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西方学者将旅行写作的史前史上溯至《圣经》和《奥德赛》。自16世纪以来，写作就是旅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旅行写作被公众广泛阅读。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旅行写作才开始受到英美学界的严肃对待，并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旅行写作的文化价值和诗学价值被肯定，并被视为最具文化、社会重要性的文类，它们记录了欧洲各国的民族自我认同和对于他者的界定。旅行写作研究关注旅行写作的修辞策略、话语体系及其文化再现与帝国知识生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在与他者相遇并再现他者的历史架构中书写了旅行写作的历史，考察了欧洲与他者相遇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于“异族”的发现、观察、解释与再现。本文拟从旅行写作与帝国叙述、旅行写作史的建构、旅行写作的真实与虚构三个层面，对当代英美旅行写作研究予以评述。 关 键 词：旅行写作/帝国叙述/异域再现/真实与虚假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旅美游记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3YJA751007)成果。 作者简介：陈晓兰，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980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掀起了“旅行写作”研究的热潮。“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这一中性且外延宽泛的术语被确定，用以涵盖难以用单一文类加以界定、数量庞大、种类繁杂、风格迥异的旅行作品，如探险文学、朝圣记、游记、航海日志、航行记、科学考察报告、大使出使记述、传教士的异域写作、有关异国生活的回忆录、想象的旅行(旅行文学)等等。 由于旅行写作本身的杂糅性文体特征和包罗万象的内容，导致其文类界限不清，长期以来被视为次文类而遭到学术界的忽略甚至轻视。然而，这些融客观记述与主观想象于一体，内容涵盖航海旅行、异域探险、外交仪式的程式化记录、旅行见闻、新闻报道、考察报告、工作日记、日常生活记述、逸闻趣事、自传性回忆、散文、摄影、插图等等的旅行作品，长期以来被不同学科(特别是人类学、地理学、世界史、自然史等)当作历史、地理文献按需征用甚至滥用。 旅行写作被学术界冷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读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自18世纪以降的300年间，旅行写作赢得了巨大的读者市场和经济利益，旅行写作也因此被视为大众通俗读物而被学术研究所轻视。然而，正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说：16世纪以来，欧洲公众正是通过阅读旅行写作产生了对于欧洲之外的地域和国家的“好奇、冒险和道德狂热”，“使帝国的公民感受到帝国殖民扩张的意义并渴望扩张”，“获得了对于殖民地的占有感，并且认识了那些被探险、被入侵、被投资、被殖民的遥远地方”(3)。因此，旅行写作作为欧洲帝国知识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的民族观念、领土观念、世界观念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直到二战后，旅行写作才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直到1980年代后殖民批评兴起，学术界才严肃认真地对待旅行写作，大批研究成果在最近30年间问世。玛丽·贝恩·坎培尔(Mary Baine Campbell)将英美学术界对于旅行写作的关注追溯到犹太人的离散、战后的抵抗运动、前殖民地的解放以及随后的移民潮、世界范围内的移居和流动引发的“对于世界的重新想象”，“对于帝国主义权力的历史与现状的关注”(261)。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将旅行写作的研究归因于1980年代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全球重组和意识形态上的动荡，学术界对于揭开帝国主义神秘面纱的迫切与无望”，“对于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重新思考”，美洲原住民对于自己历史和生活方式的重申以及他们“为了领土和自治而进行的斗争”，对于美国历史观的挑战，“知识分子被唤起重新界定他们与其生产并被生产的知识、权力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重新检视帝国在知识和意义生产中的作用及其历史影响力，目的在于“使知识生产和人类关系去殖民化”(3)。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跨国旅行写作，记录了欧洲500年来对于“非我族类”的发现、观察、解释、描绘、再现与征服，反映了欧洲与他者相遇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新思考欧洲历史及其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另一种维度。