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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散文较晚进入法国汉学研究视野，终于在20世纪取得翻译和研究领域的突破。从马古烈、徐仲年到班文干等当代学者，唐宋散文逐渐引起重视，出现在他们编纂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和文学选集当中。受到中国国内学术传统的影响，法国汉学界对唐宋散文的翻译和研究同样以古文运动为中心，以唐宋八大家为重点，此外亦有其他一些文人的名篇佳作得以翻译。然而，唐宋散文在法国的译介工作仍然显得零散和薄弱，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与唐诗宋词在法国的普及程度相比，这一时期散文的翻译和研究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同时，其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也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关 键 词：法国汉学/中国文学/唐宋散文/马古礼 基金项目：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经费和卓越人才计划资助，项目名称为“中国古典文学20世纪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项目编号：15020011)。 作者简介：车琳，女，安徽芜湖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 唐宋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继往开来，得到重大发展。自从明朝朱右、唐顺之、茅坤承等人推崇唐宋八大家以来，其余响犹至今日。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散文的研究自然受到中国国内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对唐宋散文的翻译和研究仍然以八大家为重点。 一、韩、柳相提并论：古文运动奠声誉 较早翻译唐宋八大家散文作品的是曾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馆长的俄罗斯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ès)。他在《中国古文选》(1925年)中收入了韩愈的《原道》《师说》《进学解》等16篇作品①，大多选自《古文观止》，最引起他关注的是韩愈在唐宋时期古文运动中的作用：“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重要转折。”②同时，马古礼认为不要只以一人殊荣而忽视了古文运动的先声，他在介绍六朝文赋同时存在骈俪和质朴两种风格时便已提到古文与今文的概念及区别③，继而有陈子昂等初唐文人揭橥复古的旗帜，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无非是“顺势而发”④，主要是成熟的时机造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对于其才华和影响不必贬低但是也不必过分褒扬。“在世之时，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直到身后两个世纪方才得到同一流派文人的重新发现，继而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韩愈被誉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因为他的文章确实成为这一流派的典范并最完备地体现了其特色。”⑤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1948年)中，马古礼称赞韩愈是古文、散体文和骈文的集大成者，而古文影响最大，他的功劳在于使诗歌与散文有了分野，在当时追求绮丽的风气中提出把文章的教化作用置于艺术追求之上，其文学才华体现于一种不事雕琢的典雅。⑥马古礼同时分析了韩愈散文中的两个阙失：其一，中国文人作品中常见的山水主题在其作品中并不突出，他关注更多的人事而不是自然风物；其二，作品诗意不足，这是由于韩愈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不过他的文章因此而富有慷慨之力。在主题研究上，马古礼敏感地发现韩愈的一些文章中表现了文人的落魄生活，而这一题材在其他中国文人的作品并不多见，他们或是避之不提，或是抱着一种安贫乐道的心态，而不像韩愈这样对贫贱文人或下级官吏的艰难生活直言不讳。⑦马古礼还指出韩愈思想上的偏激之处：作为一个纯粹的儒家弟子，他一心复兴儒学，因此对所处时代佛道流行的现象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批判，《原道》便是一例。⑧总体而言，马古礼对韩愈其人其文的评价不乏中肯的意见。 20世纪上半叶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徐仲年(Hsu Sung-Nien)1932年在巴黎以法文编纂出版《中国古今文选》，在书中介绍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仅是诗人而且也是伟大的散文家，并翻译了《原道》《原性》和《论佛骨表》三篇作品。由于徐仲年在文选中并没有设立散文这一体裁，这三篇论说文都被安排在哲学作品类别中。关于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徐仲年指出，韩愈“并不真正了解老子的道家学说，他的《原道》一文并没有体现深刻的思想，而《原性》一文不过是孔子学说的概括”。他“生活在一个尊佛向道的时代，却坚持将儒家思想奉为圭臬”，所以“勇敢地撰写了《论佛骨表》一文劝谏皇上不要迎请佛骨入京”。徐仲年还从文笔角度称赞该文“虽然文字简朴，但是行文有力，具有古雅之风，兼有由衷而发的悲慨之情，是一篇真正的散文杰作”。⑨ 中国文学教授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在《中国文学史》(1989年)中用重要篇幅介绍了韩愈：“韩愈和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反对前朝盛行的讲究排偶、辞藻、华而不实的骈文，提倡质朴自由和有利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章传统，但并不亦步亦趋。”