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苹，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的斯芬克斯《呼啸山庄》存在着“复数与分歧”，但直到今天，它还被当成“英国”文学经典，而它可能与爱尔兰的联系还很少受到关注，它幽深的政治目的也被忽视。如果把该小说放在1840年代和勃朗特家庭背景下阅读，可以发现它具有英爱关系大寓言的特色。以小说主人公希刺克厉夫为研读对象，将他置于英爱冲突的历史语境中，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视角，可以检视爱尔兰人的堕落异化和模拟反抗，也可以揭示艾米莉·勃朗特文本里的民族叙事机制和双重视野，从而发掘出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
    关 键 词：《呼啸山庄》/种族政治/英爱关系/第三空间/现代性

    “艾米莉·勃朗特被称作现代文学的斯芬克斯，在英语小说家里拥有显赫的位置，虽然她仅仅只写了一部书《呼啸山庄》……但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自出版之日起，就能赢得每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的称赞。”①“这部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在它以前没有出现过同样的作品，在它以后也没有过同样的作品，今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作品。”②《呼啸山庄》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如异化主题、人格分裂、多重叙述、象征主义、浓郁的诗性等，与19世纪现实主义主流小说不同。捷克学者普实克(Jaroslav Prusek)提出，“现代文学的兴起不是一个逐渐吸收各种外国成分，逐渐改变传统结构的渐进过程，而根本上是一个突变，是在外力激发下一个新结构的突然出现。”③为何这种突变发生在艾米莉身上？外力是什么？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④《呼啸山庄》是第三世界的文本吗？如果是，那里面到底包含了怎样的个人故事，又反映了什么样的民族寓言？为何这部小说被特里·伊格尔顿称为“爱尔兰谱系小说”？为何希刺克厉夫“令人费解地狂迷而死”⑤？
    勃朗特小说充满“复数与分歧”⑥，只有突破常规阅读才能受益匪浅。本文运用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符号学理论，揭示《呼啸山庄》里表现出的种族政治，分析1840年前后的英爱关系，展现殖民社会中人性的堕落，探讨作者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分析文本里的民族叙事和双重视野，最终揭示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
    一、岩石与国王：希刺克厉夫及作者的族群原型
    
    有专家指出，“当我们看勃朗特姐妹的小说时，也许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是纯粹的凯尔特人，有一个爱尔兰的父亲和康瓦尔郡的母亲。”⑦老勃朗特出身微贱，做过铁匠、织工，通过自学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并留在英国，因此爱尔兰背景影响着勃朗特姐妹的身份认同。
    1840年代的土豆大饥荒，因为英国的不作为曾造成百万人死亡，百万人流亡，给爱尔兰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被称为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至今“在美国的一些学校课程里，土豆大饥荒与犹太人大屠杀一起作为种族灭绝的实例而教授”⑧。而勃朗特姐妹正生活在这一时期，虽然多数文学作品对这一史实保持沉默，但她们的作品中却留下了蛛丝马迹。斯皮瓦克认为，“如果不记住作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曾经是英国构建其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那么我们便无从解读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表现中文学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⑨
