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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想象共同体：库柏的风景与民族意识 美国举足轻重的博物学家兼著名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曾一度哀叹美国缺乏像司各特那样善于刻画风景的作家，担心“美国美丽的风景从此消失，为后世所不知”。(Audubon：182—83)殊不知美国已经有了像库柏这样与他同时代的荒野诗人和文字画家。而且“就视觉想象的质量和浪漫场景的设置而言，库柏远胜过司各特”。(Nevius：2)库柏在其小说中描绘得最多的风景，一是荒野大地，二是大海。帕克曼指出，“大海和森林一直以来都是最为显著地体现美国民族成就的场景；而库柏最为得心应手的正是对大海和森林的刻画。”(147)事实上，与大海相比，库柏对边疆荒野的描写更为独特和出色。因为“美国民族最生动的生活是来自于富饶的大地”并且“大地是一切美国性的来源”。(160)在库柏的众多小说，特别是著名的《皮袜子系列故事》(The Leatherstocking Tales)中，他就像美国早期的风景画家一样，以一个绘画艺术家的眼光来看待美国荒野独特的自然风景并且把它们生动形象地再现到他的作品之中。与欧洲和英格兰经过改造的、温和的自然不同，库柏笔下的北美自然是未经驯化的自然：充满神秘和野性的原始森林、广袤的平原、险峻的高山、奔腾的瀑布和平静的湖泊等等。无论是《间谍》(The Spy)中对哈德逊高地的描述，《大草原》(The Prairie)中对草原的再现，还是《拓荒者》(The Pioneers)中对纽约州北部奥赛格湖区(Otsego lake)的描绘，都充满了淳朴、浓厚的北美气息。特别是在《最后的莫西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这部最具库柏特色的小说中，库柏对美国边疆的自然风貌做了全景式的描绘。他不仅将他之前游览格伦瀑布时看到的山洞和瀑布写进小说，使之成为出色的罗曼司场景，并且对哈德逊河沿岸的水域、森林、溪流、高山平台、悬崖峭壁以及乔治湖(Lake George)、霍里肯湖(Lake Horican)和圣水湖(The Holy Lake)一带的风景，还有能证明边疆文明的人造景观如殖民地城堡等一一进行了细致逼真的描绘。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印第安人及其建筑也成为自然风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排列在湖边或者就造在湖水之中的印第安人精巧的圆顶泥屋，①有霍里肯湖的湖面上点缀着的无数岛屿和湖里像“绿色天鹅绒覆盖着的小丘”、波平似镜的湖面和打仗间歇在湖上捕着鱼虾的士兵。(74)通过他的描述，我们感受到了“像羊毛的斗篷一样的雾气”的浓密，(69)听到了“强劲的夜风把瀑布的咆哮声赶进了深渊”后产生的雷鸣一般的回响。(78)“盐湖的鲜鱼，森林的麋鹿，天空的飞鸟”，(8)赋予了边疆勃勃生机，孕育着未来无穷的希望。同时对印第安人及其文明的描写又提供了美国风景的历史语境，赋予了风景一种怀旧之感。这些或拙朴或粗犷或壮丽或秀美的乡村式风景在列奥·马克斯(Leo Marx)看来“是美国最主要的形象”，他断言“欧洲的风景让人们想起历史和过去，而美国本土风景引发人们思考的是现在和未来”。“库柏在其作品中表现的正是风景的功能，风景体现了美国的希望，风景是美国最重要的形象。”(141)对于库柏风景描写的才华，查尔斯·凯茵(Charles King)的概括最为精妙。他说，库柏：精妙新奇、富有活力的概念，充满机智、使人愉悦的观点，对自然之美的绝佳刻画—这是一种难以被超越的描写人类心灵深层强烈情感的能力，一种能激发并能维持人们对所刻画的人物命运的兴趣的能力……他以诗人的奇思妙想，画家般的慧眼，描摹群山的壮丽广阔，秋日的艳阳和缤纷多彩的树林，以及奔流不息的瀑布，汹涌强劲的河流，还有与大自然比周岁月的森林。(Spiller：93—94) 在马丁·巴克(Martin Barker)看来：这种华丽的陈词并非只是客气和比喻，库柏着实是个小说家、诗人和画家，是民主的美国能够生产出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艺术的鲜活证据。严格地讲，这一“大自然的画师”已成为美国主要的风景画传统的源头，对此我们无需惊讶。(183) 风景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被创造被毁灭。因此，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础”。