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也没想到汉学史研究在国内居然会成为如此热门的学科！
    我更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成为汉学史研究学者群中的一员。
    说句实话，从事汉学史研究，对我来说实在是个伤心的误会。
    一切还要从1992年初我开始留日谈起。
    当时，我以爱知学院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师从日本东洋史学著名学者田中正美教授。田中老师的专业是晚清史研究，他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门下留学，所以英语很好。那时，我根本不懂日语，和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英语口语和古代汉语的文言文进行的。出国前，我一直研究《周易》，并且已经出版了《中国易学》、《周易通说》、《周易通说讲义》等多部专著，发表了三十几篇研究论文。田中老师认为我的实际研究水平和能力已经超出了研究生，1993年1月，就联合日本著名学者前田惠学教授、镰田茂雄教授二人，共同推荐并通过了教授会的审查，成为该大学研究生院佛教学宗教学专业的研究员（客座研究员），任期两年，开了该大学校史上从研究生直接成为研究员的先河。在日签证由“留学”变成了“文化活动”。
    这时候的研究专业是《周易》哲学和中国宗教思想。田中老师特别指导我：加强对日本和美国《周易》研究史的研究。
    这是我进入汉学史研究的开始。
    二年后，我面临着是继续在日本从事研究、或者留学欧美还是回国找工作的多重选择。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利弊，我选择了留在日本，但不是继续我的研究员生涯，而是我想攻读正式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希望最终能获得日本的文学博士学位。于是，我参加了日本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和复试合格后，我成为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哲学和思想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日签证又由“文化活动”变成了“留学”。
    这时候选定的研究方向是“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的思想史研究”。导师坂出祥伸教授因为和欧洲的汉学家交流十分频繁，所以他建议我从对日本和美国汉学的《周易》研究史的研究之了解，扩大到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和宗教思想的研究。
    这是我汉学史研究范围的一次扩大。
    由于关西大学的老师多数出身于京都大学，因此，在关西大学学习期间感触最深的是日本京都学派严谨的学术传统和考证方法。于是，只要我在关西大学没有课，就一定跑到京都大学去听课，从东洋史到中国哲学，从中国文学到日本史，等等。有不少次，我在京都大学校门口或者关西大学校门口凑巧碰到刚从京大走出或者刚来关大讲课的池田秀三老师。他对我四处来听课表示赞赏和肯定。
    1995年春，在取得关西大学硕士学位后，我当时已经接到了早稻田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等名校内定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通知。甚至当时的关西大学校长给我本人亲自打来电话，告诉我已经内定我为“文部省国费全额奖学金”的待遇。这对于我一向很拮据的在日留学生活不亚于雪中送炭。（至今，我也很感谢事先通报给我这一好消息的关西大学校长。）可是，我仔细考虑了一天之后，决定放弃了关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录取，来到了大阪市立大学三浦国雄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关西大学文学院一名握有实权的教授，在得知我可能获得“文部省国费全额奖学金”来读博之时，他曾经单独找到我说：“如果你想继续留在这里读博士学位，那么，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我在，你就不可能在这里取得博士学位，就是坂出祥伸同意，我也不会同意。你还是离开关西大学吧。”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和坂出老师长期关系紧张，而我为了避免和他发生矛盾，就一直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对我来说，拿到日本的博士学位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既然如此，我就只好必须离开了。哪怕这里准备给我“文部省国费全额奖学金”待遇。因为我留日不是为了挣钱。
    于是，就出现了三浦老师所说的：“在本书作者进入我的研究室时，他向我提出了以下五个研究题目：
    1、原始《周易》经典的成立史研究。
    2、王国维、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成立史研究。
    3、东西方汉学思想史研究。
    4、宋、明《中庸》学的思想史研究。
    5、原始佛教、原始道教和西藏本教研究——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
    最后，三浦老师希望我以日本汉学为核心，撰写一部“反映东西方汉学发展通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我个人还没有电脑，网络上也基本没有电子资源和电子图书馆可以利用，我本人又不是精通欧洲主要语言的外语天才，真要从事汉学通史（而不是比较可操作的日本汉学史）的研究，压力之大、能力之小、时间之短、参考之缺，可想而知。但是，三浦老师的鼓励和信任，还有田中老师、前田老师、坂出老师等日本著名学者的支持和期望，使我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异常艰苦的博士论文选题。
    这是我汉学史研究范围的再一次扩大。