    爱尔兰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英国历史学家希尔承认：“爱尔兰是保证大不列颠取得世界霸权的那个体制的最大受害者。”⑩米歇尔·海克特(Michael Hechter)在《内部殖民主义：英国国家发展中的凯尔特边缘》中强调英国内部存在着殖民臣属关系：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是“边缘”，英格兰是“核心”(11)。英格兰把施诸海外殖民地的方法引入对境内边远地区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治理，把少数族群居住区当作“殖民地”对待，使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对他们进行政治上控制和经济上掠夺，为后来美国对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对原住民提供了样板。凯尔特人被迫经历工业化的转型，领土被霸占，资源被掠夺。恩格斯写道：“都柏林海可算是不列颠诸岛中最美丽的一个海湾，爱尔兰人常常把它比作那不勒斯湾。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画的，那里的贵族区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穷人区却可以归入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12)
    历史上英国主流社会通过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将爱尔兰人陌生化、他者化与妖魔化，从而在少数族裔和主流社会间建立无法逾越的界限。同时爱裔英国人内化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间接接受自己是落后愚昧种族的“事实”，进而自轻自贱，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属。因此颠覆主流话语，重塑爱尔兰人形象，言说文化差异成为爱裔作家关注的母题。伊格尔顿曾揭露英国文化帝国主义把英裔爱尔兰人的作品统揽在自己的文学经典里而抹杀其爱尔兰性，“正如那些伟大杰出的英语文学家斯威夫特、歌德斯密、萧伯纳、王尔德、康拉德、乔伊斯、庞德、叶芝、贝克特、艾略特等，他们不是英国人却对英语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勃朗特姐妹，她们是爱尔兰血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爱尔兰不仅不得不给英国缴地租和运牛肉，他们还不得不把最好的文学作品献给英国。”(13)然而，《呼啸山庄》里的爱尔兰因素至今仍很少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它幽深的政治目的也常常被忽视。
    勃朗特姐妹所居地哈沃斯属于英国的边缘，“在那个地区，天主教存留的时间最长，但表现为迷信的形式；现代工业化出现得最早，而且仍然表现为更加迷信的形式。强劲的风和荒芜不毛的土地，土地贵族的专横暴虐和工厂主的更新更黑暗的专横暴虐，把这片地区变成了一个野蛮人的国土。”(14)独特的出身和生活地域使她们关注爱尔兰流散族裔的生存状态、英爱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下所引发的文化的混杂性与多样性，特别是《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融家族史诗和种族冲突为一体，具有自传性特征。
    虽然希刺克厉夫的身世被刻意回避隐瞒，但所有信息蛛丝马迹都指向爱尔兰性。勃朗特姐妹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名字罗切斯特(Rochester)和希刺克厉夫(Heathcliff)都与岩石有关，而岩石是凯尔特文化中国王的标志。希刺克厉夫的原型可能是勃朗特家族的男性传奇。Edward Chittham的《勃朗特一家的爱尔兰背景》考证，作者的曾祖父休·布兰迪是爱尔兰牛贩子，常去英格兰。他从利物浦街头带回一个流浪儿收养，因皮肤黑被取名为威尔士·布兰迪(Welsh Brunty)。威尔士很有经商天才，成为休的助手，后被休的亲生儿子们赶出家门。但他最终接管了布兰迪产业，娶了该家小女儿，领养了身无分文妻兄的儿子，取名小休。威尔士把小休当奴隶虐待。小休只能向狗“看守”(Keeper)倾诉，艾米莉的爱犬也叫Keeper。一次冲突后小休逃离农场，在石灰窑厂找到工作，娶了天主教徒爱丽丝，生了作者父亲老勃朗特。这个家族故事很像英爱历史隐喻：12世纪爱尔兰王Diarmait曾邀请英王Henry II帮助他恢复王权，结果引狼入室开启了爱尔兰八百年的被殖民史。
