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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的道德观念，是古典的前现代社会的德性论伦理学。德性论这种前现代的道德形态，既是路遥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同时也形成了其无可匹敌的优点。 路遥是文学上的道德主义者，他毕生都在致力于道德理想国的构建——他用强大的道德意念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人生的苦难，用道德诗意去化解一切问题，用克己利他、仁爱善良去面对他人，用苦难哲学去反观人生和理想。他的德性论小说叙事，深深地扎根并契合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内核，以对现实生活的精彩把握和生动呈现，为其做出了哲学意义上的辩护。德性，即我们通常所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其首先要回答和确认理想完美的人格是什么，即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次是如何按照这种道德预设自我完善，实现理想人格。路遥的小说叙事，紧扣德性论的目标和方法，聚焦城乡交叉地带，通过青年奋斗者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两难选择，表现乡村生活与现代生活的互渗和冲突，展现传统道德与现代生活的纠结碰撞和矛盾冲突，形成了以道德书写为中心，以人情美和人性善为道德尺度，以道德完善为叙事母题，以道德理想国的审美重建为旨归的叙事特征。 路遥用质朴、诚挚和纯粹作为写作的墨水，总能把日常生活和平凡世界里的琐碎现象拉伸成道德信念和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他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拷问灵魂，或者揭发人性的暗面；他倾力关注乡村生活的喜怒哀乐，书写底层群体和青年平凡、充实而又充满温情的生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闪光点，平凡世界里有“金子般心灵”的人们。我们可以说他不是杰出的艺术家，但他绝对是伟大的布道者。他总是“把关注普通大众的人生作为自己审美的价值取向，总是于苦难意识与悲剧情节中展现一代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奋斗的精神美，而这正是中国当代‘城乡交叉地带’曾经拥有和正在拥有的现实。”他通过孙少平热烈赞美自尊自强、积极进取的向上精神：“我们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这种不向挫折低头、勇于奋斗拼搏的精神，是路遥心中的理想人格，也是他对人生和青春意义的真诚诠释。他笔下的人物像广袤沉雄的黄土高原一样，用宽厚坚硬的脊梁承载起了一个家庭或村子的生存与发展。正如孙少安决定要办砖厂时作者所发的议论：“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这些奋斗和拼搏，不是现代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不是狂热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如沐春风、坚实坦荡、深沉刚毅的“硬汉子精神”——以最为美好的道德信念和坚定的精神信仰为归宿。在《平凡的世界》中，传统道德在面对生活苦难、身份认同危机等方面，体现出巨大的道德和精神上的优势。孙少安、孙少平在一次次道德磨砺和苦难考验面前，不断趋于完善和完美，最终如虔诚的宗教徒一样，甘愿为理想道德和理想生活受苦受罪，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在路遥看来，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韧性、朴实和淳朴，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孙少安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在传统道德的影响下，他还是义无反顾回乡务农，和父亲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历史和生活的双重重轭下，他表现出崇高的道德诗意。孙少平无论是对落难的郝红梅的搭救，还是在打工时对遭遇凌辱的小女孩的同情和帮助，都散发出浓郁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平凡的世界》所具有的非凡感染力和震撼力，来源于对人性的强烈的道德关怀，以及对这种关怀进行的心理分析和价值确认。这种明确而坚定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指向，是路遥小说最为突出和鲜明的艺术特征，同时也形成了他小说春风化雨般的感染力和同化力。路遥曾说，“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寻找可以贯通的“永恒”，这种“巨大的回声”和“永恒”，既是强烈的时代精神，也是深沉的历史感，更多是纯净的道德诗意和灿烂的精神光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