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间，外部
    如果我们从福柯的早期作品①来考察，就会发现他对空间的重视，其实早已潜藏在他对知识、话语与权力的批判之中。比如，在考察欧洲(主要指法国)疯癫史和医疗史等问题时，他发现人们对于疯人和病人的控制或“规训”，实际上都与空间密切关联：比如，早期用于疯人流放的“愚人船”，随后而来的“隔离所”，甚至晚近出现的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军营等，都是空间分割与规训的场所。关键是，它更是权力和压迫的场所。于是，空间就成为了福柯话语与权力批判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才说：“规训涉及空间的划分。”不过，福柯又认为“规训只存在于多样性存在的地方，基于多样性可达成某种目的、某种目标或结果”。[1]所以对于福柯而言，空间的重要意义显然在于要发现差异性、异质性，甚至是某种越界或出越性的东西。而所有这些也都将必然逃脱“规训”的力量，颠覆传统秩序，从而撕裂了延续的历史。于是，知识、历史、文化将成为间断的形式。事实上，在考察西方古典的时空观时，福柯则认为，“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2]206
    然而，福柯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人们的现代空间观念早已改变。这就是说，在他看来，现代空间已经成为动态的、不确定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关涉人的语言、死亡，也关涉人的生存；甚至，现代空间充满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隐喻。于是，福柯不仅在其早期研究中重视它；而且在其中后期著作中，他也依然关注这一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福柯不仅发现了“活的”、动态的空间；而且他还提出了一种所谓“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是福柯在一次题为《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1967)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②演讲中，福柯重读了巴塔耶的“异质”观念，并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在巴塔耶看来，“异质领域只有在瞬间的震惊中才会把自己敞开。而且，其前提在于，确保主体与自我和世界维持联系的一切范畴统统遭到击破。”[3]249这一点，福柯和他显然是一致的。不过，福柯很快就将其与空间做出了连接，提出了所谓的“异质空间”。福柯认为“异质空间”应该是指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具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空间。不过这一概念既可以指现实的空间，也可以针对虚幻的空间。或者说，它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兼有现实性和虚幻性，同时包含“体验”和“想象”的空间及其文化实践。因此可以说，福柯凭借空间观念认识的转折，凸显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和“异托邦”③想象。不过，福柯并不否认历史：“福柯对历史的‘谋杀’也并非真正‘取消’了历史话语，而是使历史具有了更为本真、更为浑整的、空间化的话语形式，促使历史话语从传统的线性‘时间化’形式向后现代的非线性‘空间化’形式的转移。”[4]于是，空间在福柯的思想中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眷恋和思念。
    然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则是，“空间”涉及“外部”——一种不可见的“外部”。这“外部”既是未知、不确定的境域，又是迷人的、可能的场所。1963年，福柯同时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临床医学的诞生》，另一部是《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这是两部谈论“空间”的著作，只是，前一部为学术作品，后为文学评论作品。詹姆斯·米勒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即有很深刻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福柯对虚构和‘思考’的趋同的确是深信不疑的”。[5]178不过，更重要的也许是二者都指向了“空间”问题。