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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报纸文体与文学文本在战争背景下交融而成的纪实文学是延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体的繁荣是媒体、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革命战争传播生态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革命战争促动了纪实文学，而表现政治化的现实内容以及极具宣传鼓动性的传播效果，使其能够最直接、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重大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纪实文学实现着新闻文学文体作为历史文本、历史文献的价值。 关 键 词：延安文艺/纪实文学/历史现场/报纸 作者简介：杨琳，女，陕西渭南市人，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报纸文体与文学文本在战争背景下交融而成的纪实文学是延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体的繁荣是媒体、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共同的要求也是其共同构成的革命战争传播生态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战争促动了纪实文学，而表现政治化的现实内容以及极具宣传鼓动性的传播效果，使其能够最直接、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重大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同时也实现着文体作为历史文本、历史文献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试图回到历史现场研究延安文学的整体风貌时，对于记录历史现场的新闻文学文本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媒体、受众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革命战争传播生态 传播媒体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记录着其产生、演变的原始历史过程，也是文学、文化流变的原初载体。媒体是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文学演变历程、传播与接受历程的“活化石”。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与同时代的其他媒体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强大的时效性、现实性和较大的信息容量，这也决定了报纸媒体文本的现实性。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延安的报纸，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①。那么，中国之大何处又是作家们潜心创作长篇文学作品的所在?报纸媒体的功能在战争生态中更加凸显出来。同时，若从受众的角度来讲，硝烟战火中，事态瞬息万变，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对战况的关注，对自身生存的担忧都决定了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那些最真实的反映现实和生活的作品。因此，报纸文体与文学文本在战争背景下交融并形成纪实文学的繁荣成为必然。正如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中所描述的“中国现在的一切作家，都是在烽火之旁写作，他们的读者也是在烽火之旁的。用怎样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反映并批判现实，是每个作家应当考虑而且也有人考虑了的事情。”[1]62以群在分析抗战文艺活动时认为：“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繁忙(他们除了写作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停顿，纸张缺乏，发行困难)也限制了作家写较长的作品。适应着这些客观条件，作家们不能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剧变的现实的断片。自1937年到1940年，报告文学成为许多作家的首选文体，特别是1938年前后，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而且那些并非专业文艺的青年，几年来却成为报告文学的主力。”[2]2当年《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访问延安时发现，在延安的文坛上“报告、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过去写小说的作家，现在多在这方面写作。这些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3]103作家雷加回忆道：“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前线上同子弹同样多的是通讯特写，它代替了军事文学。”[4]事实上，这种简明纪实的作品也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实践，延安时期《文艺突击》《大众文艺》《谷雨》《文艺战线》《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作品中，报告文学占了其中很大的比重。可以说，革命战争促动了纪实文学，使这种文体成为延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争特质下的新闻文体特性与大众化文学样式的转化 从文体角度讲，报告文学是兼有文学与新闻两种文体优秀基因，普遍运用于大众传媒的文体形式，它一方面站在大众传媒的最前沿充分展现出作为新闻文体对现实的快速反应能力，尤其能够密切关注、敏捷记录激变的历史时期中不断涌现的新人物、新事件、新变化，满足受众了解社会热点的需求；同时又兼取吸收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征，并且以文学的叙述、描写笔调和情感抒发方式，从情感层面唤起受众的共鸣。新闻文学的文体形式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文学里的笔记文学已是纪实、文学与传播互动的雏形之一。19世纪末，报告文学的诞生便是大众传播与文学互动加速的发端，新闻报纸为了增强自身的魅力去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达到目的，除了加大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主要功能外，逐步增添了文学色彩的作品。基于这个前提，国际上不少优秀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杰出的作家，如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斯诺、捷克的基希和苏联的波列伏依等。另一方面不少作家也是积极、热情的报刊撰稿人。这些记者型作家，或作家型记者，正是往返于大众传媒领域和文学园地的两栖人。