⑩班文干在简要回顾韩愈的政治生涯之后，主要结合论说文阐述其文学思想。他首先援引了《原道》开篇中“博爱之谓仁”等文句来说明韩愈复兴儒家思想、提倡文以载道的主张，即学习先秦两汉古文，遵从社会伦理，方能有平和之心和质朴之文。“韩愈反对佛道，强调儒家学说。他知道这不仅需要从思想上而且需要从语言上进行斗争”(11)，故而提倡回到有利于表达思想的古朴文风。班文干认为韩愈的一些文章颇有抨击色彩，引用《论佛骨表》中文字说明其“尊儒反佛”的思想，而《师说》抨击了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祭鳄鱼文》这篇“檄文”格外引起班文干的兴趣：“韩愈作为潮州刺史，戏仿了鞭笞强贼的政令文(其实是隐射此类政令的无效)，以恩威并用的语气劝诫鳄鱼迁离当地恶溪之水。”他尤其发现韩愈在此文中“不乏幽默色彩”(12)。此外，班文干也注意到韩愈散文中的抒情作品，并评价道：“这位以文传道的文人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由兄嫂抚养成人，与其侄自幼相守，感情深厚。在其病亡之际，韩愈写下的哀悼文字便是例证。”《祭十二郎文》令班文干感触颇深，他在著作中用整整一页翻译了其中的重要段落，并对其文字风格大加赞赏：“韩愈摈弃他所处时代追求绮丽的文风，行文自然，质朴的情感仍然能够感动今天的读者。”(13)班文干认为同样感人至深的还有《马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全文翻译了这篇短文，还译出《送穷文》并收入《中国古代文选》(2004年)中。 综上所述，法国汉学界对韩愈散文的翻译和介绍基本上散见于中国文学史著作和文学选集当中，其代表作大多得以迻译，翻译最多的当属《原道》一篇。尽管他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和散文风格都得到充分介绍，但是关于韩愈的专门性研究尚未出现。 与韩愈并称“韩柳”的柳宗元散文成就卓越。马古礼发现柳宗元的文多于诗，散文是其创作重心，赞扬其散文品类的多样性，翻译过《驳复雠议》《桐叶封弟辨》《捕蛇者说》《愚溪诗序》《小石城山记》5篇。(14)他对柳宗元散文的研究文字几乎完全建立在韩柳二人的比较研究基础上。“韩愈，作为流派掌门人，他的职责是破旧立新，树立主张；而柳宗元则在艺术化方向上进行了更多的努力，他的作品比韩愈的作品更具艺术性，无论是在叙事体、论说体还是描摹状物方面都提供了将新文学主张应用于创作的典范，相比于韩愈熟练而平淡的文章，柳宗元在艺术价值上进一步确立了古文运动的地位，他在新的文体风格中注入了更多的灵动和流畅。”(15)为了便于法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柳宗元与韩愈的创作风格异同，马古礼还以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龙沙(Pierre de Ronsard)与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这两位文人在七星诗社中的不同作用来加以类比。可以说，马古礼对柳文更加欣赏，认为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古文运动所提倡的质朴清晰等特点，而且在语言节奏和气势上更加精妙，尤其是文中的描写虽不事奢华却依然形象典雅。马古礼还认为柳文经常包含深邃的哲学思想，并对其矛盾性进行了简短评述：他有时表现出明显的怀疑主义，例如著名的《天说》一文表现出对天意主宰的质疑，有时又产生一种佛教神秘主义倾向。(16)总而言之，马古礼对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哲理性、语言的音乐性、对自然万物的描摹和诗性描写，这些特征对于开展古文运动极为有益，表明他们所提倡的文体可以以它特有的诗意方式将精微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完美地表达出来，并不妨碍文学创作的艺术性。不要忘记，我们在柳宗元身上所发现的这些优点——深邃的哲思和诗意的画面——正是所有中国艺术作品的主要特质。它们在柳宗元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但是在韩愈身上则了然无几。”(17)不过，马古礼紧接着又为韩愈开脱：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轫者，唯恐华而不实的文风卷土重来，因此坚决抛弃与之对立的一切元素，故而其文平实有余却优美不足；而柳宗元已无此忧，只需将古文主张应用于创作实践，故而敢于在新的文风中重新恢复文学作品固有的唯美元素，将二者融会贯通，因此其文婉深有致。 班文干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基于大量的作品翻译，他的研究可能也参考了一些20世纪中国学者的成果。他对柳宗元的评价较为中肯：“柳宗元仰慕《史记》和《汉书》，也写了一些具有传记色彩的作品，有的近似唐朝流行的传奇，而且他的故事短章具有寓言性质。山水文章表现了在自然中的感悟。”(18)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比韩愈更多了几分愤世嫉俗、辛辣讽刺和理性”(19)，尤其是代表性寓言作品《三戒》最能体现针砭时弊的特点。班文干节译了不为人熟知的《临江之麋》和《永某氏之鼠》两则以及序言。在《中国古代散文选》中，班文干则选译了《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和《河间传》三篇作为法国大学中文系学生的阅读材料；《天说》《封建论》和《乞巧文》得以翻译和选录到《中国古代文选》中。在思想性方面，班文干认为柳宗元继承了儒家思想，并在《中国文学史》中引用《小石城山记》的最后一段“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来说明柳宗元的怀疑论思想。班文干虽然未就此展开讨论，但是他从这篇山水短文中洞察到柳宗元对唯心主义天命论的质疑，同时也认为他的思想受到佛、道的影响。(20)关于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主张，班文干指出，他提出回到简洁有力的文风，更加重视表达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是说不注重文辞的表达艺术，他既反对“文而无质”，也反对“质而无文”，而是追求“文以明道”。(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