基于福柯的思想，医学空间是话语生成和转换的空间；而文学空间也是如此。关键是，福柯想弄清楚二者有什么不同。最终，福柯终于通过雷蒙·鲁塞尔发现，文学的语言空间更是一种“越界”和通向“外部”的空间。如果说医学(包括监狱、疯癫等)空间相对而言是静止的空间的话；那么文学的语言空间则是运动的、创造性的空间。于是，福柯就此开始迷恋这种文学的“空间”。福柯曾经说：“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兴趣只是在于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不同于原初的我的人。”[5]453而在198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鲁塞尔的迷恋。他说：“一个人写作，是为了使自己变成其他的人。”[6]这也就意味着，福柯无疑认为雷蒙·鲁塞尔正是这样的人(并且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这正是福柯长久迷恋和渴望体验的东西。因此可以说，福柯一直致力于发现外部，发现异己的空间；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他才能自由。换句话说，是一种自由在召唤福柯走向外部；而空间只是一个中介。
    那么，对于早期福柯而言，文学就是他的“外部空间”。福柯认为，“吸引力对于布朗肖，如同欲望对于萨德，力对于尼采，思想的物质性对于安东尼·阿尔托，僭越对于乔治·巴塔耶那样，都是纯粹的，最赤裸的外界经验。”[7]34这也就是说，通过文学的解读和实验性操作，福柯发现了许多“外界经验”。这些来自“外部”的消息或经验深刻鼓舞了他，也让其走向进一步的探索之中。福柯曾经较为谨慎地说过文学于他而言并不重要；但事实上，早期福柯极具文学色彩。他是这样说的：“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文学只是一种休息，行路时的随想，一枚徽章，一面旗帜。”[2]87然而究其极而言，这句话可能只是应景之说——至少是言不由衷的。不过也许福柯是对的，因为文学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退出了他的研究——虽然还在他的视野之中。然而在60年代，福柯对于文学的极度迷恋却是有目共睹的，而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布朗肖的描述中。当时，福柯曾经说：“文学，只有达到了一种强烈的展示自我的程度，才是一种不断接近自身的语言，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尽可能远离自我的语言。”[7]30也许是和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相似，抑或是和布朗肖的思想的“中性”相仿；福柯强调作者要抹去自身。④这就是说，福柯认为语言的“越界”是通向“外部”的关键路径。他由此认为，“语言，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时间，既不是永恒也不是人类；相反，它总是外界的解散形式。”[7]45同时，福柯从布朗肖的小说中看到了这种“外界经验”。他说：“小说不在于展示不可见，而是在于展示可见物的不可见性的不可见程度。”[7]33这种“不可见性”正是“外界”，也正是福柯长期以来迷恋的东西。福柯在解读雷蒙·鲁塞尔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他在解读马奈的绘画时则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或许，基于福柯，“我们可以说，‘外边’首先是一种有关‘他者’的经验。”[8]17
    那么，疯狂当然也是“外界”：“疯狂便是作品的绝对中断；它是构成毁灭的时刻，并且在时间中建立起作品的真相；它勾画出作品的边缘、崩溃线、以虚空为衬底的侧影。”[9]746所以福柯凭借对尼采的解读，试图解放疯狂，让“沉默”自行言说。可以说，疯狂是另一种“外边经验”。福柯对于这些极端的、非理性事物的描述和分析，实际上都分别展现了他对“外界”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标示了他对主体解构的决心。所以，“外界”既是福柯新思想的可能性之所，也是福柯主体性批判的路径之一。因此，他说：“我们自己的批判本体论……应该被设想为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关于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被确定的界限的历史分析，也是对超越这一界限的可能性的一种尝试。”[10]即是说，在福柯看来：因为主体是被知识、权力所塑造出来的，那么主体也就逐渐产生幻觉，也就会逐渐变得盛气凌人。可是如此一来，个体也就逐渐沉默，甚至是死亡。而这正像福柯所说的那样，“个体的死亡外在于个体，就好像个体的疯狂和个体的异化，也是外在于个体；人乃是在外在性之中，在事物的沉重记忆之中，丧失了他的真相。”