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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的诸多符号学门类进行过持久的批判与借鉴，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的历时性维度，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共时性方法进行了颠覆或消解。同时，借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某些方法、概念以及其他门类符号学方法，对历史社会语境中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了历时性剖析及批判。经由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重要支系。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过程中的符号学实践差异性，以及批评家的精神高度与符号批判对象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辨析和梳理，将扩展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研究的视野。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符号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碧，男，陕西西安市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符号学是西方学术史、思想史中一门历史悠久的学说。从20世纪始，符号学的发展与演变呈现出向不同学科延展的趋势，“社会与心理世界整个范围内表达面和内容面各自的切分及其相关方式，直接构成了各个部门符号学的具体内容”[1]96。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曾试图绘制一幅符号学在各学科的分界图，所开列的符号学门类遍及人类学、美学、文学等诸多学科，符号学对现代学科的影响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在不同学科的众多符号学家中，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被人文、社会科学界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者，前者因其语言学观念所派生的结构主义理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便对西方学界广施影响，故其理论无疑对其他学科理论发挥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力，其中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角度看，在对其产生过影响的各符号学门类中，也以结构主义符号学所施加的影响最为全面、深远。 索绪尔曾提出建立一门能够涵盖语言学的新学科，即“符号学”，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观是一种全新的符号学观。布拉格学派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结构主义，此后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大量汲取观念方法，使得西方学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视为同一事物：“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2]127可见，索绪尔的语言学观，为此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打下基础；他所提出的共时/历时、能指/所指、语言/言语、横组合/纵聚合等范畴，也多被后来结构主义符号学借用。 众所周知，作为西方诸多精神学科谱系中最重要的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历卢卡奇、葛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等诸多理论家的发展之后，其视野从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基本实现向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转型，诚如佩里·安德森所言：“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3]65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结构主义传统间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分歧。索绪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将语言学研究划分为“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维度，认为前者是研究语言本质规律的基本方法，后者则无法对语言研究对象进行理性化及体系化处理，于是将两者视作彼此对立的方法维度。因此，对“共时性”研究视角的注重与对“历时性”视角的刻意排斥，几乎成为整个结构主义传统的基本哲学立场与方法准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并对这一原理进行延伸，提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是促使社会形态实现变革的基本因素。显然，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研究范式属于索绪尔的历时性方法范畴；此后，包括文化、哲学等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也大多遵循这一方法逻辑。结构主义传统倚重共时性、排斥历时性的考察维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主张以辩证眼光看待社会动态发展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截然相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冈瑟·克雷斯甚至认为，被索绪尔“共时性研究”所忽略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予以重视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符号学内部固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历时性、时间、历史、过程和变迁”等范畴[4]18。由此可见，历时性研究范畴具体呈现为对社会性、历史性及现实性等因素的研究。因此，两种传统似乎各行其道，甚至由于本体论和方法论立场的差异而在文学或文化领域争执不已，“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在文学领域争斗不休”[5]6。除个别批评家曾做过努力外，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对“上层建筑”概念所做的“理论补充”、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似乎从未就对方的理论主张进行过自觉的理论汇通①。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对“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②之间所谓的“论争”不以为然，认为“这两大阵营却分明是相互合作的关系”[5]11，在他看来，“形式主义”——包括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的关系不仅绝非彼此隔绝，反而恰恰不可分割。