1937年，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对这种文体就有很好的说明：“‘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谓‘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自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5]而1936年，茅盾依照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的体例，主编刊印的《中国一日》，正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所进行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次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运动，也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与纪实文学文体本身所显示的时代意义相比，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传媒研究，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对尚处于新兴阶段的这种文学体裁仍存在认识的局限性。而其中延安文学研究中的纪实文学研究更嫌不足，报告文学作为延安文学中重要的一支，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尚未引起重视。 延安时期的纪实文学是以《红军长征记》的征文拉开序幕的。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签署颁发《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特决定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6]毛泽东和杨尚昆亲自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在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中说：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际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的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甚深奥，写上一段既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政治影响。来函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表谢意。[7]2 “中国文艺协会”承担了编选任务，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共选出110篇共38万字的作品。这一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徐梦秋主编的《二万五千里》，肖锋(肖忠渭)、童小朋、陈伯钧、任云南、张子意等人写的长征日记和当时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雨田的《彭团长炮攻大来圩》[8]、尊心的《渡金沙江》[9]、铁命的《南渡乌江》[10]、天明的《草鞋》[11]、洪水的《先缴炮后打胜仗》[12]与《耳环》[13]等表现长征中重要的战斗片断、历尽艰难困苦的红军故事、通讯报告。此次征文不仅是一次成功的集体写作的尝试，也出色地达到了其宣传红军，宣传根据地、宣传抗日的目的。拿锄头和枪杆子的手拿起笔头，并且发挥了枪头所没有达到的作用，这无疑对这些写作者来讲是一次鼓舞。《长征记》征稿“到十月底，收到的稿子有二百篇以上，以字数计，约五十余万。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的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14]1936年春上海《字林西报》评价《红军长征记》时所说的：“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诗史，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15]的确，延安时期的纪实文学无论从作者、内容和形式都充分体现出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的特质。1938年，周扬曾提出：“散见在各报章刊物上的尽是战时随笔前线通讯，报告文学，墙头小说，街头剧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急就章，没有经过多少艺术上的斟酌和推敲，却具有一种宣传鼓动的性质，它们能够很迅速地反映抗战救亡运动中的每个事件，而且极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穿插在读者大众的脑中。……这类作品的形式为目前文学的潮流所趋，为抗战环境之所需要，为抗战文学的正当发展的方向。”[16]黄钢在《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前言中分析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战争背景后说：“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是在这血与火之中诞生。毛泽东同志1939年向文艺工作者指出：‘我们需要战斗的作品。’②而最能够迅速、直接地反映伟大抗日斗争的文学形式，首先就是报告文学。斗争的形势需要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是延安时期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17]1 报纸的大众化媒体特征不仅充分张扬了报告文学的时效性的新闻文体特性，而且成功地将之转化为一种真正具有大众化意义的文学样式。大众化在这里不仅是指描述的对象是人民大众，表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为大众容易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大众被组织起来成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主体，以革命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到有关革命历史话语的叙述中来，这样，文学原本作为个体化活动就被成功置换为一种群体写作的活动。周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说：“在战时文艺家的一切活动中，集体创作的活动应当占一个地位。创作只能造个人，不能是集团的，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是应当抛弃了……集体创作也并不一定要用专门的作家，而可以由非作家的作家来写。已出版的《中国的一日》便是例子。抗战中巨大的多方面的经验需要大批有这些经验的人们集体地来记录。即使这些人不都是专门的作家，写出来的都是片鳞半爪，在艺术上不完整的粗糙的东西，也将会比对于这些经验生疏的作家所写的含有更多的生活的意义。”[16]茅盾在主编《上海的一日》序中也写道：“用血用肉来写一部亚洲大陆上空前的‘集体创作’”。[18]的确，抗战爆发后，炮火硝烟容不得作家按照正常的创作程序进行创作。“集体创作”的概念一时间成为他们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种创作形式不仅仅是作家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思想高度一致的一种联合，同时，还逐渐走向战时文学的生产者和接受者一体化的融合。当传播者的传播标的更加明确一致时，体现在文化运作之中的写作相对而言才能够趋于融合和互动，表现在传播过程之中就是延安时期文学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融合与互动，解放区集体创作的大量出现正是如此。“仿造《世界的一日》和《中国的一日》办法”，中国文艺协会编辑了《苏区的一日》，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的“战斗、群众生活、个人的见闻和感想，全地方的或一个机关的或个人的，种种现实，用各种的方式写出来”，从而“全面表现苏区的生活和斗争”。[19]以《苏区的一日》为先导，在解放区出现了书写“一日”的热潮。