无疑既充满机遇，又充满着挑战，希望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认清形势，找准自己的艺术立足点，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为儿童创作更加优秀的作品。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