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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云 【内容提要】古希腊诸神与中国诸神在形象的整体历史演变中呈现出内在同一性。把握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关键在于梳理出两个神话体系中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大神”，在古希腊，这一“大神”为酒神；在中国，这一“大神”为傩神。神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以及人类认识发展同步。古希腊神话能为理解中国民间诸神提供有益的启示，中国民间诸神亦可为理解古希腊神话提供有益的启示，这样的双向启示对认识古希腊与中国宗教乃至世界宗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酒神/傩神/自然神/人格化神 一、中国与古希腊自然神的同一性 在古希腊文学中，酒神的形象千变万化，它不仅是人神，还是植物神、动物神。如果从酒神的“谷神”与“公牛”形象出发，我们将看到，中国古代文献中也存在着类似于古希腊酒神的植物神与动物神，这就是《道德经》中的“谷神”与“玄牝”：“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谷神”与“玄牝”，正是酒神的“谷神”与“公牛”形象，“谷神”象征植物，“公牛”象征动物，植物与动物由于生命的本质而具有了内在同一性，并且成了天地万物的代表——很明显，“谷神”表达的是由于谷物的生命力被赋予了“魔力”的性质而成为植物图腾，而“玄牝”则是动物图腾的体现。 联系酒神出生神话，我们还将看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谷神”与“玄牝”正是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其母亲德墨忒尔，将酒神与地母神联系在一起的是“天地根”，也就是再生与死亡，“玄牝之门”就是酒神死而复生的“双重门”!中国古典文献中这一含义晦涩的表述似乎只有通过古希腊酒神神话才能得到明晰的解释。 同样具有惊人一致的是，《周易·说卦》中有“乾为天，为父，为良马，为老马，坤为地，为母，为子母牛”，“马”的形象恰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随从萨提儿半人半马的形象吻合，而“牛”的形象则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公牛形象吻合：“老马”与“子母牛”恰好体现了萨提儿与狄奥尼索“马”、“牛”形象的本质，这就是“老马”与“子母牛”意指的父子同体与母子同体，父子同体即狄奥尼索斯第二次出生于宙斯的大腿，母子同体即狄奥尼索斯第一次出生于德墨忒尔的体内。由此，在萨提儿“半人半马”的形象背后，隐含着作为父亲的宙斯与作为儿子的狄奥尼索斯，在酒神狄奥尼索斯“公牛”形象的背后，隐含着作为母亲的德墨忒尔与作为儿子的狄奥尼索斯!“马”与“牛”强调的都是“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也就是父子同体、母子同体，生命以再生战胜死亡、死亡与再生同在。 如果说《道德经》与《周易》中的文字表述与酒神神话的形象表述之间存在的一致与巧合还不够清晰，那么，古希腊与中国祭祀仪式中鸟图腾与蛇图腾形象的一致与巧合则尤为明显。在“傩”的字源构成中，“隹”所像之形为鸟，“又”所像之形为由蛇演变而成的龙。①在甲骨文中，“隹”与“又”都具有“帝”、“王”的含义，这正是鸟图腾与蛇图腾演变为人格化神的体现。鸟在中国作为巫师王的占卜功能在《周易·小过》中还能看到，《周易·小过》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又“……初六，飞鸟以凶”；中国古代“玄鸟生商”的神话传说也为中华民族早期的鸟图腾提供了有效的依据；从出土的考古发现中，我们还能看到“太阳鸟”符号早在七千四百年前就出现。同样，龙图腾在《周易》中也有明显体现，《周易》“上经”之“乾”(卦一)有“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诗经·斯干》则有“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为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鸟的图腾意义在古希腊有明显的体现。哈里森在《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中指出，在古代希腊，人们曾以鸟为巫术鸟和巫师王，德尔斐的人们从没有忘记过用于占卜的鸟，在诸神的形象中，鹰是宙斯的信徒，渡鸭为阿波罗送信，而猫头鹰则是雅典娜的信使，大量迹象表明，鸟不是信使而是巫师、先知、国王和半神的结合体；鸟可以利用自己的“魔力”制造天气，招来雨水，换来雷电、阳光和春天，人们也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分享鸟的“魔力”，其主要的方式是吞食鸟的心脏以及插上鸟的羽毛，在所有的动物中，鸟被认为是神圣动物的历史最长。