[9]532那么，主体就需要被拆解、被解构；而这条路径首先被福柯确定为文学和语言。于是，福柯坚信这样一点：即，“事实上，我们严格意义上的称之为‘文学’的事件，只是表面上的内在化；它更是一个通往外界的问题：语言逃脱了话语存在的模式——换句话讲，再现的王朝。”[7]29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萨德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那么，经由文学和语言的探索，福柯终于发现“外界”；也终于发现了主体解构的可能性。于是，他说：“关于语言的语言，借助文学，也可能是其他路径，把我们带入外界，在那里，说话的主体消失殆尽。”[7]30
    二、外部思想
    可以说，福柯是从巴塔耶那里发现了“异质”，继而发现了尼采、发现了“外部”；而他又从布朗肖那里发现了一种“外部的思想”。⑤布朗肖作为小说家，他的小说如《至高者》等，都以语言的极端简练、故事情节的极度简约以及内在的超越意识，使福柯深深迷恋。同时，布朗肖的大量文学评论、政论也使福柯深感兴趣。福柯自己曾经说过，他一度想要成为布朗肖。事实上，布朗肖首先从尼采的碎片化、格言体写作中获得灵感。并且，他第一次看到了尼采及其作品与“外部”的关联。布朗肖的“外部”实际上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及其“空无”；它是一种“激情”和“缺席”。即是说，它是一种理性化的缺席，一种“非思”的经验。这种不可经验性的经验，就是“外部经验”。福柯为此认为这种思想击垮了主体，获得了外部空间，从而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对于这种“外部的思想”，福柯坚定地说道：“摆脱了主体性的思想，好像是从外部设置了其界限，表达了其终点，使其分散熠熠发光，仅仅吸纳了其难以克服的缺场。同时，它身处所有积极性的开端，但这并不是为了掌握它的根基或者理由，而是为了重新获得它的伸展的空间，即，作为它的场地的虚无、它得以构成的间隔、它即刻的确定性一被瞥见，它们就会溜进其中的间隔。这种思想，与我们哲学反思的内在性和知识的积极性相关，它构成了一个短语，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外界思想’。”[7]30于是，在福柯看来，这是“思”的事件，也是一种“差异”的事件，更是一种“生成”的事件；或者说，“外部”就是一种类似生态学的“思想”。
    从这一思想出发，福柯关注并抓住那些让他极度迷恋的作家：萨德、荷尔德林、马拉美、阿尔托、巴塔耶、克洛索夫斯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布朗肖。因为，“外边”(outside)其实就是布朗肖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词汇。比如，在《无尽的对话》中有“对外边的激情”；而在《文学空间》中，布朗肖则描述了“外部，夜”。[11]162而且，布朗肖还曾在《文学空间》中经由里尔克，描述了那更加不可切近的、或者说不可体验的“死亡”。而在他看来，这种“死亡”也是一种“外部”。所以他像里尔克一样呼唤“主啊，给每个人以他自己的死”；然而，他认为还有一种迥异于前面“忠于己而死”的另一种死——“忠于死亡的死”——布朗肖认为它最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一种不可体验的“至高无上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样，要“把死亡看作我的死亡，把它看作是我的秘密的真理”。[11]122因此可以说，布朗肖以非理性的方式展现了“外部”，也展现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布朗肖曾经说：“‘不可能’是指与外界的关系，并且因为这种非关系的关系是激情，这种激情不允许自我通过忍耐被掌控，故而‘不可能’是外界自身的激情。”[12]46同时，这种“外部”也使我们自身走向“他者”，或者说成为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布朗肖认为，对世界的认识不一定非透过理性不可，也可以透过理性以外的角度来看，其结果会更令人惊叹。”[13]那么，这正是福柯想要的，也是他长期以来一直魂牵梦绕的东西。文学，尤其是通向“外部”的文学于是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新异的空间，它对福柯而言更是一种关于“外部”的思想实验。而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也成为了探路者们的实验对象。阿尔托让语言撕裂，雷蒙·鲁塞尔让括弧套括弧，卡罗尔让语言“口吃”……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未知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极端的场所。那么，有没有一种纯粹、透明的语言？萨特认为有，而福柯则认为它可能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然而，布朗肖宁愿倡导一种“中性”——中性的语言或思想。因为他认为，文学“是对我们的语言永久的折磨，因为它总是想回到那已经错失之处”。[12]36这样，文学也就需要被反思。而在福柯看来，文学的这种反思必须要成为一种指向外界的话语实践。