    小说中希刺克厉夫被捡的地点利物浦也与勃兰威尔有关。“1845年8月，勃兰威尔曾从哈沃斯到利物浦去过，这正是大饥荒前夜，不久城市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饥民。”⑧利物浦与爱尔兰渊源深厚，是爱尔兰人背井离乡的第一站，曾被戏称为“爱尔兰首都”。蜂拥而来的饥民造成不列颠住房拥塞、治安混乱、热病横行，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1847年反爱情绪高涨。1月的《泰晤士报》统计在利物浦有15 000－20 000爱尔兰乞丐……到4月利物浦的爱尔兰人被描绘成‘瘟疫横行’，10月的《泰晤士报》宣称所有的热病病人在爱丁堡，十分之九是爱尔兰人。”(16)勃朗特家“订两份报纸，每周阅读三种报纸”(17)，因此艾米莉了解此情况。“这个扮演英国贵族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政治寓言：即希刺克厉夫是爱尔兰人。”(18)伊格尔顿把“直到本世纪中期之前的爱尔兰划入所谓的第三世界”(19)，鉴于作者的独特身世，因此有理由把《呼啸山庄》看成是爱尔兰大饥荒的寓言：即希刺克厉夫的父母可能是爱尔兰大饥荒的牺牲品，希刺克厉夫自己是英国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见证人。这种寓言模式特殊的双重对立结构和中介手段，显现出潜藏于受殖民压迫的民族内部的力量和历史视野。不仅《呼啸山庄》是大饥荒的寓言，《简爱》也是。“如果说大饥荒激起有些人愤怒的修辞，那么似乎也把另一些人伤害到默然无语的地步”(20)，这也许是爱尔兰历史和文学里有关大饥荒的记载少得惊人的原因。
    二、对白皮肤、蓝眼睛的渴望：希刺克厉夫灵魂的人为制造
    
    法农说：“黑人的灵魂是白人的人为制造”，《呼啸山庄》最大程度显示了人性在殖民语境下的堕落与分裂。恩格斯说，“(爱尔兰人)由于老受迫害，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专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龟奴、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21)
    希刺克厉夫的人性变异有作者父兄的影子。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中老勃朗特古怪倔强。“像希刺克厉夫，他从卑贱的外人摇身一变为英国绅士……把自己变成专横右翼的英国牧师时，他坚守两个爱尔兰传统：尽量撇清与故乡的联系，比英国人还要正统。”(22)“他远离他的诞生地，远离他所有的爱尔兰亲友；的确，他不屑再和他们保持什么联系。”(23)他渴望获得萨义德所谓的归属感(affiliation)，希望被居住国接受。他试图忘记自己的爱尔兰身份，但别人从未忘记这一点。因此“他在村子里不太闻名，人们也不喜欢他。”(24)“同村里每个人，他全家都保持一定距离。”(25)这种排外环境造就他行为粗鲁，脾气古怪。“他那强烈、炽热的爱尔兰性格，平时用坚决的苦行意志压制着。遇到心里烦乱或是不高兴的时候，他不说什么，却从后门一发接一发快速地射出手枪子弹，借以宣泄他火山爆发般的怒气。”(26)作者的哥哥勃兰威尔才华横溢，少年时就有诗作发表，还具绘画才能。但“哈沃斯社区也从没让勃朗特家族忘记他们的爱尔兰血统，他们与媒体上经常报道的姓名不祥的、穿着破烂的游民‘混为一体’。随着孩子们的长大，边缘化的痛苦越深。”(27)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同别人保持距离，“自个儿厮守在一起”(28)。“在工业化的北方，反爱情绪有时很高。他们一家表面被接受，但仍被看成爱尔兰人。这也是为什么勃兰威尔在争吵后曾被当地人做成一手拿鲱鱼一手拿土豆的雕像，然后加以焚烧的原因。”(29)勃兰威尔在当家教期间，遭雇主罗宾逊太太勾引又被抛弃，染上了爱尔兰男性酗酒的通病，潦倒而死。最后他变成英国人眼里爱尔兰人的原型，“不负责的米克(feckless Mick)，懒惰、酗酒、好斗、叛逆、浮夸、奢侈，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30)这与希刺克厉夫被凯瑟琳爱上又被抛弃十分相似。因此勃兰威尔的毁灭很大程度上当归结于种族歧视。
    希刺克厉夫由人堕落成撒旦就是经历了外形兽化、语言撕裂、姓名剥夺、身体形塑等他者化与妖魔化的摧残。维多利亚时期爱尔兰人一直被兽化。1862年Punch杂志发表了《缺失的一环》说：“探险家发现，在伦敦和利物浦的贫民窟生活着一种生物，其特征符合大猩猩与黑人之间的一环。它来自爱尔兰，成功地迁入，它属于爱尔兰野蛮人，是爱尔兰雅虎(31)最低等的一种。”(32)希刺克厉夫被说成“黑得简直像从魔鬼那儿来的”(33)，或被说成父亲是中国皇帝、母亲是印度女王等边缘化的他者，而“印度斯坦是东方的爱尔兰”(34)。他还被认为是“东印度小水手，或是一个美洲人或西班牙人的弃儿”(第53页)。爱尔兰人的祖先16 000年前从西班牙移居英伦三岛，1595年修·奥内尔组织的起义得到西班牙人的帮助。辛德雷骂他为狗，对应当时爱尔兰人被称为狗的现实。连恋人凯瑟琳也指责他肮脏，对应着现实中的种族偏见：爱尔兰被称为“人类的猪圈”(human swinery)(35)。