(达比：108)库柏的风景再现一方面是受到绘画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风景最早出现在17世纪西欧的绘画之中，此后随着浪漫主义在绘画领域的盛行，风景画在西方19世纪的绘画艺术中达到了高峰。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也常常出现在诗歌和散文之中。人们对风景如此推崇备至以致一位历史学家将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三世纪称为“风景的世纪”。(Hussey：96)库柏创作成熟的时代正是风景备受重视的时代，他本人又是一个非常热爱绘画艺术的人，深谙当时流行于欧洲后传入美国的“如画”美学理念和技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独立，使得新的民族身份的建构十分必要，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墨林(John.M Murrin)所言：“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堵没有根基的墙。它狭隘并罕有地依赖于宪法的保障，缺乏有机性的身份意识。”(346—47)并且“除去宪法及其确立的体制，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凝固成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种族、历史、宗教、甚至语言”。(qtd.in Michael：3)在种族、历史缺乏足够凝聚力的情况下，美国人在自然原野当中找到了能够代表美国本土特征，凝聚其国族历史的重要媒介——风景。因此跟风景相关的地质学、绘画、文学纷纷加入到对风景的发掘与再现之中。 受民族情感的影响，19世纪初期开始，地质学在美国十分流行。地质学的勘察发现，美国在地质构造的年代上比欧洲更加久远。一份19世纪中期由州政府出版的地质勘察报告指出“美国被误称为‘新大陆’，但事实上它是同年代中最古老的大陆。从地质结构上看它应该是第一片从板块中分离出来的陆地”。(Calderwood：3)这份报告成为美国人国家自豪感的巨大源泉。伴随着地质学的流行，许多画家参与地质考察并把流行的地质学话题作为绘画的题材。使得风景画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19世纪20年代美国一些画家从18世纪贵族画派中解脱出来转向自然风景的描绘，由此诞生了北美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画派——“哈得逊河画派”。以该画派奠基人、著名的美国风景艺术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为代表的“哈得逊河画派”主要描绘哈得逊河沿岸和落基山脉、尼亚加拉瀑布等地原始神秘、雄伟壮美的自然风景，包括山景、湖景、森林、日出、日落、悬崖、瀑布、峡谷等。这标志着美国在艺术领域开始摆脱欧洲的影响，逐步显露出自己独特的品格。 在上述语境下，1824年库伯在纽约发起并创立“面包奶酪俱乐部”(Bread and Cheese Club)，成员包括美国作家，如威廉·布莱恩特(William Bryant)和画家如威廉·邓拉普(William Dunlap)以及编辑、学者、教育家、艺术爱好者等不同职业的人。该俱乐部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宽广的美国浪漫主义视野，艺术家和作家们以一种精妙的方式相互学习、启发。库柏的小说常常是这一时期画家们的绘画主题。科尔在1826年到1827年间就根据《最后的莫西干人》描写的荒野和一些戏剧性场面，创作了四幅风景画，这些画已成为美国艺术史上的杰作。库柏创建“面包奶酪俱乐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在上流聚会中公开讨论创建“本土文化”，与圈子里的人一道在各种场合提倡“美国”概念，提倡书写本国题材和地方特色。实际上，库柏从写作生涯开始，就对作家在左右国家意识形态方面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尤为敏感。他在Precaution中宣称，“很大程度上，书是掌控我们这样的国家的舆论的工具，具有强大的拯救或者毁灭的力量。”尊崇手中的笔为国家服务的库柏，自然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建构民族文学，书写民族意识的责任。他小说中的风景便成为有效地形塑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