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北大荒人”与“兵团文学” 在“北大荒生活”的长期浸染中，北大荒兵团作家逐渐生成“北大荒人”的身份认同意识，这种地方身份的生成和确认对“北大荒兵团文学”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个民族文化身份充分而均衡的洞察，意义重大。”［4］335在某种意义上，“北大荒人”的建构和认同是北大荒兵团作家的一个集体性精神诉求，他们在对“北大荒生活”的讲述中不断追溯自我文化根源和文化身份，以及自我存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归宿在哪里？”等具有哲学终极意义的问题在“北大荒人”的确认中得到答案和解决。北大荒兵团作家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直接皈依和中间游离。“直接皈依”是指作家始终生活在北大荒文化内部，作为北大荒文化的“局内人”对北大荒文化的各种常识、符号和非规范性注解有着异于他人的感知和理解，文学创作中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经验往往建立在北大荒文化知识系统上，并通过这种地方性知识系统在文学中的再现来阐释事实和强化自己“北大荒人”的文化身份，进而建构一个集体性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的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5］209”；“中间游离”是指作家的文化指向和精神趋向并不仅仅局限和固定在北大荒文化内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对峙、比较和调和中体会北大荒文化，集体共有的地域文化符码并没有使其产生强烈的认知诉求、自我认同感和身份根植感，个体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往往是通过在作品中展示多种不同文化之间“在同化和分离之间持续的张力”［6］75来实现，并使之呈现为一种“中间状态”：既没有完全进入到新的文化知识系统中，也没有完全脱离北大荒文化体系。“直接皈依”的身份认同方式以韩乃寅为代表，“中间游离”的身份认同方式在张抗抗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韩乃寅在《远离太阳的地方》《燃烧》《岁月》《破天荒》等小说中经常出现对“雪”的描写，以及与“雪”相关场景的展示，雪的姿态、雪的声音、雪的颜色甚至是雪的情感和思想都得到了深度阐释和描述,作家在对“雪”的描摹中将北大荒的自然条件、地理风貌、日常生活等诸多细微之处展现出来，使读者能够直接进入到北大荒文化内部，对北大荒文化、北大荒生活和北大荒人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体验和想象。同时，又凸显了作家的身份立场和认同经验：按照北大荒的本真面目去呈现北大荒的现实存在，在与北大荒文化的精神对应中实现地方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在某种意义上，“雪”构成我们认识“北大荒人”的一个重要入口，任性肆虐、横冲直撞、粗犷暴力、杂乱无序的“雪”时刻都在北大荒重复上演，而北大荒人正是在这种恶劣、蛮荒的生存环境中获得一种生活的实在感，“雪”已经成为北大荒人生命的一部分，已经从一种自然物理状态演化为生活常态，没有“雪”就没有北大荒和北大荒人。更为重要的是，北大荒人的生活并不是简单、粗狂和直接，不是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忍受、退让和苟活，而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雪”是北大荒人抵制生活现实的最强有力的表现。如果没有“雪”的狂暴及其对这种狂暴的征服，便无法全面深刻地认识北大荒人的粗狂与沉静、蛮性与优雅、开拓与坚守等等相互对立的性格。“雪”成为间接性的、隐喻式的塑造崇高自我形象的中介，通过对“雪”的征服，塑造北大荒人勇于开拓、不畏艰辛的主体精神，以及对这种精神的理解，并以此来唤询人们对“北大荒人”的认同。 张抗抗的身份认同明显属于“中间游离”状态，她的身份意识并不是从北大荒文化内部滋生出来的，而是浸染了江南文化因素。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她与北大荒文化之间始终保持一种游离的状态，既能够进入到北大荒文化内部又能够不被其所拘囿，江南文化与北大荒文化共同存在，在相互对比、调和中使北大荒文化获得普遍性意义。“在张抗抗眼里，一块地域应该代表着一类生活或体现出一类人的精神存在。所以，在她的笔下，除了描绘江南的‘杏花春雨’、塞北的‘骏马秋风’，更多是揭示了这两块土地上人们不同的心理和价值观念。”［7］也就说，在张抗抗的小说中自然风景往往成为一种“装置”，在其中既包含了地域文化特性，又涵纳了作家的主体情感，通过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对风景的描摹有效地向读者剖析北大荒人及其自我精神世界的变动。例如，在《隐性伴侣》中对主人公肖潇主体精神演变的把握往往转换为对北大荒风景的透析，只有在人与自然的契合中才能真正把握北大荒风景在小说中的结构性意义。《隐性伴侣》凸显了北大荒自然生态环境极具毁灭性和打击性的力量，北大荒知青原初的理想主义和青春梦想在这种残忍、恐怖的自然环境中迷失了方向，最初预设的精神图景在北大荒并没有寻找到契合物，青春乌托邦在北大荒的现实境遇中成为虚构的故事，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北大荒在肖潇的视域中作为理想的他者被反向认知，个体仿佛 “一粒沙，一片纸”般渺小，在北大荒狂风中湮灭，或者被“扼紧”“勒索”。所以，在北大荒的风景中始终存在一种否定性话语，北大荒人的精神生活在奴役与自由、专制与民主、否定和肯定的两极转换中呈现出一代人的困惑与痛楚，并以此为情感基础构成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历史人物最后成了不具有真实性的政治范本”［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