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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一场“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几位国外翻译家毫不留情地用“太差了”、“沙漠”、“怪怪的”等词语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书籍在西方的处境，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罗季奥诺夫很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惨状”：与政治经济的热相比，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不能说是冷的，但至少是凉的。”罗季奥诺夫介绍，“翻译逆差明显，达到了20倍，俄罗斯的80后和90后根本就不知道当代中国文学是什么，他们只了解西方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这一翻译情况令与会者大感意外。 前不久，青年翻译家孙仲旭英年早逝，抑郁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翻译工作者的生存困境和由此造成的翻译人才短缺、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也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翻译者靠稿费无法谋生，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摆渡人”，很多翻译工作者因稿费低廉常常只能兼职，随着一批优秀翻译家相继去世，人们担心中国将走入一个“粗糙翻译”时代。 目前，国内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约为120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53%，约为64万人。虽说，基本上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外语学院，每年从外语院校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很多，但是质量一直不是很高。一方面，优质生源缺乏是造成我国翻译界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最优秀的外语人才一般不会选择外语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会中途转到财经管理类等专业去。另一方面，年轻人不愿当专职译者，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国内评价体系不认可翻译成果的原因。 如今翻译界情况很不乐观，有量无质。老一辈的翻译家年事已高，无法继续从事翻译，而年轻人多半不愿意投身稿酬颇低的文学翻译，从而选择报酬丰厚的商务翻译，这更让翻译行业刮起一阵浮躁风气。像傅雷、方平、草婴等老一辈翻译家都把翻译工作作为终身事业去做，他们翻译的作品都有很高水准，但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年轻译者，似乎更愿意将翻译工作商业化，很少有年轻译者为追求翻译质量，逐字逐词去反复推敲。他们更致力于追求效率，译文粗糙现象严重。而一旦缺失职业精神，译者是绝不可能造就经典之作的。 翻译作品质量粗糙是令中国翻译界倍感头疼的一个问题。近十年来，一些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大量组织重译外国文学作品，而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拼凑他人译作的抄袭现象。翻译作品质量粗糙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译者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只讲薪酬，对翻译工作敷衍了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版社要求译者在短时间内将作品翻译完，使得译者只能拼命“赶工期”。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越来越短，一些出版社留给译者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月，文学的严肃性正被商业利益取代。 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家赵景深在翻译契柯夫的小说《凡卡》时，因不了解原文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将“银河”（MilkyWay）按字面意思错译为“牛奶路”，结果闹出了个大笑话，鲁迅先生还专门撰文挖苦了赵景深，从此“牛奶路”便成为错译的代名词。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在当下文学作品翻译中，类似错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着花样儿层出不穷——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文学翻译在质量上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译者水平不足，读者对译者不信任，稿费过低，人才稀缺，出版环境混乱等诸多现象叠加在一起，互为因果，所以各种“牛奶路”才在书中频繁出现。翻译外语作品不仅考验译者的外语专业水平，而且对译者的美学素养也提出很大要求。 但凡读过老一辈翻译者的译本，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译文既忠于原著，又有特别的文风，总能让人惊赏于译者的词汇、承合与狡黠，而现在很多译作粗制滥作，让人不忍卒读，这加剧了翻译图书市场的恶性循环。提高译者的收入，留住翻译界的优秀人才，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面对译者的低收入，出版方似乎也很无奈。这是因为翻译是整个出版链条中的一环，译著利润受市场左右，一本译著的出版，需要支付购买版权、印刷、发行等成本，而译著发行量往往很低，加上图书利润越来越微薄，译者稿酬很难有上升空间。要告别翻译“粗糙时代”，需要从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创新学术评价机制入手，目前，政府除对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译名著”给予一定支持外，对其他译著的引进与翻译，没有任何扶助政策。因此，从国家层面出发，政府应对一些优秀翻译作品予以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倾斜。另一方面，对目前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有必要在学术评价体系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如果国内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能将学术译著评价分值等同于学术原创，在各类学术评奖中予以承认，将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优秀人才留在翻译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