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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近五年散文所达到的深度、厚度和高度，这是一种靠细节、博爱、智慧与美感铸造而成的。如莫言的《讲故事的人》以两件事刻画母亲：一是母亲曾无缘无故挨打，莫言长大后撞见那人，欲上前报仇，被母亲拉住并劝慰道：“儿啊，打我那个人，与这位老人，现在已不是一个人了。”二是乞丐上门讨饭，莫言用半碗红薯打发他，在看到主人吃饺子时，乞丐愤怒指责莫言没良心。因贫困年代一家人每年只能吃几次饺子，且每人只有一碗，所以莫言忍不住让乞丐滚蛋。没想到母亲将自己的半碗饺子倒进老乞丐碗里，并训斥了儿子。这样，一个草木一样卑微的母亲一下子高大起来。 郭文斌近几年写了《大山行孝记》《根是花朵的吉祥如意》《大年，引领我们回归生命本质》《文学的祝福性》等散文，将文化、博爱、祝福写满生命的时空，真正让散文回归本体，成为浸染灵魂的从容叙事。 还有彭学明的《守卫土地》和彭程的《远处的墓碑》，两文都有大地情怀和生命的彻悟，是人生之道和天地之道的合奏。与以往过于悲观消极和表面化的散文书写不同，近五年散文增加了理想主义气质、有了亮色和光芒，也多了深刻性，还带了更多温暖与活力，所以给人以饱满充实、透彻、明智之感。 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上进行变革，也是近五年散文的一大亮点。以往的散文往往固守“文学是人学”的观念，这样就造成了忽略天地万物尤其是人的自大狂的怪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写人的散文远多于写物，即使写物也多离不开“人”的视角，所以“物”就自然而然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这就从整体上损害了天地、人、物的关系结构图式，也使文学观念与人的观念产生倾斜。近年来，我们倡导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于“人道”与“天道”、人与物关系的辩证理解，也看到了不少成果。 以创作为例，王月鹏的《断桥》既突破了“人”的价值观，也超越了“桥”的功能，而是赋予关于“断桥”的哲思。杜怀超的新作《苍耳》是集中写植物的，但它却赋予了植物更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价值意义，是有天地之道存矣，亦是诗意的歌唱。作者写道：“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在这些光亮里存活。”当写到水烛这种植物，作者将之视为“照彻苍茫的生灵者”，并坚信“万物有灵。当我们弯下身子，你是否发现事物都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的隐语？”“一种植物，一旦有了执著，就有了高度。在民间，人们对万物的理解总是隐藏着许多神圣和巫性。”“解读大地上的每一株植物，走进植物的每一个内心城堡，或许我们会得到生命葱绿的密码。”这不仅仅是诗性的语言，更是对于“人是万物主宰”观念的超越，是一种获得天地大道的觉醒。 还有散文创作方法的创新，这在李敬泽的《鹦鹉》、肖达的《途经秘密》中有突出表现。前者不断转换视点、人物、方法，读其文如进入多棱镜和万花筒；后者仿佛带你进入迷宫，在千回百转中得到清明的形而上哲思。如肖达写道：“原来硬得如石头一样的心，也可以渐渐化开，直到汪成一捧清水。”“时间在故事里延续，空间在故事里拓展，故事在故事里继续。挺好的。” 当然，目前的散文创作对于大文化散文有点矫枉过正，变革的力度还不够。今后应在关注现实、时代的前提下，更多思考如何以散文形式反映中国乃至世界巨变下的困惑及其出路，并突破碎片化与形式化的写作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