旅行写作研究解析旅行叙述的修辞策略、话语体系及其文化再现与帝国知识生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普拉特的《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与文化嫁接》(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2008)考察了1750年以来欧洲人所撰写的有关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籍。她认为，正是这些旅行书籍为在国内的欧洲人创造了帝国的秩序并确定了他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冒险也是帝国的冒险，更何况这种冒险常常受到政府的鼓励和资助，这种冒险及其有关写作强化了欧洲的领土观念，并对帝国扩张具有强大的历史影响力。《帝国的眼睛》在欧洲的地理扩张与自然科学史的背景下，探讨了18、19世纪欧洲人在南非、西非、加勒比海以及美洲的探险、旅行与叙述。她认为：欧洲中产阶级，即欧洲话语的男性主体，在对非欧洲风景的再现中，具有一双帝国的眼睛，凝视并占有非欧洲的风景，并为欧洲人撰写了非欧洲的民族志。她提出的关键问题是：旅行写作“用什么符码书写其他世界？如何创造了欧洲的进步观念？如何使经济扩张和帝国扩张合法化并进一步激发它的扩张？附属于欧洲的他者如何知道欧洲关于他们的观念并将这些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构成部分？被欧洲人观念化的经验和想象如何改变了他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感知？”(4)普拉特创造了“接触地带”(contact zone)这一核心术语，用来界定“分离的文化相遇、碰撞、相互较量的社会空间”(8)。正是在这个“接触地带”，历史上和地理上相分离的人民相互接触，并发展出一种支配与从属关系，这种关系通常伴随着强制、压迫、不平等以及难以解决的暴力和文化冲突。同时，在不同语言的接触中发展出一种供接触双方交流的混合语和文化的混合与嫁接现象。如果说，欧洲人撰写的殖民地的民族志/人种志表现了对于他者的再现，那么殖民地的“民族自志”(autoethnography)(Pratt 9)则反映了殖民地人民面对殖民者话语而进行的自我表达。是殖民地作家对宗主国所创作的殖民地表述的一种回应。他们甚至借用殖民者的方式重写自我。在普拉特看来，以往的学术研究仅仅关心欧洲人看见了什么和说了什么，与其说那是欧洲关于非欧洲世界的知识，毋宁说是欧洲有关自己的知识与解释的独白。实际上，独白根本不存在，因为，“接待欧洲游客的人们有自己的知识和解释”，面对宗主国的文化及其解释也会做出自己的回应。虽然“被支配的文化不能控制支配性文化造访他们”，但却可以“从宗主国和支配国传播给他们的文化中做出取舍”，“可以决定选择什么吸收进自己的文化，并如何利用，使之产生意义。因此，文化嫁接是接触地带的普遍现象”(7)。 英美学术界围绕着500多年来欧洲对于世界的发现和考察的重要区域和地方——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北美大陆及密西西比河流域、太平洋与南海岛屿、南美、非洲大陆、远东地区以及重点考察和书写的国家，展开区域的、国别的、断代的、通史性的研究。旅行写作不仅仅被视为异国再现的主要媒介，也被视为欧洲自我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于现代早期旅行写作的研究中，欧洲的民族认同与他者再现是一对不可分的概念，而对于18、19世纪旅行写作的研究则基本上在“帝国叙述”的框架中展开。旅行写作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文类，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遗产的重要部分，在帝国观念和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罗依·布里奇斯(Roy Bridges)在18世纪种植园、奴隶制、大西洋贸易的商业帝国的终结和19世纪的全球扩张、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深刻焦虑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了1720-1914年间欧洲的世界探险、旅行写作与帝国的关系。他指出：“1720-1914年的旅行写作与欧洲社会的利益和兴趣高度认同，他们希望把非欧洲的世界引向可以影响、利用并直接控制的地位。”(55)帝国叙述支配着19世纪英国的旅行写作，越来越多的旅行者跟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周游世界，考察并报道英国的殖民地，其中渗透着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优越性，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做出了贡献。即使是那些纯属个人的旅行，在面对异国时也难免“帝国的凝视”。杰弗里·那什(Geoffrey Nash)在有关中东地区旅行写作的研究中发现，旅行者在异域的“个人探索与国家的军事征服之间”(55)、自我发现和个人救赎与政治诉求之间，具有密切的同构关系。尽管西方旅行者个人孤独的探索、宗教关怀、对于原始的他者和异国情调的追寻是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抵抗性回应，但是，这些旅行者的政治倾向依然体现了对于他者的支配，他们对于他者的审美观察依然体现了“帝国的凝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