事实上，由于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尤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具有鲜明的技术分析特质，能够对包蕴于社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效读解，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十分接近[6]15，因此自20世纪中叶起，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做出了敏锐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从自身的学术立场出发，建构和发展出独到的符号学理论，从而跳出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语言学”窠臼，但如前所示，由于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盛行时期，因此许多批评家对符号学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这一支系的批判及借鉴。 两种理论间的对话业已引起学界的一定关注，有学者据此认为，现代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间已产生持久的视域融合，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方法进行批判性借鉴而催生的全新理论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并将其视作当代学界的重要学派[6]15。 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 如前所述：索绪尔将共时性作为其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基本认识论及方法论立场。简而言之，共时性是符号系统发展时所处的在某个静态时刻所处的状况，而历时性则指符号系统发展时所处的历史状况。索绪尔认为符号必须被置于某种共时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因此符号学必须关注符号在某个共时性静态时刻的表意实践状况。索绪尔对共时性的强调，使诸多历时性及社会性因素被排除于研究视域之外，从而使其符号学方法的批评活力被极大削弱。 对于作为研究维度的共时性，尽管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将共时性概述为对客观规律的静态化理解，认为共时性是对事物的运动特质的忽视，亦即一种假定时间因素趋零的理想化研究方法，并对这种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予以肯定，然而，论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共时性方法多持批评态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始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关于语言/言语、尤其是历时性/共时性等二元区隔范畴的批判之上③。 苏联哲学家巴赫金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符号的首要功能与属性表现为对现实的反映，这种认识使巴赫金将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历时性的区分与对立视为其历史观的缺陷：“共时性体系与历史形成过程的任何一个历史的现实因素都不相符”[7]411，在他看来，共时性体系仅存于个人主观意识中，不具备唯物主义客观属性，因此他立足历时性的现实立场，对所谓共时性维度持否定态度。 巴赫金认为，索绪尔事实上是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但不是作为一个过程，而是作为一个语言规则的固定的体系”[7]408，并否定了索绪尔所暗示的这一逻辑：只有以共时性考察维度，才能认识“语言”的本质。因此，巴赫金试图将“语言”从共时性考察维度中解放出来，提出“语言”实际处于不断嬗变的动态流程，亦即历时性过程之中。在他看来，单就“语言”规则而言，“语言”作为一种严整而有机的形式体系，虽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是以大量劳动，以一定的认识和实践目的而获得的一种抽象”[7]413，亦即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对世界意义的认识长期积淀于人类意识的产物，它与言语在本质上都是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的产物。这样，巴赫金对“语言”这一原本带有柏拉图“理念”色彩的概念，做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阐释。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F.詹姆逊曾对结构主义传统的共时性/历时性问题进行最为透彻的批判，其批判起始于从辩证法角度对结构主义始祖索绪尔理论进行的审视。在詹姆逊看来，索绪尔对“共时性”和“历时性”所进行的区分与对立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非辩证方法”，索绪尔实际无法将历时性与共时性截然分开。同时，其理论中的其他范畴由于建立在共时性/历时性二元区分的逻辑基础上，因此往往都带有结构主义封闭性特征，同样渗透着反历史主义的非辩证因素。詹姆逊在分析语言/言语这组范畴的封闭性特征时指出：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观使其将发掘作为人类语言能力总库的“语言”的活动视为基本研究对象；反之，将历时性考察维度、与这一维度的考察对象“言语”一并视为语言学应摒弃的部分。这样，索绪尔的研究思维脱离了科学实证的轨道，使“语言”这一概念、乃至整个语言学都蒙上了形而上学色彩。 詹姆逊针对索绪尔的这种认识提出疑问：“语言”和言语间的转化必须经历怎样的话语机制?换言之，作为个体语言潜能的言语，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和转化成作为社会整体潜能的“语言”?索绪尔从未论及这一问题，从而将“语言”概念悬置于形而上学领域内，使其无法与言语这一语言实证主义概念发生联系。 詹姆逊借助“话语回路”概念对此做出回答：“他(索绪尔)把说话人的言语和听懂他的话的人的语言分开；对后者来说，言语是说话的主动一面，而语言则是被动的一面……语言与其说是说话的能力还不如说是听懂言语的能力”[8]22，言语是说出的具体言辞，是对语言组织能力、“内化的语言形式的总储存”的具体呈现和展开，“语言”和言语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所回答的不仅是语言能力与个体语言行为之间的机制转化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两者间转化机制的描述，使“语言”这一形而上概念能够以实证主义方式获得认识，从而以历时性考察模式对共时性模式进行了取代和消解。 詹姆逊还深入到对“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界定之中。索绪尔认为，符号意义的生成源于人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对世界的理解，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同时，索绪尔却又吊诡地强调符号意义的生成来自系统内部的内在差异。这组悖论本质上是共时性与历时性间的矛盾。 在詹姆逊看来，索绪尔未能辩证地看待历时性与共时性使其无法解决这组悖论，并做出自己的解释：“不是单个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和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8]27，人类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格式塔式观照来完成对语言符号的格式塔式建构，而不是在个别事物与名称之间“一对一建立联系”。从心理学上讲，现实是一个整体，而符号系统便是对这个现实整体的整体反映，同时又能够保证系统内组分之间保持差异关系。因此，符号意义的生成虽体现出系统自身的功能，但在本质上是对社会整体的反映。对这组悖论的解释，也是詹姆逊以物质现实性为基本维度，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基本属性所做的阐释。 