    可以说，正是三浦老师使我真正走上了汉学通史研究的路。从对日本和美国《周易》研究史的研究，到海外学术界的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再到东西方汉学发展通史的研究，伴随着我实现这三级跳的是我长期对古代经学、古文字学、古代文学、商周历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个比较深厚的国学基本，我根本没有胆量从事汉学通史的研究、甚至连对日本汉学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其精髓。
    于是，我只好亲自动手动脚找资料。多次跑到东洋文库去查找原始西文汉学著作。在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资源、没有汉学通史论著可资参考的情况下，除了日本、中文我所能找到的全部论著之外，我下功夫最大的是利用字典，翻译并研读了俄文版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артольд的《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一书、法文版Henri Cordier的《Les Etudes Chinoises 1895-1898》两部原典。这两部至今也没有日文版，更不用说中文版。还有的Sir Henry Yule所作英文版的《Cathay and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一书，这三部书是我当时建立东西方汉学通史基本框架的重要参考书，极大地方便了我的研究。所以，张西平等学界师友曾经猜测我只是利用日文资料，其实他根本不了解我的学术基础和所下的功夫。今天，关于海外汉学史的著作在国内多如牛毛。无论哪个国家的汉学史，随便就可以找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参考论著。但是，在1995年的日本，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资源和电子图书馆、我本人又不是精通欧洲主要语言的外语天才的情况下，从事汉学通史的研究，其过程之艰辛真如小马拉大车、累得快吐了血！但是，我挺过来了。特别是后来得到了Henri Cordier五卷本的《Bibliotheca Sinica》之后，真的感到登完高山再履平地的轻快。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三浦国雄教授——从我决定撰写这部博士论文开始，他每周一都要给从日本各个图书馆给我借来几十本日、西文汉学著作，装在他的拉杆箱中，在日本拥挤的高铁列车上，历时将近两个小时，从他住在神户市郊区的家里，把这些书拉到大阪市立大学研究室内，专门供我一个人阅读。然后，到了周五下午，他再把那些书拉回神户的家中，归还给各个图书馆。
    到1997年底，全部博士学位论文《东西方汉学の传播及びその历史——比较思想と比较文化から角度の考察》终于基本定稿。然后就是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和答辩，并于1999年底取得了日本国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外学术史上第一篇以汉学通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
    然后，我又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京都大学，在池田秀三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时候的研究题目已经不再是汉学史了，而是我最擅长的“以商周金文和礼制研究为主、以汉代马融经学研究为辅的传统国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
    接下来出版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下卷中文译稿，以《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作为书名，作为学术史丛书之一，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来也可以连上卷、中卷一起出版的。但是因为我要求将全部注释、附录和索引一起出版，而这部分的文字量长达50万字，和该丛书的整体规范不一样，而且全部文字量将近百万字。最后，在出版社和丛书编委会要求下，我只将下卷“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交付出版。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上卷、中卷中文译稿，以《图说汉学史——汉学在19世纪以前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作为书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9年和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文献附录和注释卷（约50万字）的日本部分内容中文译稿，我整理成《京都学派——创始期的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研究》和《京都学派汉学史稿——20世纪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的学术发展史》，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学苑出版社出版。
    四部汉学史专著，两部是通史题材，两部是专门史题材。这四部著作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肯定。至今，在中国国内各个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大学等著名学府、在日本、法国、俄罗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可以看到我的上述四部汉学史著作成为那里重要的教学参考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公开推荐了我的汉学史著作。在最近几年的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上述各国的学者和我见了面，几乎都要提到我的上述四部汉学史著作。国内学者从老一代著名的汉学史家如李明滨、严绍璗、耿升等老教授到我的师友李雪涛、马军、季进等同龄教授、再到俄罗斯汉学家布罗夫和马斯洛夫等教授，都给予了我很多的肯定和好评。