面对种族歧视，希刺克厉夫内化了主流社会刻板的凯尔特形象，产生自卑。他希望“白化”自己，像林敦一样“有浅色的头发，白白的皮肤，大蓝眼睛”(第60页)，希望打扮得体面些，“要学好”。这里很像法农所谓的黑人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人格是撕裂的，因为当黑人面临着白人的世界时，他的身体结构(肤色)就显示出了脆弱性，在这种状况下，他只能让“自我”垮台，而以“他人”(白人)为行动基准(36)。但身体这个复杂的社会空间“牵涉到权力和知识的运作以及身体活生生不可预测性的运作”(37)。“‘模拟’是一种殖民策略，通过诱导其臣服者仿效主宰者文化的各形式和价值观来巩固权力”(38)，但“这种策略绝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它还须令从属者至少部分地维持与主宰者的差距，以保持作为殖民权力基础的歧视结构”。吊诡之处在于殖民教育目的不是要抹去差异，而是创造和维持差异。对于殖民统治来说，“黑皮肤、白面具”既是必然的结果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由于一切男人向白皮肤和光明攀升，欧洲人想要摒弃这企图自卫的非文明人……”(39)。殖民的欲望表现在教育方针上致力于培养出用英国文化训练出来的受殖主体而不是真正的英国人。结果穿着整齐的希刺克厉夫遭到辛德雷的侮辱和殴打：“滚，你这流氓！什么？你打算作个花花公子么，是不是？等我抓住那些漂亮的卷发——瞧瞧我会不会把它再拉长一点。”(第62页)
    希刺克厉夫还经历了语言暴力。刚到呼啸山庄，他“叽里咕噜地尽重复一些没有人能懂的话”(第38页)。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经历了“文化撕裂”，脱离母语“文明的最坚强、最温暖的襁褓”(40)。语言是民族认同、国家身份的表征，承载着民族记忆。“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41)殖民者为了同化爱尔兰人，不遗余力地消灭他们的语言，“子弹让身体臣服，语言使精神臣服”(42)。1367年的《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s of Kilkenny)规定说爱尔兰话就没收土地和财产。斯宾赛说爱尔兰“应该用英语、语法、科学教育……因为学问本身有奇妙的力量，能软化和调和最顽固野蛮的性情。”(43)1831年英国在爱尔兰实施初级教育体系(primary education system)，爱尔兰语在学校被禁止，使用者会受到鞭打和挂牌示众。“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44)《缺失的一环》攻击爱尔兰口音“说话不清”(45)。大饥荒消灭了爱尔兰语，“大饥荒之后，爱尔兰村庄里不讲爱尔兰语了，认为爱尔兰语会带来噩运。”(46)“对盖尔语的破坏是英国人在对爱尔兰殖民化过程中犯下的最具破坏力的暴行之一。盖尔语是如此诗意、如此具有力量的语言，它为爱尔兰保留了回忆。当你企图盗窃一个人的语言时，你会使他们的灵魂慌乱。”(47)勃朗特家的孩子都因爱尔兰口音被同学嘲笑，“口音成为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建构‘外人’和‘内人’双重身份的重要因素。”(48)他们对口音很敏感，小说里总是会提到语言问题，如《简爱》里说话异样的伯莎兄妹等。
    希刺克厉夫还被剥夺了姓名权。历史上凯尔特人比撒克逊人更早定居于英伦诸岛，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拥有命名权，伦敦、泰晤士河甚至“不列颠”都是他们所取。但由于后来者条顿人的征服，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称为“外国人”，凯尔特语也沦为“外语”。现实中因种族歧视，作者父亲被迫改姓氏布兰迪(Brunty)为勃朗特(Bront)。加勒比海作家简·里斯续写的《藻海无边》里，罗切斯特的原配就被剥夺了克里奥尔名字安托内特，换上英语名字伯莎。“即使个人或人的身份这样隐秘的事情，也可能由帝国主义政治来决定。”(49)对希刺克厉夫姓名权的剥夺是帝国主义知识暴力的寓言，象征对卡列班历史的粗暴剥夺。殖民者通过把所指变能指的“失名”策略，使人物丧失主体性，造成人物零散化，处于模棱两可、亦主亦仆的地位，进而湮灭凯尔特的历史。希刺克厉夫处于这样的状态：名字来源于老恩萧夭折的长子，但却不赋予恩萧的姓氏，刻墓碑时，“因为他既没有姓，我们又说不出他的年龄，就只好刻上一个——‘希刺克厉夫’”(第367页)。
