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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兼“观身”的主体人文关怀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与其说是“诗言志”，不如说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由此所开创的诗性文化传统，是诗词写作与吟诵传习的历史整合体，是诗歌乐舞与礼乐教化的历史整合体，其内涵既可以覆盖从村塾到庙堂的多维社会生活，又可以包容政治典礼、宗族祭祀、文化教育等社会活动，而其历史形态的现代传承创新，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当代课题。由中国诗学“开山纲领”所驱动的礼乐刑政一体化“教化之道”，塑造了以士大夫文人为主体的诗性主体精神，呈现出“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合二为一的总体志趣，无论是郭熙《林泉高致》所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还是辛弃疾《贺新郎》词所谓“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性情中人”的人格魅力，一言以蔽之，即苏轼诗所言“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在这里，道家“安用礼乐”的自然性情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性情规范，异质同构，相互发明，前者的理论合理性和后者的历史必要性相生相融。正是在思想理论与历史实践的合力塑造下，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表征出特有的主体人文关怀，不仅追求绝无矫饰的性情自然之美，而且讲求忘却“私我”而充满人间情怀的超越意识。换言之，“阅世走人间”的深刻体验，与“观身卧云岭”的超然物外，看似相互疏离，实则相互补充，共同赋予文学主体以双重的人文关怀精神，那就是讽喻现实主义批评精神以及同时存在的对此讽喻传统的自觉调整。缘此而传承下来的诗性精神，最终可高度凝练为《礼记·经解》中的一句话“温柔敦厚而不愚”。 今天的我们，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重构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时刻，如何在“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深度阐释中讲求“性情之真”，又如何在文学写作和文学评论实践中展现如此性情，是事关“灵魂塑造”的时代大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