关于鸟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与早期的占卜者，古希腊戏剧中也不乏例证。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Ⅸ鸟》中，珀斯特泰洛斯说：“在古代统治人类的不是天神而是鸟，关于这个有很多根据。”其中说到鹞鹰曾是希腊的王，希腊国家的王总有个鸟站在棍子上接受贡品，宙斯头上立着一只鹰作为王的标志，指雅典娜也带着猫头鹰，阿波罗带着隼。③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特瑞西阿斯说鸟因为吞食了被杀者的血肉而受到污染，因此不肯发出表示吉兆的叫声；《奥狄浦斯王》中则有奥狄浦斯叫特瑞西阿斯“利用鸟声或你所掌握的别的预言术拯救自己，拯救城邦，拯救我，清除死者留下的一切污染吧。”欧里庇得斯在《海伦》中亦借报信人之口说：“但是那些占卜的事情，我看那是多么无聊，满是虚假呀!那些祭坛的火焰呀，飞鸟的声音呀，全都是靠不住的。说鸟类会得帮助人，这也就是傻事。” 鸟图腾源于鸟与人类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体现为人通过鸟知晓季节与时间乃至天气与气候，这是鸟对人类的保护性力量。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鸟与农作时日有着必然的联系，“来自云层的鹤的叫声”“预示耕田季节和多雨冬季的来临”，“布谷鸟第一次呜叫于橡树之间”，“无涯大地上的人类都为之高兴”；“潘狄翁的尖声悲悼的女儿——燕子”“飞进了人类的视野”，“春季便降临人间”……但是，另一方面，鸟对人类也具有灾害性力量，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劝告人们耕种时要“用泥土盖住种子，以免鸟儿啄食”，不仅如此，他还为“老爷”讲了一则鹞鹰生擒夜莺的故事，赫西俄德以这一故事教育人类要倾听正义，不要像“鱼、兽和有翅膀的鸟类之间没有正义，因此他们互相吞食。” 与“隹”为鸟图腾相应，“又”为蛇图腾演变而成的龙图腾。卜辞中“射又犬禽”、“我逐豕，出又”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又”之初始意义的明显证据。这就是“又”与“犬”、“禽”、“豕”相对并举，为与犬、禽、豕同类之动物名。从字形和意义看，“又”是蛇，“又”的早期书写形式无一例外都在“又”的左上方加上一撇点，正像两蛇形体相交共一头，并呈现出上扬腾飞之态，象征蛇演变成龙。“隹”与“又”以形象体现则为龙凤，以思维体现则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龙取代蛇，恰恰象征天取代地、上取代下。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蛇与女性神总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女神许德拉是九头蛇，复仇女神头上缠绕着蛇，蛇亦与复仇女神有着密切联系：戈尔工与厄里倪厄斯发中皆有蛇，复仇女神是被害人流血着地而生；蛇还与死者相关，它常常出现在死者的坟墓或葬礼用的“英 雄浮雕”上。蛇与女性、复仇女神、死者的联系与古希腊的杀蛇神话异曲同工，都体现了男性神与女性神的斗争。德尔斐神庙中的女祭司原为大蛇皮同，阿波罗斩杀大蛇皮同的神话表达的是男性神体现的个体性存在对女性神体现的集体性存在的斩杀与遏制。阿波罗砍杀大蛇皮同以后，德尔斐就开始有了女祭司，人们通过女祭司获得神谕，女祭司的前身实际上就是巫师王的蛇。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杀蛇者还有卡德摩斯和伊阿宋，他们把蛇杀死之后，还将蛇的牙齿种到地里。哈里森认为，杀蛇神话基于老蛇王的仪式性死亡，它象征了人们从古老的大地崇拜转变到完全人格化的阿波罗崇拜，转变反映出两种崇拜的相互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正是男性神取代女性神——由于阿波罗砍杀了皮同，德尔斐的崇拜也从该亚崇拜变成了阿波罗崇拜，这正是男性神取代女性神的体现。因此，哈里森所谓的“斗争”既反映了自然崇拜与人格化神崇拜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男性神与女性神、新神与旧神之间的斗争。 古希腊神话传说与中国古代文献的互释互证，不仅体现了古希腊诸神与中国诸神的内在同一性，也通过神的形象演变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这就是自然神体现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自然界动物与植物的力量获取对自身的保护性力量。但是，自然与人类自身是一个既统一又分离的整体，人类在看到其统一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差异性，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格化神取代自然神。 