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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入中国，为其儿童观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文化学人在“五四”后大量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其“儿童化”特征，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使国人从文学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现代儿童观”。 【关 键 词】安徒生童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儿童观/儿童本位 一 “以儿童为本位”是中国现代儿童观的核心观点，但是否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儿童观呢？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童话是以儿童为本位的经典，但也有两方面的论据可以说明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这样的论据一是来自安徒生本人，二是来自安徒生童话的本身。① 首先，安徒生本人多次透露，他的作品不是为儿童而创作，至少不是只为儿童创作。安徒生曾经在自传中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②在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意识中，成人与儿童始终都是两个并列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人读者还列于儿童读者之前。有资料显示，在安徒生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套童话作品上，他要求出版商抹去“献给儿童们”的字样。安徒生并不像他的童话那样具有主动亲近儿童的意识，安徒生基金会对此的理解是：他理解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但他绝不愿意儿童坐在他的膝上。 此外，有研究者还从安徒生童话文本的解读中，读出非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首先，安徒生共创作童话作品158篇，但完全写儿童的仅28篇，而讲述成年人生活的则达64篇。其次，许多冠以“童话”之名的安徒生童话名篇在情节设置上根本不合儿童心理，充满恐怖、悲伤与压抑。比如，《海的女儿》小人鱼变成泡沫的悲剧结局，有研究者认为过于残酷，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样的结局设计既不能让小读者理解，也让儿童感觉太伤心残忍。再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在大雪纷飞中冻死街头的结尾，被视为过分凄惨，会让小读者的心灵受到伤害。又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情节设置，《玫瑰花精》中哥哥杀害妹妹情人的具体描写；《打火匣》中士兵砍掉女巫头的情节；《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大克劳斯砍死了自己的祖母等等。这些血腥情节的设置会完全不能被认可为“儿童化”，儿童阅读到这样的情节时只会感到恐怖与压抑。 安徒生的儿童观到底是儿童本位还是非儿童本位，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但是，中国的“安党”③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以儿童为本位”就是安徒生的儿童观。因此，安徒生童话成为儿童文学建设者的选择，翻译安徒生作品与评述安徒生作品“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特征成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具体途径与有效方法。在当时的安徒生童话译介潮中，“以儿童为本位”成为一个被不断“念叨”，不断阐扬，不断倡导的关键句。因此，随着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设事业中得以真正确立并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安徒生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初创时期为什么会被视为现代儿童观的代表，除了安徒生童话本身所具有的“儿童化”特征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是，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介到中国，从数量上形成一定的翻译规模，在译文质量上也有很多名家参与翻译，安徒生童话比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国人所熟悉。选择熟悉度比较高的安徒生童话作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途径，自然会使传播工作更有效更迅速。因此，接下来，我想从具体史实出发，谈谈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的译介情况。 二 安徒生被中国人所认识，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介绍人是周作人。1909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在刊行《域外小说集》第二集时，曾预告第三集出版时将发表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的《寥无声绘》。这是安徒生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④只是事不凑巧，由于《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销售均不理想，因此后续作品并未刊行。1912年，周作人撰写文章《童话略论》，在论及“人为童话”时提及了安徒生与他的童话：“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邻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这是安徒生首次以童话作家的身份在中国“亮相”。⑤此时，周作人对安徒生及其童话已是推崇赞赏，认为“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紧接着，到1913年12月时，周作人发表文章《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是中国第一篇详细介绍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的论述，“是所发见的关于安徒生的第一篇论述。”⑥周作人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简历，并提及安徒生造访格林兄弟的轶事。周作人还介绍了英国学者戈斯（《北方文学研究》）、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安徒生传》）、挪威学者波亚然（《北欧文学评论》）、德国理论家诃伦（《北欧文学史》）等欧洲儿童文学学者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各种评价。周作人在文中提及了安徒生的多部代表作，《丑小鸭》《公主》《雪后》《人鱼》《鹳》《牧豕人》《跳蛙》《一荚五豆》等，并特别介绍了《皇帝之新衣》的内容。同时，周作人为了让读者对安徒生的作品有更感性的认识，还在文中插入自己翻译的《无色画贴》（即《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十四夜”，但所用翻译语言为文言文。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此，安徒生童话便开始了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传播之旅，并成为影响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建设最重要的异质文化文本之一。 除了周作人以外，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出版家孙毓修也是当时“安党”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在1909年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号“文苑”栏发表文章《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介绍、评述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还直接编译了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海公主》与《小铅兵》，收入《童话》丛书的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7年6月和1918年3月出版发行。《童话》丛书是中国第一套大型儿童读物，在当时的小读者中影响很大，安徒生的这两部童话再版多次，是《童话》丛书中销路比较突出的作品之一。