    希刺克厉夫曾希望通过掌握知识改变命运，跟上凯瑟琳的读书进度。“头脑灵敏，渴望接受教育是凯尔特民族的性格特征……把受教育看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的战利品。因贫穷而无力得到的，要靠决心去赢得。”(50)老勃朗特就是这样成功的例子。但殖民者攻击爱尔兰移民的奋发向上，说他们“是一种向上爬的动物”(51)，害怕他们掌握阅读和书写历史会掌握权力。老恩萧死后，辛德雷把希刺克厉夫赶到佣人中间，剥夺他从副牧师那儿受教诲的机会，使他堕落下去。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被禁止入学，他们也不被允许建立天主教徒学校，以使他们愚昧堕落。
    三、同样的风吹扭这棵树：希刺克厉夫的模拟反抗
    三年后归来的希刺克厉夫发了横财，可能是参军去西印度殖民扩张，这是当时爱尔兰人改变命运最常见的手段，“军事种族理论认为凯尔特人是天生的战士，虽然爱尔兰人常被看成孩子气的、任性的和情绪化的”(52)。
    他的性格之谜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关系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伊格尔顿认为希刺克厉夫既是被压迫者也是压迫者，体现了爱尔兰革命的各个阶段。Paulo Friere认为这是反抗的初级阶段特征：“被压迫阶级不是去争取解放，而是把自己变成压迫者或小压迫者。他们所处的具体现存的矛盾环境造就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人，但对他们来说，成为人就是成为压迫者。这就是他们的榜样。”(53)殖民者要求受殖者采纳其外在形式并内化其价值，但受殖者“模拟”(mimicry)殖民者的文化却是一种嘲讽和反叛，因为他们模仿的是殖民者的贪婪以及更致命的暴戾统治。
    希刺克厉夫的复仇体现在物质占有和精神摧毁方面。物质上他模拟了殖民者在爱尔兰的惯用手法：剥夺土地来驾驭他们。“土地既是政治集会的呐喊，也是文化归属的标志，是租佃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54)土地问题是近代爱尔兰社会的中心问题，也是英爱关系的焦点。问题源于16世纪英格兰的征服，都铎王朝鼓励新教徒到爱尔兰建立大庄园，引发了1641年爱尔兰起义。克伦威尔重新征服爱尔兰之后，颁布《迁徙法案》(Act of Settlement of Ireland, 1653)，没收香农(Shannon)河以东爱尔兰人2百万公顷的良田给英国人，使大批爱尔兰人死于饥寒交迫。英王威廉三世颁布系列《惩罚令》，剥夺了天主教徒的土地所有权。为了反抗统治，爱尔兰人民19世纪芬尼亚运动的口号是“人民拥有土地”。相比英国殖民者的血腥掠夺，希刺克厉夫手段则要温和得多：通过赌博买下辛德雷的产业，通过联姻把画眉山庄的田产收入囊中。他容忍破了产的辛德雷、凯茜住在家中而不是扫地出门。这就反驳了殖民者关于凯尔特人的残暴血腥、报复心重的污蔑。为了精神上摧毁敌人，他模拟辛德雷愚化自己来愚化哈里顿，证明愚昧无知并不是爱尔兰人的专利：只要剥夺受教育权，撒克逊人也会变得堕落野蛮。“民族，社会地位、政治立场——都说不定的，不稳定的，是双面的。”(55)希刺克厉夫和哈里顿的经历就反驳了殖民者的血统论和文化本质主义，证实了“人们叫作黑人精神的东西常常是个白人的结构。”(56)白人之所以成为白人，也是以黑人的在场为前提的，因此在“白人性”之内，也天然地包含有黑人的因素。
    希刺克厉夫是英国殖民文化的仿拟者与寄生者，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方式实行了另一场父权制与殖民的统治与压迫，他所表现出来的贪婪、暴戾和不择手段正是英国殖民者的典型特征，显得比英国人还要英国化，这是英国作为殖民宗主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爱尔兰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的佩尔找到它们的根源。”(57)希刺克厉夫“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58)同时他成为法农所谓的“黑皮肤白面具”类型，承受疏离异化、精神分裂的痛苦。模拟也预示着其内部必然的威胁及不可逆流的毁灭性结局：不仅伤害了敌人，也伤害了亲人，最后自我毁灭，因为世俗世界的胜利往往意味着精神上的失败。
    伊格尔顿认为希刺克厉夫狂迷而死令人费解，其实这不难理解。殖民者的“白化”使希刺克厉夫堕落，是凯尔特文化使他的内心还残留向善的角落，并最终挽救了他，使他的人性复苏。凯尔特“德鲁伊特教”被殖民者污蔑为异教，爱尔兰也被称为“一座黑色喧哗的巴别塔，充满了迷信的野蛮人”(59)。该教相信灵魂转世，希刺克厉夫说：“我很相信鬼魂，我相信它们能够，而且的确是生存在我们中间。”(第323页)正是这种信仰使他成功后并不喜悦，毁灭哈里顿与凯蒂使他死后的灵魂无法面对凯瑟琳。他说：“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全在我的掌握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连掀掉一片瓦片的意志都没有了。”(第272页)他最终放弃复仇，希望死后灵魂与凯瑟琳相聚。小说结尾未受文明污染的牧羊娃看见希刺克厉夫同凯瑟琳游荡的鬼魂就是对这种文化的肯定。