此后，遵循索绪尔传统的其他学科大多受到结构主义共时性考察维度的束缚。詹姆逊通过对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的批判性评介，深入辨析两大思潮中所存在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这组基本矛盾，揭示出索绪尔所设置的“语言的牢笼”带来的理论困境，并始终站在历时性——亦即历史性、社会性等现实维度上，对整个索绪尔传统的“共时性”维度发起抨击。可见，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是最为全面而透彻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从索绪尔、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著作中获得符号学方法灵感，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文化研究及媒体批评实践之中。但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遗产并未不加选择地直接套用，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立场，首先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批判。 霍尔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对文化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探讨。鉴于学科属性及特质，霍尔提出，不能将作为符号的社会文化现象置于结构主义静止的共时性考察模式中，而只能以现实性、社会性为基本维度，对符号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历时性考察。例如，对于能指与所指这对符号学基本概念，霍尔便认为索绪尔“很少关心或不关心能指/所指的关系如何服务于我们所称的指称物(referent)的目的”[9]34。在霍尔看来，对于所有社会及历史时期而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习俗系统的产物”[9]32，所有符号意义都产生于社会历史，他引用乔纳森·卡勒的观点，指出“由于符号是任意的，因此它完全服从于历史，一个被给予的能指和所指在特定条件下的结合是历史进程的偶然结果”[10]36，因此符号本身就是历史社会进行演变、尤其是阶级斗争等社会活动的产物；又引用沃洛辛诺夫的观点：“符号如果脱离了社会斗争的压力——也就是说离开了社会斗争的范围——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力量”[11]52，由于社会历史处于一种动态的流变过程，所以由此产生的符号意义变动不居，这样一来，以共时性为基本考察维度的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化研究中便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这提醒我们警惕那些把大众文化视为自我封闭的体系的研究方法，这种做法为‘传统’而‘传统’，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对待传统，分析大众文化形式的时候，好像这些形式从一开始就在自身中包含了某些固定不变的意义或价值”[11]54，文化符号的含义本身并不含有确定性，其含义可能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显然，霍尔所坚持的符号意义语境论，是对共时性原则的系统论的彻底颠覆。 此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还渗透于诸如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列斐伏尔、布尔迪厄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于符号学的表述逻辑中。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在其符号学实践中自觉地将历时性作为基本考察维度，取代共时性方法僵化的认知模式。结合上述批评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性表述，可看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于同一历史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支系繁多的符号学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一系的方法批判。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当代其他影响较大的符号学流派——如以皮尔士、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学派，似鲜有批判。 其次，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其“共时性”认识维度及其派生概念。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多认为符号的表意实践是认识主体对客观现象的概念化过程，而不将符号的生成看做封闭系统的自然派生物，并由此提出：符号学批评视野应被延伸及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诸多现实领域，以历时性的考察维度审视社会文化符号的变迁过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仅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进行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重要环节。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往往将对共时性思维窠臼的破除作为其符号学理论建构或实践的第一步，从而为将符号学实践扩展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视野扫清障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符号学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之所以被学界视为当代重要的理论流派，并非只是由于其建立在对某些符号学理论流派的批评及解构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对符号学知识及方法融会贯通，将其应用于社会文化批判活动之中。 在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运用符号学而受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符号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问题式”等概念上。所谓“问题式”，即提出理论所依据的框架，或曰理论的生产方式。阿尔都塞认为，唯有对马克思学术生涯各阶段的问题式变化进行详细考察，才能科学地辨析马克思的思想理路，阿尔都塞也因此发掘出马克思认识论的“断裂”事实[12]62-63。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概念，是对索绪尔语言/言语范畴的延伸，属于典型的结构主义观。尽管阿尔都塞本人曾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④，但其学说与结构主义符号学间的关系至今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是其符号学思想的又一重要体现，对此学界似较少论及。有人认为：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如同“语言”一般存在于社会分工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这种“语言”超越诸多社会个体，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唤”途径为其分配不同社会角色，使之获得符号化“主体”身份，从而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正如“语言”为符号在语言结构中赋予位置/价值，同时，主体身份的确证，还在于社会系统中符号化个体之间在社会结构位置上的差异⑤。