    不过，福柯又认为，任何反思性的话语都会将外界经验引致内在性纬度，而这显然是需要改变的。他认为，反思性语言“不必指向任何内在的确认——无需指向一种中心的，坚定不移的可靠性——而是指向一种外部的边界，它必须在这个边界不断地满足自己”。[7]32因为，那种中心化的、总体化的、齐一性的东西正是福柯所要批判的；而且，它也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关键。德勒兹曾经称这种东西为“树形”结构，而他倡导的是一种所谓“块茎”结构，并以其对抗前者。不过，福柯这句话还不仅仅指这些，因为福柯看到了内在与外在的关联。也就是说，福柯认为需要一种真正的“外界”，这种外界将会带领我们走向自我实现。同时，外界也并非就是某个外在的界域；毋宁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思想空间。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外界就是内在——内在之外，或外在之内。这种吊诡和玄妙，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就是：“同外的关系和‘非关系’，这个外比任何外部世界都更远，由此而甚至于比任何内部世界都更近。”[14]因此，“外部”是一个隐喻，一种不可见的可见性，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一种思想的运动。那么，由语言而来的文学将形成话语，形成言说，形成越界。所以，福柯说：“话语将自己的空间组成一个外界，话语向外界讲话，向外界之外界讲话。”[7]33而这也就是说，话语向异己的外边越出。然而，这一外界又并非是有着确定性边界的空间。甚至可以说，它是无边的、无限的和不可见的。换句话说，外界思想并不以占据一个边界或界限为目标；它实际上就是要不断运动、不断越界、不断生成——向着外界，向着外界之外界。自笛卡尔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自我是确定的，不容置疑的。然而，后结构主义者却认为，这只是一种幻觉。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发现，其实现代人及其自我是被建构起来的。知识、权力、真理等都是主体被遮蔽的渊薮，也是其始终自以为是的缘由。于是，自我需要摆脱自身，摆脱权力、知识的束缚，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康德、尼采、巴塔耶都是这种思想的探路前驱，只是福柯比他们走得更加遥远。因为，福柯真正发现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域外”。不过，在福柯的眼中，这种域外必然首先是摆脱自我、超越自我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域外根植于寓意摆脱自我的反身运动中，仅成立于本身的‘自我越界’。”[15]11那么，自我越界就将带领自我越出自身，走向未知。而在那里，一切都将是可能的、新异的、未定性的。也许在这个空间中，自我将发现原初的自我——一个曾经隐匿的自我；然而，它又是一种虚空、一种不确定的明晰。那么，这种空间就是所谓的“外部”。即是说，“这个以不在场在场的空无，就是域外。……就是异托邦。”[15]49
    当这种“异托邦”成为思想的主导，福柯就惊异地发现，其实世界可以如此不同。所以，当福柯阅读了马拉美、萨德、阿尔托和雷蒙·鲁塞尔等人的作品之后，他发现世界不同了。因为，这些冒险者将语言拆解、梳理和重组，从而将文学带到了无限的可能性之中。福柯认为，“我们站在长久以来都未被觉察的深渊边：语言的存在随着主体的消失而自为地出现。”[7]30这就是说，语言唤醒了自我的生存。这样，语言本身就是他者，就是世界本身。然而，即便如此，布朗肖依然并不满意。他说：“词语将存在者给予我，但却是将被剥夺了其存在的存在者给予我，将丧失了其存在之后所残剩下来的东西给予我。”[16]在他看来，词语(语言)并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流弊，不能将真正的存在还给我们自身。或者说，语言只能是权宜之计——而外界永远遥远。然而，毕竟还有希望，毕竟还有一种“激情”。那么，布朗肖最终也认为外部是一种力量，一种“作品的缺席”。它将对抗理性、同一性和二元论，而这正是福柯所要说的。其实，福柯也看到了这种外界的“力”和“无力”。也就是说，福柯给予了外界以无限的期待，但他也并没有将其变成新的尺规。这正如德勒兹所言，解辖域化是一种运动，它会生成一种新的界域；然而，它也会再一次解域和再结域。