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了《五月的延安》征文，要求以5月中最有意义的一天为视点来反映延安全新的生活、战斗的场景。此后，在各个解放区又陆续发起了《新四军一日》(1940)，《冀中一日》(1941)，《边区抗战一日》(1946)，《渡江一日》(1949)等征文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冀中一日》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报告文学集体写作运动，活动事先经过党、政、军郑重动员、布置和示范，参加者甚众，共收到作品5万多篇。跟各种中心工作相似，写作运动宣传动员得相当深入。王林回忆说：“记得当时的‘街头识字牌’上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时，查清了‘通行证’，还得叫你念念‘冀中一日’四个字：念完‘冀中一日’之后还得问问‘冀中一日’指的是那一天，并且提醒你在那一天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所以到了那一天有不少不识字的老太太拿着早已经准备好的纸张去找人‘代笔’。”[19]“这是最典型的民众写作事件，5月27日几乎成了每个群众、每个干部、每个战士都热烈地等待的日子。征文中《冀中一日》编委会集中了40多位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工夫，做了两次编审，从5万篇稿子中选了200多篇选编成册。”[20]同时，类似冀中地区1941年开展的颇有声势的“冀中一日”报告文学创作运动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热潮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不断展开。 从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群体来看，首先有身先士卒的将领们，如：“战斗在苏皖的新四军领导人陈毅、杨成武、韩先楚等同志，不仅鼓励作家写通讯报告，而且自己在戎马倥偬中执笔写下了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17]2。同时也有丁玲、何其芳、萧三、周立波、柳青、吴伯箫、欧阳山、刘白羽等知名作家。“当时，好像作家和记者无所区分，作家奔赴前线比记者还认真，后来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好多是由当年记者锻炼出来的。”[4]2还有来自印刷厂、部队和乡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创作活动的深层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宣传鼓动活动，也超出了传统的对传播者的界定而成为历史亲历者的共同记忆。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从这些活的历史记录中，“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那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③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寻找契合点时，延安纪实文学大众创作的群众性文艺运动带来的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触动和值得放置在传播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历史坐标上深刻探讨的现象。 三、《解放日报》：新的文艺方向与作家创作向纪实文学的转向 也许从一篇或几篇作品中我们很难分析出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媒体生态与传播对文学的选择与取舍，但当我们对媒体所传播的作品进行整体考察时，尤其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具体媒体及其历史语境进行考察时，我们则能够很清晰地就其立场和标准得出结论。笔者坚信但凡较详细地浏览过《解放日报》的研究者，都不会不对其纪实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激起浓厚的研究兴趣。如果将其放置到其产生的历史现场中去，越发会体现出其价值。值得研究的比较集中地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引起关注的延安时期纪实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田保霖》、刘白羽的《同志》、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人山人海》、廖承志的《遥献》、穆青的《雁翎队》、雷加的《请求》、严辰的《战斗的一天》、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等著名作品。毛泽东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曾于1942年4月下旬，邀请鲁艺的几个党员教师到他的住地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的抗日战争的。”[21]521938年11月，鲁艺文学系代理主任沙汀、教师何其芳带领学员跟随贺龙到前线实习，归来后，沙汀创作了报告文学作品《我所见之H将军》④，陈荒煤写了《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黄钢根据他随陈赓任旅长的358旅在晋中作战的经历，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和《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表现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艰辛和困难，所向披靡的战斗意志以及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受到毛泽东表扬的《雨》，记述了在连绵不绝的阴雨中陈赓旅与敌人进行的一场战斗，但作者并未正面描写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把笔墨集中于旅长、开小差的旅政治部饲养员和地主贾芸生等人物身上。通过描写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几位人物的表现和转化，突出表现了八路军的强大精神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在此前的1937年9月，曾创作了《彭德怀速写》的丁玲和吴奚如一起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行30余人，徒步到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和宣传抗日，半年内写下了20余篇速写。1942年5月10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总政治部关于为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在部队中建立通讯工作，组织同志写稿”，稿件的内容“主要应为我军的英勇战斗，在战斗中我指战员的英雄事迹，部队中各种有意义之活动等通讯。”[22]130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对报告文学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更是从政权的高度予以重视： 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和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上作为中心。