这种社会观，体现出结构主义符号学所描述的系统内符号价值生成原则。可见，阿尔都塞的社会结构观带有十分明显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倾向。 其实，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或文化理论建构，绝非阿尔都塞一人之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德拉沃尔佩⑥，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机械化倾向的不满，提出将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在内的诸多符号学理论用于对机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改造之中。“语符学(glossematics)，也就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语言学，代表着现代科学(索绪尔式的)语言学最为连贯而完备的发展结果”，“我使用语符学方法，目的是在描述一种一般审美符号学之前，首先为诗歌与文学打下牢固的语义学基础”[13]12。德拉沃尔佩这里所谓的“语义学”实为使用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在内的不同门类的符号学方法对诗歌语象、意义等所进行的分析活动。 在谈及诗歌意义的“语境论”时，德拉沃尔佩指出：在被用作诗歌语言之前，词汇、短语如同科学语言一般，意义清晰单一，原因在于它们处于“无机语境”，“无机语境”中的各种组分(词汇、词组等)彼此相对保持独立，其意义是单一而明确的。一旦这些词汇或短语被用作诗歌语言，则彼此成为“有机语境”。处于“有机语境”中的各种组分彼此保持内在连贯性，使它们从整体上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统一体。这样，统一体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作品，并能够“有机地作为各个因素的必要性和强制性语境”[13]124，如此一来，统一体成为有机语境，其内部的各种因素便无法保持自己的单义性，而是在语境的压力下派生出多种新的意义。可见，“诗歌有机语境论”对诗歌多元意义生成的解释，符合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系统封闭性，即“结构是自我调节的……为了有效地进行转换程序，它不向自身以外求援”。[2]7“有机语境论”是德拉沃尔佩符号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德拉沃尔佩对符号学的应用并不盲目，他清晰地认识到结构主义系统封闭性所具有的局限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认知维度保持了一定距离：“援引索绪尔语言学必须非常谨慎，这是因为不应当把表意系统局限在单独的能指(音位)中，而应包括对所指本身的研究”。[13]249然而，其“诗歌的有机语境论”对诗歌语义丰富性的原因采取结构主义系统论阐释，却没有对诗歌所指意义的社会现实来源进行充分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间的汇通与平衡上，德拉沃尔佩的工作似乎并不完善，但也从一定程度体现出结构主义符号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所具有的深刻影响。 阿尔都塞的学生马舍雷曾受其师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影响，却因对这种结构主义思想的超越而最终将其理论引向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在马舍雷看来，巴尔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对文学批评工作的结构主义式界定，充其量只是对作品原有信息的传播和诠释，未考虑作品的产生环境等具体因素，不属于科学的批评方法。同时，马舍雷还提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整体论”观念只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论传统的摹仿。在这种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基础上，马舍雷提出了著名的“离心结构”(decentered structure)，将理论建构引向了后结构主义符号学[14]136-156。马舍雷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基础，从结构主义理论内部实现突破，对符号学实践做出了有别于正统索绪尔理论的导向。 戈德曼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长期受到忽视，原因之一在于学界对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与其称之为“语言学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符号学间的逻辑联系缺乏认识⑦。戈德曼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其文学社会学观念之中，在他看来，“作品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构”[15]58，这个“有意义的结构”首先并非出自个人创作，而是与作者所处的群体、集团(即戈德曼所谓的“集体”)所共有的观念、价值、理想等思想结构具有“同构”关系的创造品。作品是“集体主体”意识实现“顺应”、“同化”等心理效应的产物。显然，在戈德曼看来，作品即言语，是作为“语言”的集体观念的具体外化形式，这种认识恰体现出其对符号学的理解与运用。 戈德曼曾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关键范畴共时性及历时性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方法论和价值论角度对文学批评领域内的两者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戈德曼认为共时和历时是一对相互依存、转化的范畴，“存在着一种解释各种转换和连续性的不连续性，也存在着单独即可解释共时性的历时性方面，以及一个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的共时方面”。[15]56社会结构只是人类行为在具体环境中的产物，具有相对性和易变性，且能够遵从历时性原则而产生出新的结构。这种认识为戈德曼将两种研究视角结合起来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首先，戈德曼坚持认为历史处于一种时刻发生改变的“结构过程”中；其次，一旦历史成为既定现实，研究者便必须暂时抛弃历时性眼光，建立起一种共时性模式来对其进行考察。戈德曼对历时性采取认识论的审视方式，却又从价值论和方法论角度来看待共时性，他暗示出以下逻辑：文学符号本质上是对社会历史的反映，是历时性的，但“历时性”研究不可能对处于时间之流中的所有社会因素实现一一观照，因此当文学研究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分析时，便必须采取静态的共时性研究模式。“果尔德曼(戈德曼)的批评的重要性在于，他指出了结构主义概念的共时性可能会导致忽略历时性”[16]16，显然，戈德曼对两种方法维度在文学批评中关系的全新理解，一定程度上既是对索绪尔观点的修正，也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补充与发展。 戈德曼对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的辩证态度，体现出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认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似只体现于文学批评领域。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他对阿尔都塞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结构主义式阐释极为反感。