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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15-1940年：《窦娥冤》以关汉卿代表作之身份亮相《中国文学史》 这一时期，为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探索期，亦是《窦娥冤》开始在中国文学通史中频频露面并被冠以关汉卿代表作的阶段。《窦娥冤》头角崭露，一方面得益于“文学进化论”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逐渐落实，另一方面，则是姚华、吴梅、王国维等学者的戏曲史研究起到了根本性推动作用，其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关重要。 “文学进化论”是1910年代后期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受历史进化论影响而提出的文学发展观念。即文学如同历史，“因时进化，不能自止”[19]，其间内含着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念和一定的发展规律，它“引导我们去寻找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的文学”[20]。如此，元代戏曲、明清小说进入中国文学历史的范畴，就有了十足的依据。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初版于1915年9月，被誉为“戏曲史领域的开山之作”。该著第8至16章，对元杂剧的渊源、时地、存亡、结构、文章以及院本南戏的时代、文章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简洁的阐述，为元曲跻身文学经典行列清源正本、夯实基础。该著涉及《窦娥冤》的有三点：一是移西就中，基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引入西方“悲剧”这一术语，提出《窦娥冤》乃“最有悲剧之性质者”之一：“(《窦娥冤》与《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之意志，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1]二是以《窦娥冤》第二折[斗蛤蟆]一曲为例，阐释元杂剧“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的语言特点：“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覯矣。”[22]三是关于《窦娥冤》在域外的传播问题：“《窦娥冤》为拔残Bazin氏所译尤多。”[23] 1915-1940年，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以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9月初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葛遵礼的《中国文学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1年版)、刘毓盘的《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版)、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4月初版)、陆侃如与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初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年12月初版)、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和济印书局1933年版)、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店1935年版)为代表。这些文学通史著作对《窦娥冤》的展现体现为两个渐变：一是对《窦娥冤》的表述由“关汉卿的剧作有60本，若《窦娥冤》等等”渐变为“关汉卿，以《窦娥冤》著名或为最”，《窦娥冤》从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二是由对《窦娥冤》的述而不论渐变为简释其悲剧意蕴(一般为两三句话)，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被融入并得到初步阐发。兹一一列举。 曾毅的《中国文学史》是以日本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为蓝本编就。该著将小说戏曲视为元代文学之“特色者”，而《窦娥冤》则作为关汉卿以及元杂剧的重要代表作被突出：“元杂剧甚多，其尤者，大抵见于《元曲百种》，情文兼到者，有乔梦符之《扬州梦》、《金钱记》，杨显之之《潇湘雨》、《酷寒亭》，马东篱之《汉宫秋》，关汉卿之《望江亭》、《窦娥怨(按应为冤)》，郑德辉之《倩女离魂》曲，白仁甫之《梧桐雨》。”[24]虽然作者并未展开对《窦娥冤》的评析，但“情文兼到”四字弥足珍贵，它使《窦娥冤》走出了黄人文学史书写中对元代杂剧所作的文献性呈现的行列，在关汉卿60多种剧作以及众多的杂剧作品中初露头角，从而正式揭开了《窦娥冤》在中国文学通史编撰领域经典化的序幕。