    四、平静地面下的不平静睡眠：第三空间的建立
    
    艾米莉小说“核心里有一种抗拒表达的东西，有某种顽强地拒绝象征化的‘真实’。”(60)这反映在小说矛盾的结局上。有评论批评小说大团圆结局勉强，或囿于当时的流行手法，或出于别的考虑，“似乎都是一种无奈的举措，一种痛苦的抉择”(61)。其实这是19世纪种族主义盛行残酷现实的反映，移民很难从边缘走向中心。即使侥幸成功，也会被孤立隔离，最后消失，勃朗特一家悲剧的结局就是例证。当年老勃朗特怀揣梦想，凭借自己的努力，从帝国的边缘来到帝国的中心，试图白化自己，融入帝国。英爱矛盾时，他积极站在英国方面，政治上保守。路德运动时，站在主流社会一边。他希望女儿嫁给英国人以漂白身份，但种种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女儿们在学校受歧视，玛丽亚和伊丽莎白都染病而死。儿子在这个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堕落而死。艾米莉与哥哥关系最好，在他的葬礼上遭受风寒后拒绝治疗而死，间接地死于种族歧视。不久安妮也死去。夏洛蒂坚持嫁给同是爱尔兰人的尼柯尔斯牧师，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欢乐，死于妊娠。1861年尼柯尔斯为老勃朗特送终后，回到爱尔兰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没有一个勃朗特后裔留在帝国，只有他们的坟墓、纪念馆和天才作品默默证明他们曾经的存在。像勃朗特家族悲剧，《呼啸山庄》的结尾是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失去彼此，失去自我。现实世界里没有他们容身之处，他们只能灵魂流浪在荒原上。而哈里顿在现实中与凯蒂结合，合法的主人哈里顿与古老的世家林惇家族又恢复了他们的权利。他们不住在环境恶劣代表粗俗野蛮爱尔兰文化的呼啸山庄，而是住在高雅诗意的代表了理智文明英国文化的画眉山庄，外人入侵者希刺克厉夫最终被成功地抹去了。这里体现了典型的“爱尔兰谱系”小说的表征：“认真的唯物主义作品”，而不是“英国人的笔下到处都是神秘超验和浪漫爱情的胡言乱语”(62)。
    但凯尔特的梦幻又使小说留有希望想象的空间，具有“先见之明”(63)。小说结尾希刺克厉夫、林惇和凯瑟琳三人埋在一起就给人无限的遐想。埋葬三人的坟墓非常像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自我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64)，是一个模糊混杂的空间。尘世上无法超越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的差异的他们在彼此混杂，跨越疆界，处于“居间”(inbetween)状态。这种混杂松动了本质主义的霸权，撕开了殖民意识的裂缝，挑战了殖民话语中的白人/黑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自我/他者、统治者/被统治者、中心/边缘的分野，进而颠覆文化民族主义者对种族、血缘和语言“纯正”的固守，挑战殖民者的文化霸权话语。
    但是地面下并不是平静，可能继续发生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对弈、错乱情爱的挣扎、权力交叠更替的悲喜剧。“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地面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第376页)巴巴指出：“正是在‘居间’的现身之处——差异之领地的交叠和异位——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间性和集体经验得以被协商”；而“‘居间’的空间，提供了推敲自我性策略的地方，通过界定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它们激发了新的身份符号，以及协作和争论的新地点。”(65)
    五、民族国家与叙事：《呼啸山庄》现代性的突变
    斯皮瓦克指出，读者在阅读19世纪英国文学时，往往会忽视传教团里的帝国主义以及文学的作用。她说：“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阅读中，这两个明显的‘事实’一直被遗忘，这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事业持续胜利的明证，它被移植或扩散为一些更为现代的形式。”(66)作者属于流散族裔，这种矛盾冲突存在着艺术突变的可能，而爱尔兰土豆饥荒的外力很可能激发这一新结构的突然出现。“正是凯尔特式的幻梦与英格兰式的务实精神与自我克制的混合，使勃朗特姐妹的所有作品具有价值和独创性。”(67)