戈德曼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复杂态度可见一斑。 巴赫金是少有的将符号学作为独立科学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除其“复调理论”、“狂欢理论”外，巴赫金的符号学观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得到集中表达。此书对符号的基本特质及符号过程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化表述，其核心观念体现为：1.符号的本质为“意识形态性”；2.符号具有物质性；3.符号具有社会性。巴赫金对符号学所进行的一系列理论表述，往往能够与此后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许多符号学观相呼应，甚至直接影响到后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遗憾的是，巴赫金符号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中的引领地位却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例如，巴赫金关于符号是对现实曲折反映的表述，便与马舍雷的“镜像断裂论”异曲同工；对语言符号体系的生成机制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对文本的符号形式与特定社会条件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比德拉沃尔佩的相关著述早发表近三十年。此外，巴赫金的许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符号学观点，与阿尔都塞、霍尔、托尼·贝内特等人的符号学观十分相似。虽然巴赫金究竟是否对这些批评家的符号学观施加过实际影响还有待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学派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尽管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将诸多文本意义封闭在“语言的牢笼”内之举甚为不满，但这不妨碍其对符号学方法的多元应用。他的“政治无意识”、“元评论”以及对矩形方阵的运用等，都体现出他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活动中对符号学方法的批判性运用。 以詹姆逊运用符号学知识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态的划分为例。他将前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分别命名为文学的“现实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并指出三个时期分别具有的符号学特征：在现实主义时期，社会表意符号往往由能指、所指和指称物(referent，即由能指与所指指明的现实物体)构成，文学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对客观世界的忠实表征；现代主义时期，“能指+所指”结合体(即索绪尔的“符号”)抛弃现实世界的指称物，使文学成为一种有别于客观历史的表意实践；而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能指与所指发生分裂，能指成为精神分裂症般的呓语，这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这里所用的“能指”与“所指”概念源于索绪尔，而“指称物”则源于英国符号学家奥格登和瑞恰兹。詹姆逊将指称物“嫁接”于索绪尔“能指+所指”的符号概念并构建出新“符号”概念，不仅是以其他流派的符号学资源对索绪尔关于符号基本表述的补充与改造，还暗示出一种对索绪尔为符号所限定的系统论背景的忽视：将对能指与所指概念的运用，置于一种将被索绪尔抛弃的“指称物”作为基本透视维度、对广阔的社会图景的分析当中，并且刻意忽视能指与所指这对概念在产生之初所被规定的结构主义共时性特征。可见，詹姆逊对符号学的应用亦为对符号学方法的改良与拓进。此外，詹姆逊的上述其他符号学实践，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改造与发展。 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将符号学理论引入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之中。列斐伏尔对结构主义方法所持的态度是矛盾的，常表现出对巴尔特、福柯及拉康等人结构主义方法的质疑[17]68，但他本人对社会文化的分析却明显体现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借鉴。 结构主义系统论方法便被列斐伏尔应用于对诸多社会文化领域的分析之中。例如在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状况时，列斐伏尔便准确地觉察到消费文化呈现出一种“亚系统”(sub-systems)特征。亚系统以区分性(classifiable)原则为其内部各组成部分建立起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es)。以汽车的亚系统为例，汽车的速度、耗油量及舒适度等实用因素使汽车成为符号系统：“汽车是地位的象征，代表舒适、权力、权威及速度。除了使用功能外，它还作为符号得到人们的消费，并获得一种魔力，成为一种假象”。[18]102由于彼此存在结构性差异，亚系统中的消费品据此呈现为代表车主地位高低的象征符号，从而使消费者对汽车使用价值的消费转化为对符号的消费。 当然，列斐伏尔对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建构与实践，同样不局限于求诸结构主义符号学这一门类。在分析当代社会的“恐惧主义”效应时，列斐伏尔便引入“元语言”概念，将现代社会中高度僵化的生产—生活科层体制中形式化、符号化的抽象规则，视为规约、引导和强制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元语言”，并对诸如政治法律、流行文化、现代艺术等诸多领域存在的恐惧主义“元语言”现象进行剖析，从而借助符号学方法完成了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坐标的现代性批判。 列斐伏尔的弟子波德里亚同样将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应用于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分析当中。在他看来，消费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物，“消费不是一种物质性实践”，而是“一种体系化的符号控制活动”[19]200，并认为消费品早已失去作为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成为必须通过彼此间的差异关系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符号：“被消费的东西绝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19]201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代替。在对诸如家具及古董的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解读以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发起的符号学批判中，波德里亚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不同的符号学方法。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早年曾将自己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解运用于其社会分析当中，随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方法开始产生新的认识，并逐渐质疑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在分析社会现象时的认知性质。