    同时，外界也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即是说，“外界不能作为积极的在场呈现自己——不能作为被自己存在的确定性所内在地点亮的事物——而仅仅是作为缺场尽可能地远离自己，退缩进缺场制造的符号中，从而将其引向缺场，好像接触到缺场是有可能的。”[7]34所以，外界只能是一种思想运动，一种意识空间。虽然自我向界外的运动未见得一定可以真正实现自由或超越；然而，它却是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它是一种思想的可能性。用福柯的观点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思想中的“域外”或“异托邦”。事实上，无论是尼采、巴塔耶，还是布朗肖、福柯或德勒兹，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渴望穿越界限，走向“外部”。福柯说：“尼采代表了外层的界限。……对我来说，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斯基是逃离哲学的途径。”[2]91-92不唯如此，福柯更希望经由此径，通往更遥远的“不可见”之域。或者说，外边的思想并非仅仅归属于布朗肖，它更是应该属于福柯的。当然，德勒兹更是这种思想的另外一位著名的代表。⑥
    三、主体的解构
    在其名著《词与物》中，福柯认为“人”是刚刚才被建构出来的；然而这个“人”却又即将消亡。在该书的结尾，福柯甚至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7]这句振聋发聩的话使我们不由得蓦然惊醒——基于福柯，这却并非是其故作惊人之语的表现。因为在他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与实在(即词与物)是同一的；而在古典时期，二者断裂。在这两个时期中，“人”没有地位，也不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只是到了现代时期“人”才开始出现。福柯认为，现代时期的“有机结构”建构了主体。即是说，是知识、权力和真理建构了主体。然而，一个隐匿的危害就掩藏在其中：“现代知识—权力通过主体对现代个体进行奴役，并且这种奴役以真理、科学和理性的面貌出现，从而掩盖了主体被奴役的真相。”[18]185那么，主体的真相就不能被发掘，而它也并不能被解放并获得自由。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人是对秩序和整齐划一无比热爱的人，也是被秩序、齐一化所束缚的人。”[18]149或者说，笛卡尔的幽灵始终盘亘在我们的头脑中。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走向了虚空。然而，现在这个孤独的“人”也即将不在了。这既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喜剧。因为，“‘人之死’包含着‘人去死吧’的欢呼和期待。”[18]185这就是说，因为需要自由，所以要解放主体。那么，“人之死”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福柯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人”的“必死性”；当然，他也看到了自我建构的可能性。于是，福柯在其晚期著作中着力于“关心自我”，建构自我。他从古希腊和斯多葛派那里寻求到了资源，并且他试图以一种“生存美学”来建构新型的“自我”。然而，早期福柯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和决心，他至多只是想逃离当下、逃脱主体的束缚。换句话说，早期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思想史批判来隔绝主体；通过对自我向域外的伸展来获取新的生存可能性。也许，在那时，“外部”就是福柯解构主体的主要策略之一。
    于是，“外界经验”就成为了福柯“体验”中心。“文学时期”的福柯用绚丽的巴洛克式的“风格”写作——这种被德勒兹称为“褶子”的写作，既是福柯那时的语言风格，也是其思想本身。换句话说，福柯的思想在那时就是一种“褶子”。这个“褶子”既向域外、也向域内伸展。甚至可以说，那时的福柯其实就是一个文学家——一个布朗肖式的作家。这一类作家将自身和写作本身变成一种“皱褶”，从而不断越界，但也不断折向自我。于是，福柯从这些实践操作中获得了一种“外部经验”，也获得了一种关于“外部”的“体验”。布朗肖曾经说：“艺术家，即卡夫卡愿意成为的那种人，关注着自己的艺术并寻求艺术的本源，这‘诗人’正是这样的人，对于他来说甚至连一个世界也不存在，因为对于他只有外部，只有永恒外部的流淌。”[11]71那么，马拉美、里尔克也显然是如此。然而，海德格尔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他要发现“存在”，而这“存在”并非“存在者”。即是说，这种本真的“存在”只能由诗人来守护。所以，海德格尔发现了荷尔德林、里尔克。他认为，“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因此，诗人就能在世界黑暗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者。”[19]如果说布朗肖是通过奔向“外部”来寻求存在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就是通过折向自身、折向内在来寻觅存在的。为此，海德格尔甚至引用了《杜伊诺哀歌》中的名句。在那里，里尔克写道：过剩的此在，源于我内心。
