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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族墓志文学的研究。“家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无疑是新著最具开拓性的理论创新。这一概念由文学家族而出却以文学为旨归，将家族的文学研究概括和提升到新的理论层面。该书以家族墓志为对象，研究了丰富多彩的家族墓志文学，如文学家自撰墓志，家人或族人所撰墓志，包括墓主的兄弟、堂兄弟、子、侄、孙、外甥、女婿所撰墓志，父亲为子女所撰墓志，叔父为侄儿所撰墓志，合祔墓志、鸳鸯墓志，以及丈夫为妻子所撰墓志，妻子为丈夫所撰墓志等，阐释了这些家族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家人、族人情感及家族文化、家族精神等。 第二，文学家族世系的梳理。该书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先后梳理出韦氏逍遥公房、韦氏小逍遥公房、韦氏郧公房、河东薛氏、西祖薛氏、薛贻矩族系、杨汉公家族、杨嗣复家族、杨收世系、杜佑杜牧族系、王之涣家族、王勃家族、王维家族、唐代清河崔氏家族南祖房世系表、博陵崔沔家族、崔元略家族等诸多文学家族的世系表。补史传、《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之不足，家族成员的传承体系更趋清晰完整，为家族文学的研究铺垫了坚实基础。 第三，家族文学人物的梳理及其文学成就的考察。通过新出墓志建构以文学世家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体系，是文学研究需要开拓的重要方面，该书在这方面的价值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该书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重要文学家族的文学人物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详细考察了这些人物的仕宦、科举、交游、文学成就等。这些家族文学人物的梳理为学界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家族文学人物体系，而对他们文学成就的考察也让家族文学图景更加清晰和细致。此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对传世文献中佚失的文学人物及其作品的挖掘。如崔融文学世家的崔君实、崔悬解、崔悬黎、崔谷神、崔释、崔至等。新的文学人物及其作品的挖掘不仅丰富了文学家族成员，而且做到了以新材料为基础不断地补充和重构原有文学图景这一文学史家责无旁贷之任务。 第四，文学家族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研究。家族人物文学个性的形成往往与家族的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等密切相关，而对家族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考察也反过来为认识家族人物的文学个性提供了深厚的家族背景。家族教育方面，主要研究了继母教子与寡母教孤的士族母教。而家风、学术、传统等方面，则有侧重地研究了太原王氏家族的隐逸传统、隋唐之际王氏家族的儒学传承、崔氏家族的家风和文风，而薛曜和薛稷撰书碑志及其书画与文学的考察则体现出薛氏家族的书法特长。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这些家族人物的文学特性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其中包括王之涣、王勃、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 第五，家族婚姻、科举以及家族与党争关系的研究。这几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唐代家族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及影响。士族婚姻重阀阅，唐人墓志在墓主婚姻情况的叙述上往往不惜笔墨，婚姻是维系家风和家族地位的重要方式。除了论述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之间的联姻，该书还研究了汾阴薛氏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的情况，弘农杨氏家族与诗人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联姻的情况，以及杜佑以妾为妻等问题，共性中又体现出不同地域家族、家族不同阶段乃至家族不同人物的个性，广阔全面而又丰富饱满。唐代选官科举代替门阀，一些名门望族凭借积淀已久的文化优势在科举制度中大显身手，完成了从“门阀士族”到“科举家族”的转变。该书对崔氏进士登第及知贡举者的情况以及弘农杨氏登第及知贡举者的情况等都有着详尽论述，体现出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社会优势。唐代家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望族兴衰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屡的关系，关于家族与政治的研究，该书着重论述了弘农杨氏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并进而推展到对中晚唐文学生态的考察。 此外，该书在利用新出墓志来补充和阐释经典作家和重要问题等方面也做了精彩的考论，如“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释证以及杜甫咏书家和书法作品的释证等。 总而言之，该书是一部资料丰富、辨析细致、精审严谨的专著，体现出作者严谨的学风与文风。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该书更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启迪：随着新出墓志与相关石刻文献的不断丰富，“家族文学”的研究空间会进一步扩大，如果将相关的家族文学活动以及家人书信、家人赠答唱和诗、家人祭奠文等其他文体纳入考察范围，或许能让“家族文学”这一概念更具理论普遍性和学术影响力。以新出石刻史料为依据，进一步将唐代历史与唐代文学史进行融合研究，能够多元化地拓展学术研究视野。 （作者系浙江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