此后，布尔迪厄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采取了批判性借鉴态度，这种态度集中体现在他的“场域”概念上。 “场域”是某特定社会区域内诸多权力关系的集合，是权力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进行权力角逐的空间场所。在《艺术的法则》中，布尔迪厄提出“场域即位置”的观点：“每个位置客观上都被它同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决定……都被直接相关的也就是动力的属性系统所决定，这些属性使得这个位置在属性的总体分配结构中与其他一切位置(position)互相关联”[20]278-279，场域由自身内部诸多不同位置组成，每个位置都受它与场域中其他位置的关系的影响。显然，场域的这种特点似乎符合经典结构主义系统论原则。但布尔迪厄反对共时性系统论考察方式，否认场域内不同位置间的差异关系是场域内社会动力的来源。布尔迪厄指出，系统论和场域论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场域内的产物虽然本身具有系统性，但其本身并不是系统的产物，不具备“内在统合(cohesion)”、“自我调控”之类的系统论特征；相反，场域中各种力量的决定者，来自场域的内在冲突，“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仅是意义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21]142，决定着场域结构的，实际是游戏者间力量关系的对比状况，也就是取决于场域内游戏者所拥有的符号资本的数量。质言之，这种“结构系统性”并不来自系统自身的先验赋予，而是由游戏者之间力量在对比、冲突的过程中自发形成，其“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迥然相异。显然，布尔迪厄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运用并非直接照搬，而是以“历时性”范畴的社会学逻辑为基础，对结构主义进行理论改造后的批评过程。 “符号暴力”是布尔迪厄运用符号学知识，为进行社会文化批判而创制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概念之一，早已为学界熟知。尽管布尔迪厄对其所谓“符号的”(symbolic，又译为“象征”)这一概念从未加以界定，但如学界所言，“象征(symbolic)本身的本质特性就在于：它不仅指示某物，而且也由于它替代某物而表现了某物”[22]97，换言之，象征能够成为某物虚拟性在场的替代品，使自己发挥原始部落图腾般稳定社会文化秩序的功能。显然，布尔迪厄的“符号”是一种对社会行动者具有影响作用的文化效应，亦即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维护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符号暴力”观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全新阐释。 霍尔是又一位运用多种门类符号学方法进行社会文化研究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表征理论”、“差异理论”及“编码/解码”理论中，霍尔对不同门类符号学的运用可谓驾轻就熟。但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态度最耐人寻味：如前所述，霍尔十分质疑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方法，但其在不同学科领域内却表现出对结构主义极为复杂的态度： 第一，在文化研究理论建构方面，霍尔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对文化研究具有方法优势：首先，能够将人类主体关系与社会关系理解为辩证性关系，从而使理论避免堕入庸俗经济论的窠臼；其次，能够对社会纷繁芜杂的诸多领域进行有助于社会学研究的抽象化工作。 第二，在媒体文化研究中，霍尔在分析时事节目的制作过程时进行了具体符号学实践：将处于制作阶段的节目的“内容”与“形式”视为“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对内容与形式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尽梳理。 第三，将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应用于其政治哲学观的建构之中：借助拉克劳、墨菲的“接合”理论表达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还原论的解构观点。 由此可见，霍尔虽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共时性持批判态度，但其将结构主义符号学运用于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以及并行不悖地使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做法，却体现出他对索绪尔传统中不同符号学的多元性态度。 从已掌握材料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方法的借鉴及改造，体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由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时间维度上大致重合，前者受后者的时代影响，加之在现代符号学诸多门类中，结构主义符号学在社会文化分析方面最具技术操作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符号学方法的汲取主要建立在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一门的借鉴与改造之上；换言之，结构主义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中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将对符号本质的理解认识延伸至对社会文化批判的方法模式上。在此一支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看来，社会文化表意是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产状况的基础上产生的，不能将其置于共时性封闭模式中去审视，而是应当摒弃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生成语境及其形而上学规定，灵活运用符号学概念及方法。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基本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德拉沃尔佩、戈德曼、列斐伏尔、阿尔都塞、霍尔等在内的批评家，无一例外地在其论著中悖论性地表现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共时性方法的批判和认可。有的批评家虽从认识论的高度意识到共时性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原理间的矛盾，并提出摒弃共时性方法，但在具体符号学实践中却无意中遵循着共时性方法，例如德拉沃尔佩、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和霍尔；有的在不同著作中表现出对共时性方法前后不一的观点，例如戈德曼。可见，在两种理论学派同时流行于西方学界的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对待符号学的态度和运用是较为含混和复杂的。 再次，现代符号学的各理论支系所形成的格局极其复杂，除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外，遵循其他哲学传统的符号学门类样式繁多，异彩纷呈。同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绝非仅仅形成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这单一支系的因缘际会。