二、中国与古希腊人格化神的同一性 中国与古希腊自然神的一致反映了中国与古希腊在文明最初都以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人从自然获取保护自身的力量为基本认识。除了自然神的一致，中国与古希腊人格化神也具有明显的内在同一性。人格化神的形成基于人与自然万物分离、人作为个体存在，虽然人的个体化形象体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差异，但却以各种细节呈现出同样的形象表征，从而反映了本质上相同的社会历史与人类认识。以酒神与傩神为线索溯源中国诸神与古希腊神话，不仅可以看到酒神与傩神作为自然神的巧合，亦可发现酒神与傩神作为人格化神的一致，这一一致不仅体现在官方性神的诸多方面，亦体现在民间性神的诸多方面，以官方性神而言： 首先，从外在形象看，酒神的“前身”狄奥尼索斯“穿豹皮”与钟馗的“前身”“方相”“蒙熊皮”几乎完全相同。“熊皮”所反映的，正是动物图腾向人格化神的演变，这正是古希腊与中国多神信仰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根源。 其次，作为酒神的狄奥尼索斯与作为傩神的钟馗都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戏剧中的“钟馗醉酒”则是傩神与酒关系密切的证明，酒作为酒神与傩神的重要标志更在于其具有特殊的驱邪功能。在《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中，奥瑞斯特斯说，“奠天下之酒也洗不去一次血污”；伊蕾克特拉说，“……还是因为我父亲是非命而死，我便默然不致一词，酹酒于地，怅然踏上归路，就像清除垢秽，抛却酒杯，掉首不顾，一走了事?”雅典娜说，“来吧，把祭酒奠在地上，有害于此地的在地下埋葬，有益的升到地上，补我城邦!”显然，奥瑞斯特斯和伊蕾克特拉都以酒驱逐污染——酒不是与口腹之欲的满足联系在一起，也不是与醉感联系在一起，而是一种类似于古老的动植物图腾与人格化神所具有的“魔力”，其功能是驱逐污染。正是酒被赋予了驱鬼的“魔力”，人们才为鬼奠酒，鬼才升华为神，而成为“酒神”。至此，我们不仅为“酒神”得名的由来找到了依据，也为“钟馗醉酒”提供了启示。 第三，酒神的随从与钟馗的随从也呈现出惊人地相似。在以钟馗为主体神的傩仪中，钟馗率领着小妹、符使、判官、六甲、六丁、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小妹、符使、判官等，正类似于酒神的“随从”潘、萨提儿、狂女。钟馗的“随从”与酒神的“随从”一样，都意味着等级对立与主从对立，即大与小、中央与四方、官与兵、神与鬼、男性与女性、人与兽、文明与野蛮、理性与疯狂的种种对立。酒神的随从“狂女”意味着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希腊城邦中，女性的身份与权力都被贬低，她们是男性的随从与附属，是被正统社会排斥的边缘者、不合规范者，这与酒神神话中酒神的出生导致其母亲的死亡、阿波罗杀死大蛇皮同等具有同样的含义。而“狂女”的角色、身份与地位恰好可以诠释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钟馗嫁妹”与文字表述中的“小妹”。小妹何许人也?她将嫁给何人?官方的文字记录与民间的仪式与传说从来都没有给出哪怕是暗示性的答案——显然，“小妹”之“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妹”与“钟馗”的对比，以及“小妹”“出嫁”的象征意义——只有在与“狂女”进行比较之时，才能明显地看出“小妹”的真实含义，这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贬低使女性身份的识别要依赖于其附属的男性主人，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却要承担为男性生育的责任，而即使是为男性生育，也与理性和文明相对立，这就是“狂女”之“狂”与“小妹”之“嫁”，两者显示的并非仅仅是男性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而是男性与女性象征的个体性存在与集体性存在的差异。 最后，酒神的神杖与钟馗的宝剑也具有内在功能的一致。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赫尔墨斯与狄奥尼索斯都手持神杖，傩仪中的方相与钟馗也持有标志性的武器，宫廷傩仪中的方相是“执戈扬盾”，民间仪式中的钟馗则常常是手拿宝剑，在敦煌文书中有这样一段钟馗捉鬼杀鬼的描每“适从远来至宫宅，正是鬼子笑赫赫。偎墙下，傍篱棚。头朋僧，眼隔搦。骑野狐，绕项脉(巷陌)。捉却他，项底揢。塞却口，面上掴。磨里磨，碨里侧。镬汤烂，煎豆碏。放火烧，以枪劐。刀子割，脔脔擗。”钟馗甚至用上了刀和枪。神杖、神盾、宝剑乃至刀枪其实是“魔力”的物化形态。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到原始人对锋利兵器的禁忌，以免伤了死者的幽灵。相反，对于具有灾害性力量的鬼，人们则需要借助锋利兵器驱逐之。