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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方式碎片化与写作场域日常化，当下文学创作在“祛魅”的同时，已陷入私人化、零碎化、世俗化的困境，一些作家在回避时代的担当，在逃避价值的守望，或匍匐于日常生活的表面，或将人物从时代中抠像而出，于是一些多余人、边缘人层出不穷。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曾发出这样的诘问：“为何旧时代的文学家们能够建立起那种类似天主教教堂一样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问世？”——这也是对我们中国作家的当头棒喝。那么，我们能否承继史传传统，走出文学创作的困境呢？ 史传传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从《左传》《史记》到唐传奇、宋话本，历史上大量纪传体著作滋养并形成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谱系。这个根基性的文学传统或可从“史观”与“传记”两个层面去观照，其中“史观”是指史传精神，“传记”是指叙事传统。基于此，我对当下文学创作承继史传传统有四点困惑： 一是宏观叙事与日常叙事。从“史观”建构来看，传统史传著作都努力在历史的语境中，建构一种历史观，以“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或以史存道。而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穿越玄幻等类型小说，往往有着对历史庸俗化的理解、对英雄史观的解构、对历史意义的戏讽，从而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同时，当下时代不再具有戏剧性的结构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是“日常”的，这种“日常”往往意味着微小的、琐碎的，甚至无意义的。那么，当下文学要承继史传传统，该如何处理好生活碎片化与历史总体感，在价值取向上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有没有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小叙事”的必要和可能？ 二是实录精神与虚构表达。史传传统注重“实录”精神，表现为中国人重史尚实的传统、“史贵于文”的观念。传统史传文学具有补正史之阙、“记正史之未备”的功用，因而也就应该遵循“实录”创作原则。虽然它在“去史传化”的发展进程中渐渐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但仍以写实为主，想象与虚构是颇为拘谨的，即便有实有虚,也采取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叙事策略。那么，史传“实录”是否是作者基于自身对历史的解读，有着“不可靠叙事”的可能？虚构性是不是小说的本质？当下文学创作在承继史传传统时，该如何处理好写实与虚构的关系？“非虚构”的热潮是否就是对其合理的回应？ 三是英雄史诗与底层写作。从史传传统的“立传”来看，《史记》之“世家”、“列传”皆记帝王诸侯政绩、录勋贵大臣兴亡，叙刺客壮士事迹，“传主”都是一些左右王朝的重要人物或民间英雄。唐传奇虽然摆脱了史传独立出来，但继承了六朝志怪传统，多传述奇人异事。而时至现当代，鲁迅的《阿Q正传》则为地位卑微的无名小人物立传，在表现内容上对旧史传进行了反拨。那么，当下的文学创作应该为谁立传？如何为小人物、普通人立传？ 四是当代写作与传统叙事。从史传传统的“叙事”来看，这种“叙事”包括体裁、故事、人物、情节、结构、叙述视角等元素，如传统史传作品往往以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构成作品的中心，强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叙述等等，具有中国式的审美经验。有人认为，当代小说与“西方”颇有渊源，而与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长期处于断裂状态。那么，当下的文学创作该如何在现代语境下，接续史传传统的叙事资源？ 面对以上困惑，我的点滴思考是：当下文学承继史传传统的关键是，处理好个人化与大时代的关系。密苏里大学心理学家劳拉·金认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应该与历史意义有关。这就是说，当下作家应追求“史诗性”，即便从个人经验出发，书写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也应用历史的眼光去实现历史“连贯性”的总体意义。所谓“文学的真实”，就是在生活逻辑和文学伦理之间、在文学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达成内在的对应关系，并非流于表象的“非虚构”。以人文关怀、平民情怀，摒弃英雄史观，还原百姓生活，为小人物立传，会让文学更为幽深广阔。而对史传叙事手法的扬弃、择取、借鉴，会使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更具中国气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