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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风”诗卷与新边塞诗 如果说“绿风”诗卷对朦胧诗的刊发是企图介入诗坛中心，为新生诗刊获取有利资源而进行努力尝试的话，那么对新疆乃至西部兴起的“新边塞诗”的倡导，则是西部刊物义不容辞的担当，同样也为“新边塞诗”进入文坛中心并赢得关注的起码重要作用。 从1981到1983年，“绿风”诗卷几乎每一期都刊发了“新边塞诗”，这对于只有20余个页码的诗卷而言，着实体现了对此的重视，考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体情况是：1981年《绿风》诗卷第3期发表李瑜、郭维东、黄秉荣、齐鸣等人诗歌22首，1982年4-9期共发表了章德益、龙彼德、林染、高炯浩、莫文征、洋雨、周涛、郭维东、柏桦、蔡其矫、杨眉、李瑜、师日新、师歌及王也等人诗歌70余首，1983年第10-15期共发表赵雪勤、郭维东、李瑜、李老乡、黄秉荣、高炯浩、章德益、周涛、杨眉、何来、谷闰、林染等人诗作80余首。这些新边塞诗人⑥的作品成为“绿风”诗卷倡导新边塞诗的有力证据。1984年1月以后，“绿风”诗卷从《绿洲》的刊中刊形式脱胎为独立的《绿风》诗刊，并专辟栏目“边声”继续刊发“新边塞诗”。而朦胧诗人的再次出现则到了1985年第3期《绿风》，和新边塞诗人一起并入栏目“一九八○届”，很明显具有纪念之意。上述诗歌的称谓“边塞新诗”、“农垦诗选”、“抒情诗选”等也表明了同朦胧诗论争中一开始就具有的指称不同，为数不少的关于西部或新疆题材的诗作此时并未有明确的命名。 1982年“绿风”诗卷刊发朦胧诗人作品时，“新边塞诗三剑客”之一的周涛在《新疆日报》发表的《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被视作新边塞诗的宣言。“‘新边塞诗’应崛起，因为年轻的新诗在呼唤自己的流派，因为历史的高峰决不会永远不可逾越。”“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多的作者，形成一支比较整齐的队伍。”“既然是一支队伍，那就应该有自己的旗帜。没有旗帜的队伍，不可能组织得更持久，也不可能召唤更多的新鲜血液，更不能有明确的方向和留下重要的影响。对这支队伍，它的旗帜应该是：新边塞诗。”[12]周涛强调“三十年来”所形成发展的队伍，隐含的话语意义或者说“新边塞诗”的起源点应当置于1950年代。因而也成为后来新疆当代文学史书写“新边塞诗”时所用的策略，即将1950年代以来郭小川、闻捷、田间、张志民、李瑛、袁鹰、艾青等诗人在新疆游历、“深入体验生活”、“右派遣放”等新疆题材诗作当成1980年代“新边塞诗”形成流派的前史，更有借这些诗人在当代诗坛的地位与影响来使“新边塞诗”获得认可。 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周涛的文章，“新边塞诗”旗帜鲜明地在新疆、西部与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次于朦胧诗的关注度。在《关于新边塞诗和新边塞派的讨论》这本集子中，收录的余开伟文章《试谈“新边塞诗”的形成及其特征》认为： “具有边塞气质和风骨虽然是新边塞诗最本质的精髓，但还不足以全面概括新边塞诗的艺术特征，概而言之，新边塞诗大体具有下列几个显著的艺术特征： (一)以描写新疆的山川风物、风土民情、斗争生活和抒写新疆各族人民的胸怀襟抱为题材。 (二)以具有与新疆辽阔、苍茫地域特点相适应的粗犷、豪放、刚健、沉雄的艺术风格为主流，同时包括其他艺术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艺术综合体。 (三)充溢着热爱边疆土地、热爱边疆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闪耀着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13] 该段论述也成为文学史上“新边塞诗”评价的重要论据，“粗犷”、“刚健”、“沉雄”等诗歌风格词汇更成为了“新边塞诗”的标签。余开伟将“新边塞诗”的地域范围局限在“新疆”，他同样将李季、闻捷、郭小川、田间、贺敬之、艾青等流寓新疆诗人的新疆题材诗歌当作“新边塞诗”的先声，“二十世纪的新边塞诗起源于五十年代，发展于六十年代，兴旺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才真正冲向全国诗坛大显身手，开始显现出一支头角峥嵘的诗歌流派雏形，初步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诗坛独树一帜的位置。”[13]但重要的问题是余开伟指出新边塞诗命名的缘由，“我们把西北地区一批诗人描写反映边塞生活的诗歌称之为‘新边塞诗’，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新边塞诗派’，基本上是立足于两点：一个是地域和题材的特点，一个是思想特征和艺术风格的特点。”[14]谢冕也称，“我们称之为新边塞诗的，只有边塞的自然环境和人情世俗的画面，还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因为唐代的边塞诗也不缺这些因素。它还必须是‘新’的，即我们这个时代。”“它们追求新的边塞风物与时代精神的糅合。”[15]这些论述实则指涉到新边塞诗的“新”，那就是“时代变化”，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极为正面的精神生态的吟诵，不同于朦胧诗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吸收，新边塞诗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进入到现代国家进程的精神层面的建构。这不是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孰优孰劣，而是紧密契合时代精神与国家经济变革、文化重整、政治意识形态聚焦点抒发的情怀。也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团结，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是这种新边塞诗兴起和形成的前提。时代和政体的改变，各民族内外矛盾的调整和变异，必然地带来了这种被称之为新边塞诗的内在的质的变化，这就是新边塞诗之所以‘新’的原因，并不单是由于它是今人写的。”[16]因此可以说，新边塞诗借地域上的独特性来展现新时代，是附着于边塞的粗犷性体现了时代雄浑的诗歌，体现了时代的最强音，人民对于未来的憧憬。新边塞诗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并被用来追认关于新疆或更大空间的西部题材的诗歌指称。“他们以新的社会内容，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艺术手法，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边疆各族人民屯垦戍边、开拓大西北的英雄气概，描绘了边疆壮丽奇特的自然风光，抒发了对边疆、对祖国的爱恋之情；讴歌了我们今天伟大时代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7]这种情感的感召力进而唤起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新边塞诗的意义也超越了地域与时代，其因是一种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容怀疑的正面力量而备受关注。 鉴于此，“绿风”诗卷刊发新边塞诗人的作品，也超出了作为诗歌载体形式上的物质意义，在朦胧诗人着力于现代主义诗学探讨、反对者集中于意识形态讨伐的同时，预示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参与性。或者说与朦胧诗人专注于文学现代主义，表现自我不同，“绿风”诗卷上的新边塞诗则代表了宏伟叙事形式下的诗歌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