很多小读者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知道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的。但是这两本作品并不能算作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最早译本，安徒生作品最早呈现给中国读者当属刘半农翻译的安徒生名作《皇帝的新装》。刘半农翻译时将题目取名为“滑稽小说”《洋迷小楼》，刊登于 刘半农的这篇译作是目前可查文献中安徒生童话最早的中文译作，但却是非儿童化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无论是从其立意，还是文字来看，皆属成人文学。这篇安徒生童话译作并不是为了儿童，不是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或实用之需要，旨在“开发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手法和形式上，都根据针砭时弊的功用将安徒生童话或改头换面或删节或再创作，并没有还原其原作本身的儿童文学本色，“载道”的目的虽达到了，但原作本身的真实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却受到了极大削弱，读者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童话大家安徒生，看不见一部精彩绝伦的安徒生童话。 191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本著作收入了14个国家47位作家的50多篇作品，周瘦鹃选译的这些作品虽称不上是各位作家的代表作，但在当时的文化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传播外国文学作品而言，称得上是体例严谨、介绍系统的佳著。书中周瘦鹃选译了安徒生（周瘦鹃称为亨司盎特逊）的短篇作品《断坟残碣》。在译文前周瘦鹃附上安徒生的肖像画及短短几百字言简意赅的介绍文字，称其“生平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说为多，而意中皆有寄托，非徒作也。有《丑小鸭》（此篇夫子自道）、《锡兵》、《皇帝之新衣》、《火绒箱》诸篇，篇幅虽短，寓意却深，其状物写生，绝富兴趣，欧美儿童佥好之”。安徒生在周瘦鹃这里不是以童话作家身份被介绍，而是与其他40多位世界文学作家并列来介绍的，但周瘦鹃的这本作品在当时的文化界广受好评，因此安徒生及其作品再次为广大文化人士与普通读者所认识。 随着安徒生及其作品陆续被介绍进中国，1918年旧中华书局出版了用文言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这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集，收有安徒生的六篇童话《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牧童》。《十之九》原著署名为“英国安德森”，翻译者是当时的翻译名家陈家麟、陈大镫。 《十之九》出版后引发了相关评论。周作人在 三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儿童观的诞生，中国的“安党”人士将安徒生童话视为现代儿童观建立的表现，因此采取了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两种方式作为传播与促进现代儿童观的有效手段。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安徒生作品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情况。翻译安徒生作品成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对安徒生童话未有更多的译文发表，但由他进行白话文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却为中国文坛白话译介安徒生童话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正如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中所指出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有人译了。”在周作人的影响下，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等都加入到安徒生译介的队伍中，一场“安徒生热”蔓延而起。赵景深读到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有关安徒生童话的评价与译文时还在南开中学读书，他从周作人的文章中了解到安徒生及其童话的价值，他在《郑振铎与童话》一文中详细谈到自己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过程：“我在五四运动后几个月，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我开始译安徒生的童话，投得《少年杂志》，接连刊登了《皇帝的新衣》《火绒匣》和《白鸽》。1920年到1922年我在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求学，功课余暇，就继续翻译安徒生的童话，投给《妇女杂志》。由于张梓生的指引，知道研究童话的书有英国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童话的科学》以及麦尚劳春的《小说的童年》。郑振铎就在这个时间主编《儿童世界》。他看到我有兴趣翻译童话，就写信给我，要我投稿，并加入他所创办的儿童文学研究会，当然任然以命。”⑩赵景深是位名副其实的“安党”，在他的儿童文学事业中安徒生童话译介是他的重要作品，1923年新文化书社出版《无画的画帖》（此部作品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为《月的话》）；1928年新文化书社出版《安徒生童话集》收有赵译14篇；1929年亚细亚书局出版《安徒生童话新集》收有赵译8篇；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皇帝的新衣》；1931年开明书店出版《柳下》。 安徒生童话译介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文学研究会的两大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以及其他重要报纸和期刊，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妇女杂志》《儿童世界》《东方杂志》等纷纷刊登安徒生童话译作。在1925年时，安徒生童话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这一年正是安徒生诞辰120周年与逝世50周年。儿童文学运动的主要阵营文学研究会值此契机在两大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与《小说月报》分别推出安徒生专号，专号的封面上都刊有安徒生的头像，隆重而又正式地向国人介绍安徒生与他的童话。 《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收有安徒生童话11篇：顾均正译《乐园》《一个大悲哀》《七曜日》；西谛译《千年之后》《扑满》《凤鸟》；季赞育译《妖山》；胡愈之译《践蹈在面包上的女孩子》；樊仲云译《茶壶》；沈志坚译《雪人》；梁指南译《红鞋》。另再收有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文学评价文章：C.M.R.Petersen著、后觉译《安徒生及其出生地奥顿瑟》，焦菊隐译《安徒生的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的艺术》（此两篇文章为安徒生著《我的一生童话》第一、二章），顾均正的《“即兴诗人”》，安徒生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以及顾均正、徐调孚合写的《安徒生年谱》。(12) 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为止，中国已出版发表了90多篇安徒生童话译文，15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论文。安徒生童话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熟悉度最高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中国的“安党”人士不仅大量译介安徒生作品，还通过不断对安徒生作品中的“儿童化”特征予以评述与阐释，从而宣扬“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 早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中就对安徒生童话的“孩子性”大为赞叹，称安徒生“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作品“词句简易，如小儿言”。又在批判《十之九》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色就是语言上的“小儿语”与思想上的“小野蛮”化（“小野蛮”化即指儿童化）。“孩子性”、“小儿言”、“小儿语”，抑或“小野蛮”化，实际上都是“儿童本位”的同谓语。周作人通过介绍安徒生的作品，评述其作品的儿童化特征，将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内涵予以了具象化，让读者了解到，“儿童本位”的意思就是指形式上“照着说话一样”的简易生动的语言，与思想上天真烂漫的“小野蛮”思想。