    “现代性的符号是一种破译的形式，其价值在于必须在历史宏大事件之外的微小的、感觉不到的叙事中寻找，在那些表面无意义和价值、空洞和边缘的符号里寻找。”(68)勃朗特小说存在着逆写帝国的因素，试图打破主流社会所强加的爱尔兰刻板形象(stereotype)，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某种程度上，《呼啸山庄》是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文学)的“逆写”，被伊格尔顿称为“中国盒”(Chinese-box)的多重叙事策略是国家叙事的表征，质疑以盎格鲁殖民父权为中心主义的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消解了经济、道德、社会权力基础上引申的强势文化和中心主义式的话语系统，使其文本的主要叙事趋向成为别具意向性的文化向度的叙事政治。与同时期的奥斯丁、狄更斯、萨克雷等本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具有更多的现代因素。并非偶然的是，这种非线形的叙述(nonlinear narrative)策略重复多出现在凯尔特血统的英国作家作品里，如Laurence Sterne的《项迪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Thomas Carlyle的《重做的裁缝》(Sartor Resartus)，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和《芬尼根的苏醒》(Finnegans Wake)等。伊格尔顿认为“在爱尔兰，碎片式的文化历史变成优势，稳定表征体系的缺席倒为自己大胆实验提供了条件”；而在英国，“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和哲学中的经验论，以及成熟的中产阶级文明的精神成果，没有为培养未来主义或超现实主义提供沃土。”(69)后来的文学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从未产生自己本土的重要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从康拉德到艾略特与庞德，都是引进自国外。这些作家“能从外面审视英国本土传统，出于各自的目的将传统的东西客体化或占有，既疏远又进入英国文化，而在虔敬这一传统中长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艾米莉能夺取19世纪“英国”文学的制高点。“自劳伦斯·斯特恩时代以来，爱尔兰人民就从英国资产阶级传统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能够自由地戏仿、颠覆和分裂的话，那可能只是因为几百年来英国已经剥光了他们的本土文化，以一种人所共知的现代主义方式使他们的民族身份陷入巨大危机。正是这种滑脱感和被抹除感，说不出自己是谁的长期的殖民地状况，才培育出爱尔兰现代主义，而当时正是现实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列颠惊天动地的时候。”(70)
    文本中凯尔特文化因素的应用，体现异质性、抵抗性的话语，消解了主流社会对异质文化的同化和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压力。“超自然因素的介入和对土地的控制交织在一起对于爱尔兰后裔的作家来说是毫不奇怪的。”(71)“盖尔感情为英国随现代性而来的与日俱增的情感贫血提供了宝贵的资源。”(72)勃朗特小说揭示了主流话语对爱尔兰历史的遮蔽，为长期失语的爱裔英国人赢得话语权。
    “帝国主义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观点对文学施加影响。没有人比勃朗特姊妹更能展示这种紧张了——她们是一个他者爱尔兰父亲和康沃尔母亲的结合体，是在与他们祖先为敌的英国土地上产生的第一代英国人。”(73)《呼啸山庄》反映了作者的心灵创伤和爱尔兰情结(the complex of Irish)，体现了与主流文化的冲突。“最真的眼睛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74)作者的背景注定她要站在一个“边缘”的、“居间”的、“之外”的立场上发言。小说揭露了英国内部殖民造成的仇恨、冲突和恐怖，解构了文化本质主义，希望建立一个超越种族、阶级和性别局限的世界。从爱尔兰流散族裔文学解读《呼啸山庄》，可以重绘英国文学地图。

    注释：
    
    ①Clement K. Shorter, Charlotte Bront and Her Sisters, Charleston, SC: Bibliolife LLC, 2009, p. 118.