方相与钟馗的“铜头铁额”与面具其实也是一种“魔具”，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为了强化神的“魔力”——人们把战争中的武器用在了神身上，希望“神”能像人在战争中战胜对手一样战胜“鬼”。“魔力”的物化形态亦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同步的。哈里森指出，在古希腊人看来，权杖并不是神的象征或标志，其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是神的化身。权杖本身就是神的化身，有时小孩完全取代了权杖。 以民间性神而言，酒神与傩神亦以多种形式呈现出内在一致，在《酒神的伴侣》中，特瑞西阿斯说，人间有两位最主要的神，一位是地母女神德墨忒耳，一位就是酒神，“他酿造液体葡萄酒送给人类，弥补营养的不足，减轻那些可怜人的忧愁，在他们喝足了葡萄酒的时候；他还奉送睡眠，使他们忘却每天的痛苦，此外再没有什么解除痛苦的药物了。他自己是一位天神，却被奠在地下敬神，使人们获得幸福。”作为民间的神，狄奥尼索斯不仅能减轻可怜人的忧愁，而且给人类带来快乐与和平，正如《酒神的伴侣》中歌队所唱：“我们的神，宙斯的儿子，喜欢节日的宴会，爱好赐福的和平——那养育青年的女神。人不论贵贱，他都同样赐他们以饮酒的快乐，使他们解苦消愁；他憎恨那些无心在白天和欢乐的夜晚永远过幸福生活的人。”在《圆目巨人》中，当俄底修斯问塞勒诺斯“他们有吵闹神的饮料，葡萄的汁么?” 后者回答：“没有呀!所以他们住的是毫无欢乐的土地。”因此，俄底修斯夸他是最伟大的神，使人们得到人生的快乐，是永不害人的神。在《阿卡奈人》中，狄开俄波利斯表达了“狄奥尼索斯”意指的自由与解放意味，在避免了兵役后，乡人狄开俄波利斯首先就想到了酒神，高呼“酒神有灵”，说“这一囊有神膏和仙酒的味儿，并不命令我们说：‘各自准备三天的行军口粮!’好像说：‘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 在中国，与酒神具有同样快乐、自由与解放意味的民间诸神可谓“众神纷纭”，其中最明显的为福禄寿喜财诸神，这些神有时以群体的人格化形象体现，有时也以个体的、具体的人格化形象体现，这些民间神渗透在民间的家家户户。 三、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同一性 酒神与傩神具有同样的发生机制，它们都源于人类对于自身与宇宙的疑问与困惑，以及人类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战胜这些疑问与困惑的努力。酒神与傩神是两个民族对神的指代性称谓，这一称谓随着现实社会历史的演变与民族现实生存环境的改变具有不同的形态，从而构成各具特色的神话与传说，然就其发生机制与内在本质以及整体的历史演变而言，差异性只是表象，同一性才是根本，这就是以生命战胜死亡、以胜利战胜灾难与危险的“魔力”。不管形象、行为、称谓千变万化，神都源于人类共同的生存梦想与渴望，源于生命本能的要求，用“人类”一词表达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根基与源头一点也不过分。神的产生是全人类、跨地域、跨民族、跨国界的，因此，我们才能在古希腊和中国这两个相隔甚远的民族看到神的内在一致，并通过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互释互证。 人创造了神，神是人的反映，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所有过程都通过神体现出来。神话中人格化神取代自然神、男性神取代女性神的历史演变是人类现实存在处境的折射，前者体现了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分离，后者体现了个体存在与集体存在的分离。神的性别、形象、行为都隐含着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自然神是自然生命力的象征，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集体性存在的体现，只是在人与自然逐渐脱离之时，生命力的象征体才被赋予人类生命力再生的体现者——女性，当人与人发生分离，生命力的象征体又被赋予了个体生命力强大的体现者——男性，所谓的“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女权社会”与“男权社会”，实际上只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观念折射，正如《大母神》所言，“母权意识主要基于人与其环境的‘神秘参与’，在母权意识中，人的心理与外在世界尚未分化，正是这种母权意识形成了人格中巫术一占卜能力的基础。” 关于中国民间神的来源， 中国人正是从自然出发，通过自然象征鬼的灾害性力量与神的保护性力量，由此，早期中国人的鬼观念具体化为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后期则具体化为人格化神。在自然神阶段，神为风雨雷电山川草木，同时也为鸟蛇虫鱼熊罴虎豹。