    学术界正式的评论也时有刊行。最重要的有如下；郑鸿芹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忧患意识——兼评刘正先生的<图说汉学史>》，陈才智的《读刘正著<海外汉学研究>札记》。一些短评时有出现。如，黄从慎先生的文章中如是陈述：“盛夏读一本通史类的著作《图说汉学史》，一本300页厚的专著，再加上初略印象中它表层的浓厚的日本味，这对我在整个酷热的夏季的耐心都是考验。7月份带着它回合肥，回宿州，8月份又带着它来北京，写完那些小说后，终于在9月初读完了它，心里顿时轻松下来了，觉得收获也还是不小的。”如，衣若芬先生如是陈述：“近日读刘正先生《图说汉学史》一书，收获与迷惑兼之”。
    静下心来，我知道：我的反映了1997年日本学术水准的汉学史著作，显然不能适应今天学术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最近20年，中国对海外汉学史的研究，突飞猛进，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热点课题和前沿学科。为了配合这一大的学术研究趋势，我在出版了《京都学派》和《京都学派汉学史稿》两卷本有关日本汉学的专题研究专著——日本学术界对我的这两部京都学派的汉学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先后接到了十几封日本学者的来信。他们甚至使用了“是当今京都学派的学者们无法写出的辉煌著作”来肯定。既然对日本汉学的研究，我已经略有成就并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肯定。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吸收最近20年国内外研究成果，修订和增补我的汉学通史。
    这就是今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新修定的《汉学通史——1949年以前汉学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一书的由来。
    这次修订和增补，我几乎是以重写的态度来进行的。
    总的原则有如下六点：
    第一，尽可能给著名汉学家配上照片和生平简介。
    毕竟阅读学术著作的读者们，大多数没有过留学经历。他们更需要对汉学家和汉学著作有直观的了解。而且，汉学通史横跨五洲四海、纵贯古今千载，我们有必要尽可能使用公认的历史文献资料中的汉学家和汉学著作的相关照片和画像，结合他们的生平经历，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详细而又直观的东西方汉学发展通史。拙著《图说汉学史》的书名并不是我定，而且那里面的照片也不是由我选定和负责配图，但是我却从中学到了选择照片和插图以配合文字进行直观说明的一个良好的著述方法。因此，本书中出现的数百张作者和著作照片，每一张都出自作者本人的亲自查找、修版和加工，从他们每个人的相貌上，你也可以加深对他们学术观点和学者本人的直观了解。
    比如，在国内外汉学界、文物界和中国古文字学界大名鼎鼎的库寿龄和国际汉学史学界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史家巴尔托德，从古文字学博士生导师、汉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到一般博士生、硕士生们，谁知道这两个人长什么样？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看到他们的生平照片。现在，在本书中，我第一次公布出来。
    ——为了查找这些照片，我真是踏破了铁鞋、搜遍了网络、翻烂了文献。但是，依然还有很多汉学家，我还是无法提供他们的个人照片和文献资料，可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流传或保存过他们的照片和资料，也就只好附诸厥如了。我们有些著作、特别是传教士研究著作中却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照片使用错乱的现象。
    现在，我敢自信地宣布：本书中公布的著名汉学家的照片是迄今为止有关国外汉学家们最全的一部照片资料库。我相信，有些照片，就是时下从事汉学史研究的专业学者可能也从来没有看到过。
    第二，修改并订正出中出现的所有西文书名、人名字母拼写的错误。
    在97年定稿的汉学通史博士论文中，因为当时西方汉学家的译名，缺乏统一的国际学术界的标准，不少汉学家的汉语名字也是翻来覆去的修改，这让我十分困惑。比如，美国汉学家Edward H.Shafer，他的中文名字就有“肖孚”和“薛爱华”两个。西班牙汉学家Francisco Varo的中文名字就有“万济国”和“万方济”两个名字。而著名的大主教“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的中文名字，就有“铎罗”和“多罗”两种汉文写法。
    而且，日本学术界并不认可中国学术界的译名，我只好按照西文人名发音的日文译音，写成汉字。比如，我们做熟悉的法国汉学家 Joseph de Guignes，我过去的博士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中一律写成“顾根斯”。这次改写成国内通称的“德经”。而国内所熟悉的“John King Fairbank”，日本学术界一般多使用此名字的英文日音，即写成日本通用的“ジョンキングフェアバンク”或者很少使用的“荘廷菲阿班克”，而不是“费正清”。依此类推，我需要把全部西文汉学家的名字一律如此替换，才符合日本学术界对博士学位论文审查的基本要求。
    现在，我努力把全部西文名字在给出通用汉文名字或译名的基础上，在汉学家第一次出现在本书的章节中，同时配上完整的西文姓名。以后章节中只写汉文姓名，不再配写西文原名。
    第三，订正并核实所有西文书名的原名和通用汉译。