    ②桑普森：《简明剑桥文学史》，刘玉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230页。
    ③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65－471页。
    ④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
    ⑤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⑥Terry Eaglton, 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es, London: Macmillan,1975, p. xvi.
    ⑦Kathleen Constable, A Stranger within the Gates: Charlotte Bront and Victorian Irishness,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p. 137.
    ⑧Catherine Nash, Of Irish Descent: Origin Stories, Ggenealogy, &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
    ⑨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⑩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426页。
    (11)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页。
    (13)Terry Eaglton, 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es, p. xiv.
    (14)杨静远选编：《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
    (15)Terry Eaglton,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Studies in Irish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5, p. 3.
    (16)Melissa Fegan, Literature and the Irish Famine, 1845-19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2.
    (17)玛格丽特·莱恩：《勃朗特三姐妹》，李森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18)Athena S. Leoussi, Encyclopedia of Nationalism, New Brunswick, 2001, p. 171.
    (19)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225页。
    (20)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34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57页。
    (22)Terry Eaglton, 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125.
    (23)盖斯凯尔：《夏洛蒂·勃朗特传》，祝庆英、祝文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24)玛格丽特·莱恩《勃朗特三姐妹》，第21页。
    (25)盖斯凯尔：《夏洛蒂·勃朗特传》，第4l页。
    (26)蒂姆·维克瑞：《勃朗特一家的故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27)Neil MeCaw, Writing Irish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 Ashgate, 2004, p. 102.
    (28)蒂姆·维克瑞：《勃朗特一家的故事》，第28页。
    (29)Kathleen Constable, A Stranger within the Gates: Charlotte Bront and Victorian Irishness, p. 3.
    (30)Terry Eaglton, 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es, p. xv.
    (31)雅虎，英国作家Swift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行兽。
    (32)Lewis P. Curtis, Apes and Angels: The Irishman in Victorian Caricature,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1971, p. 100.
    (33)文中引文出自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杨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第38页。以下引自该书仅括注页码。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0－761页。
    (35)Flan CampBell. The Orange Card: Racis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London: Connolly Publications, 1979, p. 12.
    (36)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37)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38)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39)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第148页。
    (40)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0页。
    (41)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第8页。
    (42)Ngugi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rey, 1986, p. 9.
    (43)Seamus Deane(ed.), Ireland's Field Day, DeiTy: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1986, p. 34.
    (44)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45)Lewis P. Curtis, Apes and Angels: The Irishman in Victorian Caricature, p. 100.
    (46)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347页。
    (47)约翰·多诺修：《凯尔特智慧》，刘镇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
    (48)Bronwen Walter, Outsiders Inside: Whiteness, Place, and Irish Wo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64.
    (49)G. C.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 (1), 1985: 243-261.
    (50)蒂姆·维克瑞：《勃朗特一家的故事》，第22页。
    (51)Lewis P. Curtis, Apes and Angels: The Irishman in Victorian Caricature, p. 100.
    (52)Richard Smith, Jamaican Volunte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5.
    (53)Kathleen Constable, A Stranger within the Gates: Charlotte Bront and Victorian Irishness, p. 3.
    (54)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375页。
    (55)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360页。
    (56)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第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9页。
    (58)杨静远编选：《勃朗特姐妹研究》，第392页。
    (59)Flan Campbell, The Orange Card: Racis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p. 12.
    (60)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350页。
    (61)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宋兆霖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62)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353页。
    (63)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355页。
    (64)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2.
    (65)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p. 114,1-2.
    (66)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158页。
    (67)杨静远编选：《勃朗特姐妹研究》，第227页。
    (68)Homi Bhabha, The Locution of Culture, p. 243.
    (69)Terry Eaglton,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Studies in Irish Culture, p. 298.
    (70)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209－210页。
    (71)Catherine Wynne, The Colonial Conan Doyle: British Imperialism, Irish Nationalism, and the Gothic,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166.
    (72)Terry Eaglton, 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1998, p. 105.
    (73)Edward G. Lengel, The Irish Through British Eyes: Perceptions of Ireland in the Famine Er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p. 126.
    (74)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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