随着现代批评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愈加注意将方法论借鉴视野投向结构主义之外的其他符号学资源之上，在早年的德拉沃尔佩、稍后的斯图亚特·霍尔、布尔迪厄、波德里亚、雷蒙·威廉斯、及当代的詹姆逊、克里斯蒂娃、托尼·贝内特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符号学理论及实践中，可以分明觉察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中符号学传统的来源多元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符号学进行理论观照及借鉴的方法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即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理论格局，而符号学内部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立场与视域、以符号学为批判及借鉴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难以梳理清晰的，不仅是其纷乱的思想方法脉络，更为棘手的是其繁杂的精神谱系。例如，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是站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消解；而列斐伏尔、波德里亚等人的社会符号学批判，则分明将批判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批评家所处历史语境和批判对象的差异，致使其采用的符号学方法维度殊为不同。可见，要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精神脉络进行有效辨析和梳理，不仅要对不同批评家的符号学实践过程进行细致入微地技术分析，还必须从思想史高度深入发掘批评家的精神境界与符号批判对象间的复杂关系，但完成这一学术目标尚需时日。 在国内外当代文化批评领域，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各批评理论流派中具有学界公认的主导地位，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表达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新认识或拓展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构的疆域，已成为学界显学。经由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与借鉴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派生出的重要支系。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符号学方法进行批判的视角及目的，同时厘清其在借鉴符号学理论方法时的技术差异性，并对其运用符号学进行社会文化批判时所渗透的精神脉络进行梳理，是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改造与借鉴，与运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②柯里此处所讲的“形式主义”在本质上遵循索绪尔的“共时性”原则，因此涵盖索绪尔结构主义传统；所讲的“历史主义”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③柯里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哲学特性上彼此相通，其中一个方面表现为两者都对结构主义“共时性”、“非时间性”持批判态度。详见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④阿尔都塞曾反复声明：“我们十分注意同‘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我们断然地使用了同‘结构主义’格格不入的范畴”，参见《读〈资本论〉·致读者》，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⑤详见Albert Bergesen，The Rise of Semiotics Marxism，载于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1993年第1期。 ⑥国内学界通译为“沃尔佩”，本文参照英文惯例译为“德拉沃尔佩”。 ⑦以詹姆逊的观点为例：“‘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我是从把语言系统作为一种比喻或模式这一做法的最严格和最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因此它不适用于让·皮亚杰或吕西安·戈德曼”，详见《语言的牢笼》(序言)，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参考文献： [1]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ROBERT HODGE, GUNTHER KRESS. Social Semiotic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88. [5]马克·柯里.现代叙事学导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钱中文.周边集.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M].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9]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M]. ed. Stuart Hall,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10]JONATHAN CULLER. Saussure[M].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76. [11]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M]//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GALVANO DELLAVOLPE. Critique of Taste[M]. trans., Michael Caesa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78. [14]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M].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15]卢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M].段毅，等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16]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7]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M].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8]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rdern World[M].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19]JEAN BAUDRILLARD. The System of Objects[M]. trans. , James Benedic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6. [20]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1]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2]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