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儿童本位思想的具体呈现当然会选择文学作为表达的载体，也就是说，通过儿童本位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阐释何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周作人选择安徒生童话，在文学的层面上阐释了儿童本位的内涵。周作人的这一选择非常鲜明，他在多次介绍或者评述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对安徒生童话多元而丰富的美学风格，对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非儿童化”的情节设置，都不予提及，单单突出其“孩子性”的艺术特征，着重对其予以介绍与阐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的评述可谓是“以偏概全”，将“孩子性”作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特征加以不断阐释，将“儿童化”等同于安徒生童话。阅读周作人关于安徒生的所有文字，只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安徒生童话就是儿童本位的代名词，安徒生童话等于儿童本位。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这实际上是周作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一个策略。周作人推崇安徒生童话里“为儿童”的特色，就是从文学的层面具体阐释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从当时的文献材料来看，周作人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当时很多儿童文学建设者的认同与呼应，很多“安党”人士在评述安徒生和其作品时都一致地推崇其“儿童本位”的特色。 发表在1925年《小说月报》两期安徒生专号上的卷头语皆由郑振铎撰写，这两期安徒生专号的卷头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成就与地位。郑振铎高度赞扬“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字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深意”。并进一步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就在于，“他所用的文字是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当他动手写童话之前，先把这童话告诉给小孩子听，然后才写在纸上，所以能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13)郑振铎又借用勃兰特的评介文字阐明安徒生童话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儿童化的特点，安徒生的童话“有改变的音调，突然的停歇，姿势的叙述，畏惧的态度，欣喜的微笑，急剧的情绪”，文字里“吸收歌声、图画和鬼脸，把他们潜伏在字里行间，成为一大势力，使儿童一打开书就可以感得到”。(14)郑振铎极为赞扬安徒生作品的“儿童化”的特点，认为这是安徒生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与周作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此外，赵景深也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安徒生的“儿童化”特色。赵景深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15)，曾写过多篇有关评述安徒生的专文，如《安徒生评传》《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安徒生的人生观》《安徒生逸事》等，还在与周作人“童话讨论”的书信中多次评述安徒生作品，其中《安徒生评传》是赵景深评述安徒生及其作品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专文，这篇文章非常翔实地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同时对安徒生的许多经典作品进行了评介，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很大。在谈到安徒生童话的特点时，赵景深有两点概括：一是和儿童的心相近，二是和自然的美相接。从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特点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儿童本位”的特征依然是赵景深评介的着重点。 同时期的“安党”人士顾均正也发表有关文章，推崇安徒生的“儿童本位”特点。在《小说月报》的安徒生专号上，顾均正撰写了《安徒生传》一文，提出安徒生“对于文学上有超越的贡献”，主要是因为他能“把儿童的气味曲曲地表现出来”，他的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精神”，并对安徒生的语言风格赞叹道：“我们好像听到这吹军号者的‘塔拉登塔拉’(tayatantara)和骤雨打在树叶上‘伦腾腾’(rumdumdum)的声音，又如那个兵士‘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小鹳鸟学体操‘一，二，一，二！向左转！向右转！’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安徒生这么完全自处于儿童的地位。”(16)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安党”人士在“五四”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都一致地将其与“儿童化”、“儿童本位”划等号，突出安徒生童话儿童本位的艺术特征。这样的策略选择，是中国的“安党”人士根据自身时代精神的要求所作出的有效选择，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的“儿童化”特征，都将从客观上促进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与普及，国人通过“安党”人士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和评述，从文学的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儿童本位，何为现代儿童观的内涵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传播现代儿童观的这个策略是有效而可行的，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注释： ①认为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的代表性论文有：狄福《丹麦童话家安徒生》（《文学》1935年第4卷第1号），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大公报》 ②张莉：《论童话中的幻想美》，载《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③此说法见周作人《随感录》，载《新青年》第5卷第3期。 ④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⑤王泉根：《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⑦刘半农：《洋迷小楼》，载《中华小说界》， ⑧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收入王泉根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1页。（文章题目系编选者自加）。 ⑨(11)(12)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⑩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载《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 (13)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 (14)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9月。 (15)徐调孚：《〈皇帝的新衣〉付印题记》，收入《皇帝的新衣》，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 (16)顾均正：《安徒生传》，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 【作者简介】王蕾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北京100037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09年5期第26～34页 （责任编辑：罗小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