要求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当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23] 新的文艺方向对延安作家创作的影响在创作方面的表现就是向纪实文学的转向。张闻天在鲁艺成立纪念特刊上写道：“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在文艺家的使命。”[24]67丁玲可谓其中典型的代表。经历了整风之后，丁玲进一步深入到最基层去了解熟悉群众，同时以老百姓所熟悉的手法，去描写和表现新的人物，创作了《田保霖》。这部作品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一起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表扬。毛泽东在给丁玲和欧阳山的信中写道：“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25]233此后，丁玲又创作了《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等纪实文学作品。茅盾分析报告文学时认为：“‘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产生的特殊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原因。”而延安时期这些“报告”性作品更以其报告现实、表现政治化的现实内容以及极具宣传鼓动性的传播效果，使得报告文学能够最直接、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重大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研究新闻文体作为历史文本、历史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解放日报》的媒体特质不仅为纪实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媒体平台而且也使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相会融合，共同成就了延安文学中这一不可忽视的文学样式。与以虚构见长的小说体裁相比，通讯和报告文学均属于纪实性文本。若对《解放日报》的纪实性文本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这类体裁的作品往往介于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之间，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偏重于新闻文体的纪实性而忽视文学文体的艺术审美性。许多篇目是以通讯的面目见诸报端的。尽管后来通常被研究界认定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但实际上这些作品在处理人物事件和作者个人意识之间的关系方面，和文学写作又有很多不同。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亲历者、目击者，这些作品往往以事件和场景的现场感、细节的真实再现而见长。简言之，作者的个人意识在这里不再独立于作品所报告的人物事件之外，而是融入其中，而且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烘云托月的情绪底色而出现，而是往往成为其中的一员，与主人公共同经历，情感交融。事实证明，也只有这么做，才能使当时以至后来的作者在作为新闻性概念的通讯文学和作为文学艺术唯一源泉的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找到稳妥的立足点。就这个意义而言，《解放日报》刊载的纪实文学作品可以视为《讲话》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 四、战争文化规范下大众传播的功能性机制与文学话语的消解 陈思和曾指出，30年代到40年代的战争形成了新的文化规范：战争文化规范，它的特点是：“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战争文化的“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以及“二分法思维”对当代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26]9的确，在今天看来，由于报纸本身的时效性和大众化受众的要求，以及战争所造成的血与火的写作环境，延安时期纪实文学作品普遍存在强调宣传功能的同时缺乏较高艺术水准的问题。实际上在纪实文学和小说的新闻性影响的背后，是整个大众传播机制和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是政治文化对文学叙事的成功的运用。从文学的制度机制而言，其突出的表征是权力机制以及媒体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褒扬与肯定，如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丁玲等，盛赞其纪实文学作品，进一步促成了这一形式的滥觞；就文化关系而言，充分满足了广大工农兵的接受需要和接受特点，成为压倒一切的文化价值自身实现的方式选择。从媒体传播角度来看，当媒体传播以新闻的方式向文学渗透时，文学的主体性及其本身的审美价值、语言体系、文本形式等在媒体特定的话语氛围中，在大众传媒为实现其目标对文学资源进行重新编码中渐渐被消解了。这种情形及其中所蕴含的有关作品主题、审美、文本形式等追求，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规约了建国至少30年的小说文体的总体风貌。如《巍巍昆仑》《保卫延安》等一系列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打上纪实文学写作中的新闻性的烙印。这种战争时期广泛适用的文学新闻化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一味的以宣传为目标所导致的文学性的丧失和文学的文体意识的淡化，使文学话语大有在媒体上和政治话语合流的趋势。大众传播媒体作品中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以及大众媒体的特征，也成为促使这些作品形成刻板印象的原因。其问题在于突出群体共性特征，便于人们认识各种社会范畴，来突出各种群体的典型特征，刻画各种社会成员，因此主动强化了刻板的群体特征，但是媒介在利用刻板印象塑造形象和传播时，容易忽略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特点，而使得刻画的形象存在单一和简单化的问题。分析那些在同一媒体平台上与纪实文学相映相伴的新闻，包括党的文件，会很自然地从中看到“互文性”的现象，这也进一步显示了文学作为延安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宣传部门的一部分的事实，也进一步使我们明确了当时文学存在的社会空间定位。 注释： ①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散发的《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在青年学生中间不胫而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档案里的“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载《北京日报》，2011年6月29日)。 ②萧三在1939年5月间曾给毛泽东一份自己的诗本(手抄本)，毛泽东看后写信给萧三说到：“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转引自黄钢《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④又名《随军散记》，解放后改名《记贺龙》。 参考文献： [1]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M]//周立波选集：卷6.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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