    可以说，道路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布朗肖与海德格尔是这样，福柯与德勒兹也是如此。他们实际上都是要解构主体，或者建构自我，即都是要还主体以真实和自由。于是，德勒兹也就从尼采那里发现了一种“力”，一种“生成之力”。然而，这种“力”却关涉到“外部”。那么，在德勒兹眼中，“力总是涉及‘外’，力总是与其他力的关系，力总要去那外部。‘最远的’与‘最近的’连接，就是力之连接的例子。由于总是连接别的东西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力活跃在另一空间，即福柯所谓‘异托邦’或‘外部空间’，那里连接起‘没有关系’的关系，‘没有场所’的场所，历史就是这样生成的。”[20]于是，德勒兹的“外部”也就是一种“力”的场所，一种“生成”的场所——甚至它就是“生成”本身。去“生成”就意味着创造、自由，当然它也就必然是一种“异质”。巴塔耶曾经疯狂迷恋和书写“异质”，而他所谓异质，其实就是“用令人震惊的方式宣扬醉、梦和本能的迷狂力量，以此来反对功利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命令，目的是为了打破常规的感觉模式和经验模式”。[3]248-249那么，问题也就清楚了。福柯与他们所做的实际是同样一件事情，只是手法迥异。福柯向“外部”进发，希望以“外界”的思想和力量来解构主体。所以，福柯说：“一旦把内在性从自身中引诱出来，一种外界就会清空这个内在性通常隐退的地方，并剥夺内在性退隐的可能性。”[7]41那么，语言和文学就是这种“引诱”的手段。
    不过，福柯再一次强调了这种“外界”的不可限定性。他说：“如果语言急于迎接的是起源纯粹的外界，那么，这外界绝不会凝聚成可穿透的、静止的确定性；死亡的外界会永久地重新开始，尽管它会被语言基本的遗忘带向光明，但死亡的外界绝不会设置一个界限让真理在此定形。”[7]45即是说，语言可以带领自我走向外界——正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然而，它并非是要生成一个确定的界限；或者说，它要不断地越界、却没有终点。语言本身就是存在之澄明，一种本真的语言会使自我走向界外，但并不必然走向终点和界限。事实上，它既不愿意这样做，也不需要这样做。可以说，对于福柯而言，语言和文学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反—话语”。福柯甚至认为，“语言本身就是目的：‘书’凭本身的资格就可以成为‘体验’。文学现在表达着一种‘说话的思想’：它是一种‘思想着的语言’。”[5]178换句话说，语言和文学在福柯眼中是一种非主题化、非理性化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就是“外部之力”，它必然对抗和解构着主体。或许，文学和语言具有一种布朗肖所谓的“争议”的力量。如此一来，对于福柯和布朗肖来说，“文学这种争议的能力是来自它的非论述性。在这种非论述性的语言里，语言指涉世界的功能被悬搁，而在这过程中被揭示的，是‘语言之存在’：语言向我们展示它的物质性和它的不及物性，显示它并非仅是将我们引领到观念或者世界本身的过渡。”[8]27即是说，并非观念、理性不重要；而是说，文学做了更为重要的事情。它将主体从束缚中解放，让那些不可见的事物显现；从而也让自我重新绽开……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坚持说：“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2]19