    我在日本查找资料和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之时，因为当时我个人还没有电脑，只好亲自去抄写西文书名和人名。这些抄写的笔记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遗漏了字母或者抄错了字母、抄串了行的事情是常有的。现在，我将本书中出现的全部西文人名和书名进行了订正和核对，特别是这些人名和书名的通用汉译。比如，法国汉学家毕力干(Anatole Adrien Billequin)，他的名字，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写成“白尔利（Bailly）”。现在，我经过仔细查找原书，终于知道他的准确名字是“Anatole Adrien Billequin”，而国内一般只写成“Anatole Billequin”。
    第四，订正我研究失误的汉学著作评述和汉学家的相关介绍。
    比如，美国汉学家富善(Chauncey Goodrich)，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以为他是英国人。拉克伯里，我在撰写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时，只觉得他的名字很法国化，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在英工作和生活的法国人。
    特别是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很少对汉学家的生卒年进行介绍，结果却出现了不少汉学家已经故去，我却在书中不知还加以介绍说“某人某年出版了某部著作”，如此死鬼讨帐、关公战秦琼的笑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1791年和1814年出版的上、下两部分《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一书，是法国汉学家宋君荣研究中国中古史的遗著。1814年，宋君荣又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纪年的遗著《Traite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也得到出版。又如，1723年出版的贝尔曼(Johan Arndt Bellman)编译的圣人古训的《Les Conseil de la Sagesse》一书。贝尔曼生于1664年，卒于1709年，则此书当是其遗著。再如，古代朝鲜在显宗八年，即1667年，姜沆编的《纲鉴会要》等书，刊行于世。姜沆生于1567年，卒于1618年。而此书出版于1667年，显然这是他的遗著。他少年时代开始师承于退溪学弟子成浑。29岁时中举成为博士。后任成均馆典籍、工曹左郎等职。对历史和朱子学有很深的研究。因为参加抵抗丰臣秀吉的入侵而被俘到日本，遇到藤原惺窝的搭救，全家得以生存。因此，他的著作散存与日本和古代朝鲜，多为死后被他人整理出版。如此等等，我力求在此书中加以修改和订正。
    因此，在重写和修订此书时，我基本上给重要的汉学家附加了简短的介绍，特别是生卒年。
    第五，增补我介绍文字过少的汉学著作评述。
    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经常出现“某人某年出版了某部专著”的一句话介绍。刚才我已经向大家做了如实交代：
    以“汉学在19世纪以前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就可以保证审查合格了——但是，我在知道上卷就可以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并可能获得通过的前提下，一时间野心勃勃非要提交一部纵贯东西方、上下两千年的汉学发展通史，致使下卷的研究和著述时间是在匆忙中仓促完成的。因此，很多著作，我基本上没有认真阅读或者没有阅读，只是搭好了章节框架后写上一句话就万事大吉了。
    第六，本书中，有些重要汉学家的论点，我没有再进行中文翻译，而是直接引用原文，然后或加以评述，或直接提供原始资料。这些引用外文外语的原文文献包括了俄语、法语、德语、英语和日语。而涉及到瑞典语、捷克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西语文献，我尽量使用相应的英文和日本译本。汉学史研究本来对外语门坎要求就很高，而我又根本不是什么外语天才，所以不想在本书中进行外语文献使用竞赛。
    综上所述，现在，在没有了任何时间点的限制的情况下，我需要认真、仔细修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已经出版的两卷本汉学通史中的错误和对汉学著作介绍过少的致命缺点。十年下来，这一修改就写成了五卷本200万字的篇幅《汉学通史》。并被列为出版社重大出版项目精装出版。
    汉学史研究，今天是我的六大科研重点之一。即依此为：
    传统经学为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商周金文为主的古文字学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学和校勘学为主的古典文献研究、京都学派为主的海外汉学研究、上古神话和诗论为主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但是，对于汉学史研究，我只是集中精力研究“京都学派为主的海外汉学”，并不包括汉学通史的研究。只是这部汉学通史，正好集中体现了我对上述六个科研重点的研究，因此才以上述六个科研重点为核心，修正和增补我的汉学通史博士学位论文，使其更加完善。而上述六个科研重点是同类汉学通史或国别体汉学史著作中所缺乏的。
    最后，我还是想再次表白一句：我从没想成为汉学史家，更不是外语天才和外语达人。
    因为我最擅长使用的语言还是汉语，我的主要的研究专业今后依然是对古代经学、古文字学、古代文学和商周历史、文化和礼制的研究。无论今后学术界怎么样评价我的汉学通史研究、评价我的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的研究，我只是汉学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名过客和票友而已。
    刘正（京都静源）
    2013年春日于海上静维堂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