当自然神与动物神为人格化神取代，神就演变为人格化神；当人格化神为历史中真实的人代替，关公、包公等英雄性神大量出现，这与古希腊神从自然神到人格化神再到英雄神的演变历程完全相同。 我们看到，从地母神分化为天神与地祗，天神体现为夫妇形象、地祗亦体现为男女对立，并最终过渡为人神与人鬼的对立，这乃是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一致衍生轨迹。女性无论是在天神、地祗还是人鬼中，都处于附属、陪衬、甚至对立的地位，地祗与人鬼中的女性不仅在身份、地位上低于男性，而且在形象上也都被贬低、丑化、恶化。古希腊诸神与中国诸神在源头与演变过程上同样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在奥林波斯神与中国民间神体系中，男性神占有压倒多数的优势，女性神不仅数量少，而且在许多方面带有有意混淆性别的色彩，如雅典娜、阿尔忒弥斯等没有母亲，没有正常的出生过程男性神与女性神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是男性的独立性与女性的再生性的对立，是个体性存在与集体性存在的对立。 不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神的演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于人自身的改变。中国与古希腊一样，都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到家族社会与城邦社会的社会结构演变，中国人和古希腊人一样，也都经历了人与自然合一，人与自然分离，人与人分离的演变过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结构转变中，神的形象相应地从自然神演变为动植物神以至人格化神。随着人与自然的分化，人首先区分出男女性别的不同，这样就有了男性神与女性神，在以家族制为结构的早期社会中，父母与子女、祖先与后代的关系成为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尺度，这样就有了家族神；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高下、等级、身份与地位的对立越来越复杂，神与神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自然界的动物与植物也发生了分化，动物被明显贬低，而植物则被抬高，显然，植物的被抬高是由于其静态特征以及有利于维护现实秩序与人类生存的一面，而动物的被贬低则是由于其动态特征以及其危及于人的现实秩序与安全。 不仅人与自然、动物与植物成为对立面，动物与植物群中的具体物象之间也出现了对立，并且对立的双方都发生了转换。——一切都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体现在神的形象转换与宗教仪式中，以动物为例，最初被视为最美好、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羊以及猪、牛后来成了牺牲，而最初象征着神灵权威的动物图腾蛇则被贬低成最令人嫌恶的动物。同样，最初被视为最神秘最伟大的生命之源的女性的地位一再贬低，从处女成为牺牲到母亲为家庭和社会奉献自己的一切；与此同时，她们被视为最恶毒最可怕的力量之源，在古希腊，战争因女性而起，家族仇杀也总与女性有关，女性的死更是别有一番含义，这就是上吊自杀。 由此，中国与古希腊诸神不仅在产生根源上相同，在形成过程中亦呈现出内在一致：从源头看，中国与古希腊诸神都与自然界的季节交替、与生命的死亡与再生时间联系在一起，都具有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存体验；在发生与演变的形象上，都经历了从自然神到动植物图腾神再到女性神，然后到男性神的演变历程；在性质与功能上，都表现为由鬼变为神，由民间神分化为官方神的过程。 古希腊诸神常常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而中国诸神多散落于民间戏剧与仪式中，只有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观照，中国与古希腊诸神才能互释互证、呈现出内在同一性。把握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关键在于梳理出两个神话体系中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大神”，梳理“大神”的突破口则为戏剧，通过戏剧回溯神话，才能发现古希腊“大神”为酒神、中国“大神”为傩神，进而发现中国与古希腊神话在内在形成机制与外在构成方式的同一性。古希腊丰富的神话传说能为理解中国民间诸神提供有益的启示，而中国民间诸神也能为理解古希腊诸神提供有益的启示，这样的双向启示对于研究世界宗教与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转自：《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2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