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第18章，标题为“元文学及戏曲小说之大盛”，彰显了戏曲在元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谢著虽未提及《窦娥冤》，或者说，《窦娥冤》仍隐身在“汉卿六十一本”这句表述之后，但他对《西厢记》《单刀会》《倩女离魂》等作品的关注，却为《窦娥冤》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亮相文学史疏通了道路。 葛遵礼的《中国文学史》，第十编为“辽金元文学”。首先，葛遵礼认为：“元代之文学，所重者，杂剧、传奇、小说之轻文学，即通俗文学。实开中国文学之所生面者也。”[25]其次，在杂剧作家介绍及评论方面，葛遵礼没有突破前人，仍是引述《太和正音谱》的几条评语，缺乏更进一步的分析，笔墨简省。第三，葛氏文学史在论及关汉卿时，重点列举了《望江亭》《窦娥冤》《救风尘》，将《窦娥冤》视为关汉卿剧作的重要名目之一。 刘毓盘著《中国文学史》，分为文略、诗略、词略、曲略四部分。在曲略中，涉及《窦娥冤》一次：“钟嗣成《录鬼簿》首录其(关汉卿)所作杂剧六十六本，若《窦娥冤》、《伊尹扶汤》，各剧犹未遍及也”[26]。进一步巩固了《窦娥冤》作为关汉卿代表作的地位。 顾实的《中国文学史》，时为“东南大学丛书”之一，在其第11章“元代文学”中有“杂剧”一节，列举了乔梦符、杨显之、关汉卿三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如乔之《扬州梦》，杨之《潇湘雨》与《酷寒亭》，关之《望江亭》《窦娥冤》《救风尘》，没有进行任何分析。作者说：“就此类之剧，而述其内容之梗概，且加以批判，固非容易，聊从省略，诚为遗憾。”[27] 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为民国时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指定的必读书目。第二八节，以“元曲五大家”为标题，将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郑光祖五人誉为元代前期最著名的戏曲家。对于《窦娥冤》，亦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一是将《窦娥冤》视为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关汉卿，大都人，以《窦娥冤》与《续西厢》著名”，突出《窦娥冤》是关汉卿的“著名”作品。二是融入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简要分析《窦娥冤》的悲剧韵味：“《窦娥冤》是极大的悲剧，叙窦娥斩死后方降大雪；至于近今京剧《六月雪》，改为因为天降大雪而窦娥被救，则完全失去了悲哀的情调了。”[28]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认为元曲固元代文学的精华也，以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为最杰出。而作为元曲开山大师的关汉卿，“以《窦娥冤》及《救风尘》二剧最佳。《窦娥冤》为有名的悲剧，叙窦娥被杀后，天忽降大雪似鸣冤，为今京剧《六月雪》之所本”[29]。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是二人在中法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等处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该著第15讲为“元明杂剧”，与《窦娥冤》相关的书写主要有以下三点：(1)关汉卿杂剧60种中，以《窦娥冤》为最。(2)《窦娥冤》中诸多唱曲，比如[鲍老催]，明白如话而剀切动人，体现了元剧本尚“本色”之特点。(3)《窦娥冤》的[端正好]与《滚绣球》关剧最富于反抗的精神，故多沉痛激烈之处[30]。对唱词作局部观照，未能兼及其他。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6章为“杂剧的鼎盛”，共10部分。第5部分专讲关汉卿，涉及《窦娥冤》的共有三句话：《窦娥冤》充满悲剧气氛，为时人所不及；《窦娥冤》为公案剧本；窦娥是一位贞烈不屈、含冤莫伸的少女[31]。没有展开论述，但搭起了戏剧学角度分析《窦娥冤》的基本框架。 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指出，《窦娥冤》是最伟大的悲剧，为“元代戏曲之开山祖”——关汉卿最有名的作品之一。该著在简介《窦娥冤》故事情节的基础上，简要指出：“窦娥三桩誓愿的实现，显示了由高利贷所引出来的残酷。”[32]虽然只有简单的一句，却开了中国文学通史从社会学角度阐释《窦娥冤》的先河。 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对《窦娥冤》的介绍言简意赅：关汉卿现存14种剧作中，尤以《窦娥冤》及《续西厢》为最著名；《窦娥冤》是一本在中国极难得的伟大的悲剧，后来京剧《六月雪》就是演这故事，后又有人改编为弹词[33]。 通过上述不厌其烦的历时性列举，可以见出这一时期《窦娥冤》逐渐由关汉卿曲目之一晋升为“元代戏曲开山祖”关汉卿之代表剧目，初步具有了经典的名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