    那么，主体必然就是灰暗的；而长久以来，主体也确实声名狼藉。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拉康、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等人都给予主体以连续不断的打击。然而，与德里达彻底的解构和后现代游戏不同的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主体解构之旅凭借的是“域外”之思。同时，后期福柯还建构了主体；而德勒兹的建构主义虽然目的不在于建构一个主体，但他在事实上也早已为其埋下伏笔。尤其是，基于“外部的思想”，福柯发现了一种类似德勒兹“逃逸线”的“主体化之线”。为此，德勒兹解释道：“福柯发现了主体化之线。……主体化之线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逃离线，它逃离了先前的线，也逃离了自身。”[21]那么，一种新的自我和主体即将生成。然而，这些都是凭借着“域外”之力才得以实现的。即是说，福柯不断地用“外边的思想”冲击旧有的主体。可以说，福柯用“外边的思想”对于主体的持续解构活动，就像德里达评价列维纳斯时所说的那样，“它在一种惊涛拍岸式的无限坚持中展开：总是用同一排浪向同一道岸的折回与复归，然每一次都是无限的概括、更新与丰富。”[22]因而，对于福柯来说，“域外”就是最为关键的力量；“外边的思想”就是解构主体的力量。只是，这种力量总是很遥远：“力量总是来自域外，来自比所有外在形式更遥远的域外。”[23]128即是说，“域外”并不可定型，也没有界限。德勒兹认为，“域外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界限，而是一种蠕动运动(即建构域内的皱褶与皱褶作用)的动态活化物质：域内不是有别于域外之物，而正是域外之域内。”[23]100换句话说，无论是对于福柯、还是德勒兹，域外其实是一种思想运动，一种“皱褶”。这种“皱褶”将会使主体的真相逐渐被揭穿，从而也使自我获致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事实上，这种“域外”或“外界”，对于福柯而言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极端的和被压制的历史场所——它是一种“非思”之境。在福柯的视野中，疯癫、医院、监狱、工厂、兵营、学校等实际都是布满权力和规训的这种“域外”。只是，这些“非理性”境域往往不仅为人所忽视，也为人所不齿。可以说，历史对于福柯而言，实际上都是“间断的”、权力和规训的历史。那么，主体在其间逐渐被隐匿；而那些所谓的“非理性”之人、“不正常的人”，也都将被压制、放逐或规训……然而，在福柯看来，这些人实际上正是解构主体的一种新鲜的力量；或者说，他们代表了一种“域外之力”。此外，“不只是历史，福柯对文学或绘画的分析都只不过是为了再次召唤这种域外的未知力量以寻觅摆脱自我及自我转型的可能。”[15]37事实上，不仅如此，文学更是福柯探索“外边的思想”的关键路径。这就是说，福柯的文学探索，实际上更是一种“域外”之眼、一种主体解构的重要策略、一种自我建构的方式。那么由空间开始，福柯到达了外部；而从外部的“体验”开始，福柯形成了“外边的思想”——而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福柯解构主体的路径和方式。
    注释：
    ①这里主要是指《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也包括稍晚的《规训与惩罚》(1975)。不过，这主要是按照内容和主题的相近性来归并的，而不完全以时间为限。
    ②事实上，“异质”这一思想，最早提出者应该是法国思想家和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不过，巴塔耶的“异质”观念不同于福柯——它涉及“神圣”意义及其体验。此外，作为福柯的精神导师之一，巴塔耶的“越界”思想曾经给福柯带来无限的向往和迷恋。作为尼采主义者，福柯自己曾经说，他是通过阅读巴塔耶而阅读尼采的。由此可见，巴塔耶曾经对福柯影响极大。
    ③所谓“异托邦”，其实就是“异质空间”的不同译名。
    ④为此，福柯曾经写下《何谓作者？》(1969)这篇著名的文章。而且他还曾戏谑地说过，要出版抹去作者名字的作品，让人们自己评说。他甚至还曾说过，“是什么人写作，有什么重要？”
    ⑤这种“外界思想”，或者说“在外边思考”，据说源自于古希腊5-6世纪的神秘主义作家伪-狄奥尼修斯。不过，福柯的“在外边思考”可能首先是受到了萨德与荷尔德林的影响；其次是巴塔耶、尼采；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影响来自于布朗肖(可参见高宣扬的《福柯的生存美学》一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及以下)。
    ⑥因为论题所限，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论述。不过，德勒兹继承尼采、布朗肖和福柯的“外界思想”，从一种建构主义的角度倡导一种所谓“游牧思想”。这种思想其实既是对尼采思想的概括，也是他自己哲学或思想的表达。事实上，仅就表层而言，德勒兹所有的哲学术语都表明了他向外界越出的努力，比如“块茎”、“无器官身体”、“游牧”、“生成”、“机器”等，都是如此。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安全机制、空间与环境[C]//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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